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还是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吗？

当代中国文学写作者的精神身份究竟是什么？作家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吗？这是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的一种内在困惑与疑题。

我接连阅读两个文本：一本书册名为《知识分子二十讲》，是西方有关“知识分子”经典论述的文集，一篇文稿是《关于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讨论》，刊于本年度《钟山》杂志第三期，是数位高校学者就作家精神姿态等话题的对话。我对它们的关注，其实是为当代中国作家（文学写作者）精神身份的暧昧性所牵引。

《知识分子二十讲》开首之篇，即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名文——《我控诉》。隔了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我依旧能强烈感受到左拉奋笔疾书时的满腔义愤。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诬下狱，引发全社会的强烈不满，知识界领袖左拉拍案而起，上书总统，以正义与人权的名义控告制造冤案的法国军方——“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

《我控诉》被论界普遍认为是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它标志着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左拉奋身而出的“控诉”，恰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经典实例，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身份特质，在左拉这一个体形象身上，光耀夺目。“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这是《我控诉》结尾处的一句，当然可以视为左拉对自身抗议行为的终极性概括，而在我看来，它实际也是左拉全部文学活动的精神本质，表现出一名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在他那里，作家的社会职分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是同一的。

相较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西方现代作家的知识分子气质，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进行文学活动的中国作家，其精神身份呈现出复杂构成。这当然与二十世纪中国剧烈而繁复的社会变动密切关联，以“启蒙”、“救亡”、“革命”、“改革”为标号的社会运动与社会追求，事实上深刻影响了中国作家的社会身份及其精神气质。

“五四”时代的中国作家，其现实批判与文化批判的文学倾向，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与理想追求。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勃兴及四十年代其在延安的“定型”，则将参与其间的所有作家定位于“革命”的“大机器”上，成为一颗颗“螺丝钉”而不再是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1949年在改朝换代的天翻地覆中，作家被整合进庞大而严密的“无产阶级政权”体制内，领用国家薪俸，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处于“被改造”境地——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对象，被取消了存在的理由。进入“新时期”，市场化不断拓展犹如浪涛滚滚，当今中国的文学写作者，有的寄身于国家体制内，有的存活于市场环境中，还有活跃在广阔的电子网络空间里——他们的书写动机与书写动力各各不一，精神姿态呈现不同的风貌。

身处大学校园的人文学者，他们对当代作家精神身份与精神取向的关切，使我联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化浪潮初显汹涌之时，知识界骤然而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在我看来，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思想联结，它们共同表现着当代中国的某种文化焦虑：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在当代中国及当代中国文学中，是否还有其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

在消费主义与功利主义风靡的社会背景，提醒人们注意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方面实际内含着对世俗时潮的警觉、乃至抵牾与否定，另一方面也委婉传达出对“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及其文学品格的缅怀。我对真正知识分子的超越精神与社会良知，怀抱由衷敬意。但我愿意提醒的是：价值的多元趋向恰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历史追求，“在禁锢得像罐头一样严密”的民族历史背景下，价值立场的日渐多元化选择，是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品格、思想自由理念一致无二的；我们没有权力在推崇“知识分子写作”的同时，贬斥它种自由写作、甚或取消他人独立思考的权利，从而形成“知识分子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