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

一

邵建先生将自己这部著作命名为：《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个名称看似平常，在我看来，其实却是有深蕴寄予内里：

其一，所谓“知识分子”，是些有独立的思想品性、坚执的精神操守，并且具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切热情和理性判断力的人们。他们当然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但与一般“专业人士”不同，他们更表现出一种人世关怀与现实关注的品格，其行其言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担当，所以他们常被誉为“社会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自然尚为稀有，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场域内，充斥着谨小慎微的“专业人士”，他们被整合为庞大的“知识阶层”——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上世纪初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士大夫阶级”的历史躯壳中艰难降生，胡适与鲁迅则是其间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大建树，更对“中国问题”表现出忧心焦虑与深邃思索，因而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品格。我想，邵建先生在书册题名中，即点明其论说对象的“知识分子”属性，实际隐含着某种当下性召唤：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何在？

其二，“胡适”、“鲁迅”，以“与”并置而列，在并行比较的学术实践中，作者强调其学术基点的中立性，表达着公正评说历史人物的主体追求。公元1949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或许它还延续至今，胡适一直是大陆文化语境里一个负面的存在物与被“批判”对象，而在所有“批判的武器”中，鲁迅犀利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通常是最有效的利器。对于鲁、胡当年的文坛论战，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理解“定见”，直接为鲁迅的观念牵制，而更深的主宰性因素则是——20世纪中国曾经愈演愈烈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其登峰造极处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法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论说，其实那时我们压根儿就寻不见他的文本，它们长期被“屏蔽”在历史的“背阴处”，在专制极权的政治操弄下，当年平等交锋的鲁、胡双方，后者一方（胡）被取消了同等话语权，历史的对话就此被“虚构”成“一边倒”的“大批判”——这是被扭曲的一段历史。邵建先生将论说对象鲁、胡并置的中立态度，显然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思虑；而因为长久以来，胡适及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文化处境，邵建的评说也显见“矫枉”的叙述意图。

二

就更阔大的文化视界而言，“胡适”与“鲁迅”，这两个私人符号，其实早已成为两个文化符码，标志着20世纪中国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他们当初同属《新青年》知识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年月，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践行着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与社会道义；其后，两人走向不同的文化“路径”，邵建概括：“五四两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个从启蒙理性遥遥奔赴苏俄社会主义，一个依启蒙理性力践英美自由主义”——前者是鲁迅，后者则是胡适。

我并不认为晚年鲁迅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用“奔赴苏俄社会主义”归纳晚年鲁迅精神世界，在我看来并不精确，它显然没有充分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在现代中国，鲁迅特立独行，无法归类，他自己因此而孤独、绝望，其思考自有深刻老辣处，也无可避免存有缺陷与不足。他青年时就认同拜伦等“魔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以后也自认心内有“鬼气”——其实是一种颠覆的力量与冲动，这使他与20世纪的“革命”发生了某种精神共鸣，但鲁迅又始终对“革命”抱持怀疑与警惕，且不相信一切有关未来“黄金世界”的构想与许诺。不断有人指责鲁迅“偏狭”、“好报复”、“一个都不宽恕”——就事论事，其间某些评说也不无道理，但设若就文化历史意义论，鲁迅的怀疑精神对一个因专制悠久而奴性深厚的族群，却是建构现代个体精神的有效资源。

如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孤独“战士”，胡适则像一位“绅士”。我们曾经在某种意识形态语境中，将“绅士”作贬义解读，并将胡适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但真正的绅士自有教养与操守，且坦荡而磊落。胡适，这个老中国的文化传人，身受欧风美雨滋育，意欲在数千年专制土壤上栽种民主政体的树林，其体制改良与制度设计用心良苦——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与主张，但他不断碰壁的一生“实验”，也是现代中国的一份珍贵遗产。

三

在我看来，“解放思想”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最富成果的精神收获，直到如今我们犹然受用其惠赠。在次第“开禁”的视界中，历史也逐渐还原其本真面目，比如今天，我们有可能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声音与论说，而在鲁、胡当年的历史“对话”中，超越一面之词的牵制，于“两面之词”间发见历史深处的真相。兼听则明——不幸我们却正如鲁迅当日所言，生活在“瞒”和“骗”的境地中。

其实，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位代表，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长久被歪曲、误解：就在胡适被妖魔化的年月里，鲁迅被推上文化“神坛”——这是特定政治对历史人物的肆意拨弄，无论鲁、胡均被极权政治用作演戏的道具。这实在与他们自己无关，鲁迅早已作古，胡适也远离大陆——退一步说：即便身在现场，又能怎样？对于自家身败名裂他定然也无能为力，弄不好还得头破血流，甚至被“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掉”。

无论如何，能够将胡适与鲁迅并置研究，毕竟已是历史的进步。我无疑消弭这两位“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界限与思想差异，但在我意识里，他们是现代中国的两份丰厚遗产；并且，我还得补充强调的是：且不要盲从任何的“定见”，在鲁、胡之间简单而草率地作孰是孰非的选择与判断，先静心好好倾听他们的论说，认真读读他们的文本，而后再自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