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十九世纪的文学故事了，它被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摩挲得有些斑驳，仿佛晾晒空里的一件旧衣裳，说起来已是老生常谈，恰似一篇经文由无数唇齿诵读之后，言者无意，听者也无心——但我还是有充足的理由，予以深究：
从1871年至1880年，大约有十年之久，莫泊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见福楼拜——其时法兰西文坛如日中天的名家。这是难得的机缘：福楼拜的父亲是莫泊桑舅舅的教父，而福楼拜本人与莫泊桑舅舅和母亲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他们遥远的孩提时代。晚辈莫泊桑显然无比珍惜自己的此份幸运，他每回恭敬地呈上自己的习作，当面聆听福楼拜的教诲。
这真的是法兰西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福楼拜对写作艺术的孜孜追求近乎苛刻，举世闻名，他的写作精雕细刻，犹如苦行僧一般倔强。“整个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在用来寻找两行句子了”——你听听他在一封给友人信上的述说，可见他遣词造句的慎严与艰难；而在长期艰辛实践中，福楼拜累积了深厚而精湛的有关写作艺术的经验体悟。出于对莫泊桑母亲家族的诚挚友情——更出于对文学艺术某种宗教般的信念，他严格而真挚地教导莫泊桑：
“当你走过一位坐在他门口的杂货商的面前，一位吸着烟斗的守门人的面前，一个马车站的面前的时候，请你给我画出这杂货商和这守门人的姿态，用形象化的手法描绘他们包藏着道德本性的身体外貌，使得我不会把他们和其他杂货商、其他守门人混同起来，还请你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50匹马是不一样的。”
“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地去观察它，以便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为了要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和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它的树、其它的火不相同的特点的时候。”
这些话语里有福楼拜的艺术精髓。师从福楼拜的十年间，莫泊桑勤学苦练，用心精进，但发表篇什寥寥无几——这当然与老师的严格要求、严厉教诲有关。1880年，莫泊桑终以《羊脂球》声震法兰西，十年磨剑，一夜成名，此后更是蒸蒸日上，成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恩师却在他成名之年溘然长逝——福楼拜仿佛功德圆满，衣钵传人后，尽可放心归去。
二
这一对师徒传承的文坛旧事，向来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阐述者累千成万，评说却几乎千篇一律，主旨大多聚焦于：作家艺术观察力的养成与艺术表现力的锤炼。这样的认知自然是种合理阐释，但在我看来，它仅止于事实与意义的浅表。在传授莫泊桑文学技艺的同时，福楼拜也熏育着他严肃而谨严的文学书写态度，犹如教徒一般虔诚的敬业与献身精神；我以为：这是高于一切文学技艺的文学信念——此层蕴涵，却鲜有论及。
成就十九世纪文学伟大价值的因素，显然是多元的；而在其间，某种普遍操持的“庄严的文学信念”，则是强劲有力的深层前提，它是庄重的创作精神与严肃的写作态度的内在支撑。所谓“庄严的文学信念”，简略而言，即是将文学视做某种“庄严之物”，其内在体验是文学书写者对自身文学实践的尊严感与自重意识，外在表现则是文学实践的严谨作风与审慎操作。
正是心底视文学为“庄严之物”，福楼拜竟耗费两个整天的时间“寻找两行句子”，还要求莫泊桑“只用一句话”就写出一匹马与其它五十匹马的区别。自然，可引的例证不惟有福楼拜师徒，比如还有俄罗斯巨匠托尔斯泰，他绞尽脑汁为《安娜·卡列尼娜》书写一个满意开头，数十次反复修改最终定稿：“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开头之一，广为论家引证，奉作经典开篇。而托翁的前辈、俄罗斯一代“文坛盟主”果戈理，其《死魂灵》第二部自家不满，也难孚众望，他索性将手稿付之一炬，宁把心血抛洒、不留次品存世——对自己的残酷，正映照出他对文学的敬仰与尊重。
那些十九世纪的大师们，他们巍峨如山的文学成就，以及出类拔萃的文学技艺，由艰辛修炼而成，他们经年累月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坚韧毅力，其力量源泉就有“庄严的文学信念”。一直以来，我对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怀抱深深的敬意，其实是对一种伟大文学信念的深切眷恋。
诚然，视文学为“庄严之物”的，远不止于十九世纪的那些欧洲大师。你在一切杰出文学家身上、以及在他们的文字里，均能发见对 文学本身的庄严感。比如，曹雪芹著述《红楼梦》，“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真是用心血来写书，书未写完，心血已尽，小说似乎注定无法完成。日后有无法统计的一代代“学者”，借着这部未完成之作成为“教授”、“名流”，升迁，晋级，立项，领奖，活得滋润而风光，他们是否都还记着曹雪芹的困顿与苦难？是否还能感受他穷愁潦倒中执著书写的那份心血与庄严？我实非要求所有的“红学”专家，或者所有喜爱《红楼梦》的读者，在当代社会生活背景里，均去着意“复制”曹雪芹一般的困窘与艰辛；我意欲强调的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信念”，它存活于曹雪芹的笔端，并且成就了一部未完成的中国经典。
三
我曾经在某档电视访谈节目中，听老画家黄永玉谈沈从文；当被问及沈氏小说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老人手持烟斗，眼光蓦然放亮，脱口而出两字——“讲究！”这是所有关于沈从文艺术的评说中，最为别致的概括，在我看来也是最为精当的领悟与表述：“讲究”，不惟是技艺的细磨推敲、精益求精，更为深邃的是，它内里秉持着某种艺术耐心和艺术品位，抱持着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庄严敬重——此间弥漫着一种神圣情感，我相信这才是沈从文艺术的奥秘与真谛所在。
今天，时光刻刻流转把我们带进了二十一世纪，那些故去的大师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他们的事迹沉默在记忆的书册里。今天，我们是否还拥有他们曾经秉持的那一份“庄严的文学信念”？那种文学信念，是否就是某种古典的遗响，而不具有现代性品格与当下价值？在这个价值渐趋多元的时代，人们从事文学创作等文学实践活动的原委与理由，千差万别；任何个人均无权力要求他人的文学实践，必须遵从某种外在的律令。文学实践，必得实践者的精神自由，方有可能获得文学的独创性；以某种“神圣”的召唤宰制艺术精神自由，我们曾经有过惨烈的经历。但我必得在此强调的是：对文学本身的庄重信念，应该是文学实践者艺术精神的内核。
因此，我不以为“庄严的文学信念”是一种过时意识；事实上，它是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人类文学的普遍内在特质。而在当代中国享乐主义风行的文化处境中，在当代中国文学体制化、时尚化倾向愈演愈烈的背景里，追溯“庄严的文学信念”的传统，就不惟是一次优雅的怀旧，更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深切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