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陌生人”：她是谁？

获奖的“陌生人”：她是谁？

那位名叫“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的德国女性，她是谁？她从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一长串名单中脱颖而出，获取桂冠——那份名单包括美国作家罗思和欧茨、以色列作家奥兹、秘鲁作家略萨等等业已享誉全球的名字，他们多年以来一直是诺奖的“热门”人选，其已然取得的非凡文学成就、以及由此赢得的崇高文学声誉，合构成某种深切的“众望”。但这一次，如同先前许多回一样，“众望无归”，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把荣誉和奖励授予一位“陌生人”。

有人说：诺奖评委们又一次“忽悠”读者。这说法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真实直感。饶有意思的是——“忽悠”，这个中国本土的地方性语汇，被巧妙活用在跨文化批评的实践个例中；在我看来，这样的“语汇迁用”，表达着无法把持生活与世界的幽深喟叹。

也有人把赫塔·穆勒获奖，喻为一场“华丽的游戏”：人们通常总以为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称“王”，但游戏的结局常常出人意料，一个普通的“J”在一副牌局里成为最后的赢家，结果取决于某种隐秘的游戏规则。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视作“游戏”，或许有其道理，但说法未免过于玄虚化，而最可置疑的是：你凭什么断定谁是“‘K’以上的角色”、谁又是“一个普通的‘J’”？你带着某种先入之见的预设，并且你的先入之见分明招摇着“文学等级制”与“作家等级观”的破旧旗幡，而一旦最终结果粉碎了你的期待，你即悻悻然，半是揶揄半是尴尬，阴阳怪气说这不过是“一场华丽的游戏”——你怎不反省自己先入之见的预设，本就夹带着隐秘的偏见！

也有人直击评审委员会连续数年把奖项授予欧洲作家，是地道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回，这样的“愤怒抗议”不是来自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而是来自欧洲的兄弟与盟友——美国的广大媒体。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觉得自己与此奖项的荣耀隔得实在太久长了——它最近一次获此殊荣在1993年，获奖人为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十六年间总是失之交臂，这个当代“巨无霸”或许自觉有伤脸面，恼羞之下口出怨言——心情自可理解，况且这些年来罗思、欧茨等美国名家一直是“热门”人选，望穿秋水却总是花落人家，某些“老美”有点情绪也属正常。但凭什么你“老美”就非得隔点时间就得一回奖？从来就没得过此奖的国度有的就是——比如我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堂堂中华！你十六年没得就气恼、猴急，我从来未得你说我该如何骂娘、造反？其实，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诺奖评审委员会早有耳闻，且不回避，其常任秘书长彼得·恩格伦德就曾公开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寻找欧洲人得奖是个问题，但我们的确有这个倾向。欧洲人比较容易对欧洲或以欧洲传统为基础所写的文学有深刻体会。这才是诺贝尔文学奖真正的问题所在。”话说得很坦率，也在理。

就世界文坛而言，赫塔·穆勒确实是个“陌生人”。即便在西方，她也算不上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比如，她的书迄今仅有四本被译成英文——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得知她获奖后，她所在国的权威媒体德新社在有关评论中也坦陈：在结果宣布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赫塔·穆勒的文学造诣足以获得诺贝尔奖。

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就是把奖项授予她——一位世界文坛的“陌生人”！那些睿智而学富的评委，我相信他们作出决定前定然考量了候选人当下的文学影响力，我相信他们当然不会忽略赫塔·穆勒尚为寂寞的文学声名——但他们还是把奖项授予她！我在这种坚执得几近固执的举止中，感受到某种坚定不移的专业自信，它不为任何外界的、非自身的因素所动——对比当下中国形形式式文艺评奖的“内幕”与“丑闻”，这种专业自信与专业独断，真的万难而可贵！

“被剥夺者”：“我怕故我写”

赫塔·穆勒，1953年8月出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罗马尼亚族家庭，其父“二战”时曾在德国党卫军服役，母亲战后因受牵连曾被关进劳改营。大学时代，赫塔·穆勒研读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其间加入“巴纳特行动组”，这是一群德裔罗马尼亚人组织的文学团体，以追求创作自由为宗旨。大学毕业后，穆勒进工厂当德语资料译员，1970年代，因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被开除出厂，在托儿所当阿姨，业余兼做德语家教谋生。1982年，赫塔·穆勒的短篇小说集《最低点》经层层严审、大幅删改后，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其原稿经人偷带出国，两年后在西德付印。1984年，赫塔·穆勒在罗马尼亚出版第二本小说集《压抑的探戈》，表现其家乡德裔村民中狂热的法西斯心理，因此受到批判；与此同时《最低点》在西德大获好评，赫塔·穆勒受邀前往参加全球闻名的法兰克福书展，并公开发表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言论——此举直接导致她的作品在罗马尼亚被禁止发表。1986年，赫塔·穆勒在柏林出版小说《人是世上大傻瓜》，描写一个德裔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一心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历程；次年（1987年），与同为作家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一起移民西德。此后，赫塔·穆勒见世的作品尚有：《独脚旅行记》（1989年）、《曾几何时，狐狸就是猎人》（1992年）、《心兽》（1994年，其英译本《风中绿李》1998年荣获都柏林文学奖）、《今天我宁愿不见自己》（1998年）、《呼吸钟摆》（2009年）等。

她“以诗歌的洗练与散文的晓畅，呈现了被剥夺者的处境。”（“wh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给赫塔·穆勒的授奖理由。其间，核心的关键词显然是“被剥夺者”——“the dispossessed”（新华社“第一时间”的报道译作“失业者”，贻笑天下！）。

“被剥夺者”，一种苍凉的生命存在，这个语汇被写入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表征着某种文学书写的特殊质地与品格。而在我看来，其间更深的蕴涵与意味是：一无所有的“被剥夺者”，他们的“处境被文学“呈现”，文学成为他们灵魂的最后一堵墙——绝无仅有的依傍；赫塔·穆勒，正是用文字砌墙，供所有“被剥夺者”、包括她自己背靠的一个人。

赫塔·穆勒的文学书写，带着对齐奥塞斯库极权时代的沉痛记忆。作为一位“前东欧”作家，她的文学世界的建构，与现代专制政治之间具有某种深切的内在关联。当极权统治把所有人分作少数的“管教”和绝大多数的“被管教者”两类，赫塔·穆勒属于后者，并且是其中的“不服从管教者”。“不服从”，更要“剥夺”干净——这是极权政治的“绝对逻辑”，于是我们看到赫塔·穆勒的作品在齐奥塞斯库的   罗马尼亚被禁止出版，这是“剥夺”个人言论自由的无数极权举止里的一桩。当“剥夺”行为被政治合法化甚至神圣化并因而日常化，“被剥夺者”便成为普遍的存在物。

“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赫塔·穆勒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诗名译作汉语，叫《我怕故我写》。“我怕故我写“，内心的恐惧成为她文学书写的理由、或者说动力，文学成为她应对“被剥夺”的“处境”的唯一依傍。“家/就是我行走的路途/在没有上帝和天使护卫的行程中/我就靠天边外的一片彩云活着/我不能不把它画下来/挂在床头/挂在梦的银钩上”——我想见赫塔·穆勒背倚她“画下来”的那片“彩云”，同时感受到她忧伤似夜，她的目光在黑暗里闪烁。

尖锐的忧伤，与固执的梦想，对峙，交融——赫塔·穆勒的文学质地使我肃然起敬，她的文学世界以虚构艺术的样态，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匡正与救赎意欲。

那些刺穿表皮深入骨髓的描述

你可以以某种理由给于赫塔·穆勒某种奖项——就象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所做的那样。当然，你也可以出于某种能够明言或难以言说的原因，对赫塔·穆勒的获奖提出你的意见与看法。价值多元与观念对话，是走向比较健全社会的路径与前提，对思想的硬性规制与强求统合，也是“剥夺”的一种形态。

我不能否认诺奖授予从罗马尼亚迁居德国（其时为“西德”）的赫塔·穆勒，此间或许存有某种隐密的政治考量——正如我也不能断言此间一定存在某种政治意图一样。我无意作任何“无据推测”，因为它极易被“先入之见的预设”宰制，从而陷入虚妄的判断却不自知，甚或以谬见为真理，并以真理自居走向意识形态霸权。同时，我们还应该警觉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奖项与授奖的兴意，常常淹没了对受奖人——尤其是淹没了对其创作与文本的应有关注。我们更多注意的，其实是奖项的荣誉光环，在当代商业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内心偏执于把受奖人仅仅当作“职场成功人士”一类视待。

在我看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2009年授奖决定，其最值称道处，在于：它提醒世人一种实有价值的作家及其文学质地的存在——这是我们先前所忽略的，她寂寞而倔强地存活着，砌一堵文学之墙，抵抗“剥夺”成性的政治。她在西方世界并非主流，而在东方世界，比如在汉语的大地上，更是知者寥寥。

有媒体报道赫塔·穆勒在汉语世界被译介的情况：1999年台湾翻译出版《风中绿李》；2001年大陆《译林》杂志第6期推出《黑色的大轴》中译本；2003年《世界文学》第5期翻译发表其短篇《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其实，更早的译介在1990年代初，有据可证——

1992年第1期《世界文学》辟有“德国作家赫·穆勒作品小辑”（赫·穆勒即现译赫塔·穆勒），发表其两个短篇中译本《乡村纪事》（俞宙明译）、《地下的梦》（李贻琼译）。“小辑”的编者在前言中介绍了1991年10月23日至25日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与《世界文学》合作举办“赫尔塔·穆勒作品翻译竞赛研讨会”。而在之前，1991年初，翻译竞赛工作即已展开，由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阿克曼先生提出选题，李健吾等四名评委“忙碌了大半年，从75篇参赛稿中选出了10篇，又从10位青年译者中评出四名获奖者”，“小辑”就是本次赛事的成果展。“小辑”附有张佩芬所撰评论《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小辑”中还插入“现代作家小传”栏目，发表署名劳人的作家简略介绍《赫尔塔·穆勒》。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世界文学》编辑部组织此项赛事及“德国作家赫·穆勒作品小辑”的刊发，或许是汉语世界对这位女作家的最早翻译介绍。我藏有1992年第1期《世界文学》——这不能证明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它不过是一份偶然的幸运而已，我对于“赫尔塔·穆勒”了无记忆与印象，我甚至不记得这两个短篇当初是否读过。我以某种“补救”的歉愧“返读”17年前这本旧杂志——它的封面及所有纸叶均已在时光里老去，我在读《地下的梦》时，惊讶于如下的文字——

你外公第一夜睡在我身边时，穿过院子的黑暗，我听见他的马儿在呼吸，外婆说。它们和他有一样的呼吸。一匹白鼻孔的马探进他的衬衣，钻到他胸里，战战兢兢地。我的手害怕他的身体。我把辫子围脖子绕了三圈儿，像蛇环着我的皮肤，我把发梢搁在耳后，对它说，蛇啊，找一根血管，喝吧，我的血是清醒的，即便天光破晓，你也不会睡着的。

——“我的手害怕他的身体”，“我的血是清醒的”，这样的描述刺穿表皮深入骨髓，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