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饰的尊严与当代文学“顽症”

一

谷川毅先生是著名日本翻译家，名古屋经济大学教授，1994年创办《火锅子》杂志，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艺术，时至今日，该杂志已成世界华语文学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艺杂志之一。从2004年7月起，《火锅子》已刊载莫言、阎连科、苏童、于坚、迟子建、铁凝、贾平凹等多位中国作家、诗人的作品。

作为主编的谷川毅，近日发表他自己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见。论及当代中国文学的不足时，他认为“中国作家的姿态不是向外，而是向内，换言之，他们关注世界的姿态不是敞开的，而是封闭的”。谷川毅举要例证有二：

其一，“有些作家在作品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对故事结尾的处理总让人感觉作家自身未把故事彻底消化就为一部作品画上了句号。或者作家自身没有把它放进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没有从外凝视作家自身”。

其二，“有‘文革’生存经验的一代作家，不少都在创作着以下放时代为题材的作品。现在再看这些作品，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他们追求反思和寻根的‘文革’题材的作品相比，好像发生了变化，强烈地感到他们对‘文革’产生着怀旧情绪”。

谷川毅将这种“‘文革’怀旧”，归因于“这些作家在当下经济至上主义的残酷社会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种怀旧感可以说反映了在那个时代寻求自己存在感的心情”，他认为：“回忆不是坏事，但只是回忆那个时代会产生一种放心状态。尽管故事也很有趣，如果只是停留在回忆的层面上，作品就会缺乏深度。”

二

在岁末年初时候，听听谷川毅的批评意见，别有意味。我们早已习惯了形形式式的“年终总结”与“年终评比”，它们业已构成我们生活与体制的日常景观，且形成“成绩主流”与“问题为次”的固定程式，于是所有的“总结”与“评比”实际操弄为“自我表扬”与“自我褒奖”。年内中国文坛，就有“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之自我陶醉；在我看来，这不是某一个人（比如王蒙先生）的偶然的自我感觉，却反映着当代中国文学“从业人员”整体的自我感觉——而这，更是一种可怕的普遍心态。

谷川毅的看法自然是一种“外来意见”，也无须就以此为准，更无须以此为“刀戟”挥舞砍杀——但你得倾听所有的意见，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沉醉在“自我表扬”与“自我陶醉”的文化陋习里，再由此而走向沉溺。与多年来另一种“外来意见”——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的“‘垃圾’说”比较，谷川毅的批评显见锋芒内敛、用语委婉，却也更见得理性思虑的沉重与深度。其实无论是顾彬的近乎刻薄的尖锐，还是谷川毅的理性内敛，他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意见，其批评指向均为作家的精神状态。

谷川毅论证当代中国作家“关注世界的姿态”是“封闭的”，其一是“作家自身没有把它放进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没有从外凝视作家自身”，其二是他们的故事叙述仅仅“停留在回忆的层面上”，作品因而“缺乏深度”；我以为，这两者之间自有内在逻辑关联：失却了自身内在“价值观”的支撑，文本自然“缺乏深度”——就像人缺少脊梁，皮肉自然就委顿、颓残。谷川毅称：当代中国作家没有把叙述的故事“放进自己的价值观”；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放进”，而是——当代中国作家整体说来，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观”。

缺少自身价值观的文学叙述，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弊病。

三

所谓作家“自己的价值观”，即是作家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独特见解与看法，并且，这种独特见解与看法可能有某种外向“习得”的成分，但根本而言是作家对世界与生活切身感知的结果——因此，它是作家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的贫乏，是当代中国作家的普遍“心病”，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顽症”。

一个有“心病”与“顽症”的人，依靠“自我表扬”与“自我陶醉”，维持虚假的尊严——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整体的镜中之像。

“国民性的劣根性”，是鲁迅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国人的基本认知，其文学叙述由此而得着深邃的精神批判特质。“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凝聚着他对美好人性的痴迷执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于华丽中体味到刺入骨髓的苍凉，多少“张迷”学她声色灵动的叙述与文字，终究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只因为没有她“末世贵族”的悲剧体验——苍凉的生命体验，学，是学不来的。

因此，当代中国文学不应操弄“总结”、“评比”之类笨拙的体制性手段，依仗“自我表扬”与“自我陶醉”，自欺欺人地维持伪饰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观”，才是当代中国作家主体追求的精神指要，也是当代中国文学获得文化尊严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