知识人，缘何成“卧底”？

一

寓真长达十多万字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年第二期）及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将黄苗子等“著名文化人”的“政治告密”行状，公之于世，一时众声喧哗。

余音未寂，章诒和又发长文《卧底》（见《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再揭当年政治监视与政治告密真相，这一回，做“卧底”角色的是另一著名文化人——冯亦代：“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章家乃名门，章诒和父亲章伯钧（1895-1969），为“著名民主人士”，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成为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位居全国“右派”之首（1980年“右派”摘帽时，未予平反）。冯亦代与章伯钧妻子共事于民盟北京市委，57年他也身遭劫难，被划“右派分子”；章妻见其可怜，主动邀请“有空来家坐坐”，并说“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章家邀冯，冯应邀而往，此后即成章家常客，吃饭，饮酒，品茗有点心，炎夏供汽水，似贵宾，更像一家人。章、冯交往，大约起初都不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悯相惜，而章家上下均料想不到：他们好生相待的“冯二哥”，上门不久竟成落脚门庭内的“卧底”！

冯氏“卧底” 生涯起于1958年，终结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约二十年之久，他过着“双重生活”，暗中监视的重点当然是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方便时也兼及罗隆基、费孝通、钱锺书等，其间也有黄苗子——此公私底监视、暗里告发聂绀弩，绝想不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监视网络之发达，严密得一无遗漏，即此可见一斑。

简约而论，冯氏“卧底”工作特点有二：一是组织性强。他与“某部”人士（“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 单线联络，以“家里”称呼，请示、汇报，章法谨严，也接受“家里”给的“一些费用”，而“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二是主动性强。他视“卧底”工作为自己积极改造过程，为提高“专业能力”，曾用心阅读《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断》、《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着意研究“卧底业务”。

“卧底”的“双重生活”精神压力非比寻常，冯氏日记里常有自勉，如：“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有时也有动摇，内心矛盾重重，以致“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直到1978年，畸形“革命政治”终结，冯氏才结束其“卧底”任务。

二

一直以来，呈示在我心目中的冯亦代，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的美国文学译著译文——比如海明威作品的中译本，曾经为我倾心捧读，是我文学经验的有机构成因素；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主编《读书》杂志，展露着理想主义时代思想的激情与灵性，而他本人则像一位趣味高雅、举止优雅的当代绅士。

这是生命晚年的冯亦代了。他做“卧底”的秘密想来一直压在心头，如石累坠，而我相信在“说”与“不说”之间、“坦言”与“沉默”之间、“自忏”与“掩瞒”之间，他一定有过焦灼思量、反复权衡，辗转反侧，欲罢不能。2000年，他将自己日记交付出版，定名《悔余日录》；过五年，撒手人寰，享年92岁。

冯亦代公布当年“卧底”真相，乃是其生命最后的自我救赎，这使他的人格品位，与那些至今尚无意或不屑做自我揭示的当年的监视者与告密者相比，到底有一层不同境界。冯氏选择2000年出版日记、自我暴露，包含着不想将历史包袱带入新世纪去的意愿，是他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历史作一份最终交代，他不愿将今生的心灵重负，带入别一世界，也留一份“革命政治”年代的个案资料，给后人作研析与警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卧底”冯亦代的身份就是“政治特务”。“革命政治”先是把他打成异己者，而后又“培养”他成为“政治密探”，其间既有威逼也有利诱，一切均以“革命”名义操作、完成的，“革命政治”把他“改造”成另一个人——其实是“驯服工具”，是极权时代“人的异化”的一具标本。冯氏一面在章家享用优遇、一面用心记住章伯钧言论好向“家里”报告，畸形“革命政治”虚伪与凶险本质，在其“双面人”生活中活灵毕现：作为特殊政治存在物的“家里”，经由冯氏的深潜“卧底”，时刻监测着异己分子章伯钧的个人及家庭生活，极权主义以“伪神圣”抽空了世俗生活的所有美好蕴涵，布织细密的神经网络，实施全面的政治监控，这便是它简练而有效的运作法则。

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其实不是别的，正是企图将全体法国人民组织到一个庞大的政党机器中来。……借此雅各宾俱乐部将一个党派细胞网络扩散至整个法国，它们的任务不再是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交换意见、互相指导和交流信息，而是相互监视，对成员与非成员一视同仁地检举揭发。

——这是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论革命》中，对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社会统驭的简略归纳，在我看来，也概括揭示了所有极权主义“革命政治”的操作秘密。在特殊的政治岁月里，冯亦代们被编织进政治监控的天罗地网，这是“大时代”里“小人物”身不由己的无奈窘境，就此情状而论，监视者与被监视者均是被宰制的生命，监视者的付出与回报、焦虑与窃喜、罪感与亢奋，均受制于一架庞大政治机器的运转反应，他们其实就是依附其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或者其它什么零件。

因此，从根本上说，极权主义政治的荒谬性在于：它取消个体的精神独立性与自主性，将人硬性改造成物，打造成零件，将丰富多彩的社会铸造成一架政治机器。

三

我无意为极权时代的监视者与告密者们辩护。我无意消弭他们与受害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从而取消对他们应有的道德判断。同时，我也无意将所有的监视与告密行径，抽象地归束于特定时代而不查究其间的个人责任。但我以为：单纯的道德判断终究是浅表认知，应该深究的是——形成全面政治监控与普遍政治告密的内在机理与机制，从而有效地防阻极权政治的现实再生，保证任一普通人既不会因“独立思想”而获罪、也不会成为政治监视者与政治告密者，让他（她）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

我知道这是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因为我们拥有封建极权主义的深厚文化背景，其超强的繁殖性可藉任何“现代性”旗帜而还魂。告别极权政治的初步，应该是袒露极权历史的真相；而个体恢复人的尊严，也首先应剥揭“非人”的政治面具，展示自我的真相。从这一意义上说，冯亦代晚年公开自己特殊经历，确实需要极大勇气。我不倡议全社会口诛笔伐的道德审判，因为它具有演进成“道德暴行”而背离道德初衷的凶险，同所有历史后来者一样，我想知道的是极权历史及其亲历者的真相——这是告别极权政治的起步。问题在于：自我美饰既是我们的文化积习之一，也有人因种种需要、藉种种借口为历史与人性的丑陋辩白——“欺”与“瞒”犹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遍存在。

文化场域（文化界），无疑是极权时代政治监视与告密的“多发地带”，这与它为极权政治严加防范的“敏感区”有关；而大批知识人、文化人成为监视者与告密者，在我看来，却有更深幽的文化原委。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前身是古典士大夫阶层，它虽有“为民请命”的传统，却是被建构在封建政统的体制之内，因而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现代中国脱胎于封建帝制，其社会公共领域发育不良，现代知识分子既有先天的依附性，且又缺乏养成健全独立性的后天土壤——在严酷极权政治之下，“望风披靡”即成普遍景观，“傲然独立”的也就寥寥。

但毕竟有精神独立的个体存在——比如顾准。浩劫过后，也毕竟有痛定思痛的反省者，或者最终勇于面对历史、袒露真相的人——比如冯亦代。理解历史必得以知晓历史真实为前提，而知识人建构健全的精神世界，也必得以认识自身的精神缺陷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