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文化逻辑

一

假期里一段日子内，我每天夜晚七点半准时坐到沙发上，收看远在东北的某个省台卫视频道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红日》——你知道，这是根据已故著名军旅作家吴强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其实，这部电视连续剧早就面世，并且，在大约一年半前，我在本省的卫视频道断断续续收看过十多集。我发现这个假期里，在大陆中国的区界范围内，同时播放这部连续剧的，至少还有三家省台的卫视频道，而且，均安排在“黄金时间”里，并且，第二天白昼还有一遍重播——你当然能够以“热播”这个字眼来形容此番情景。

我在心间的地图上触摸这三个省份，它们分别处于中国版图的东北、东南和西南，我就想像起一轮“红日”照耀东南西北的辉煌景象。我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东北那家省台卫视频道播完《红日》的隔天夜晚，它以游动字幕的方式告知——因“广大观众”的要求，《红日》继续重播一遍，而且，还是在原先的“黄金时间”里。

我相信收看《红日》的观众，大多如我一般已经不再年轻。他们或者对小说《红日》存有某种温暖的阅读记忆——你知道，阅读或者观赏也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怀旧，就像某些我们旧时把玩的物件，它们隔开一段光阴回到我们手头，我们总会生出或多或少的亲切感。或者，连续剧《红日》的观众对剧作叙述的历史保有某种兴致，那很可能与他们的教育背景与成长体验有关。总之，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安安静静坐在沙发或者凳椅上，身心投入到一部由过去的小说文本改编的、叙说更为过去的事件的电视连续剧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兴趣。

二

检视自己对电视连续剧《红日》的兴趣，我以为它既与我青少年时代小说阅读的经验有关，也与我成长期所受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暧昧相通。当然，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所谓“专业人员”，我对它的关注事实上还另有一层内情：我欲借此考量“革命历史”是如何为文艺“叙述”的？

毋庸置疑，1959年面世的小说《红日》，属于“红色经典”的文学范畴。如今被人们视为“红色经典”的文本，比如《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青春之歌》（杨沫）、《红岩》（罗广斌、杨溢言）等，它们大多诞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具体而言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爆发——文学史家多称之为：“十七年文学”时期。个中原委其实并不复杂深奥：新政权也要叙述自身的历史，借助美学形式阐说自身的合法性，文学叙述被征用，以验证某种政治逻辑。

惟其如此，“红色经典”多取材于真实的革命历史——当然，是特定的“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它们的主题表现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主要人物多是“革命英雄”，他们的故事张扬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文本体现出“旧世界必定灭亡、新中国必将到来”的政治逻辑。诚然，“道路是曲折的”，正如《红日》开篇从涟水之败叙述起，一撤再撤、一退再退，之后方有孟良崮大捷，从失败走向胜利与新的、更大的胜利——正应着“前途是光明的”结论。你从中可以见出：“红色经典”的“革命历史”叙述，表达着“革命的意识形态”。

三

假如我们忠实于自身的阅读和观赏体验、并且无畏地坦诚表达的话，我相信这种感受肯定不是我个人独有：倒是那些非“宏大叙事”的情节线索与故事片断，在“红色经典”及其衍生的影视片中，或者更能唤起我们的情感共鸣。

比如《红日》中沈振新与黎青的恋情，它是“革命历史”的主流叙事中一条配置的副线，但因人物个性差异等因素而生出的碰撞与冲突、火烈与缠绵，却给读者与观众更深长的体味与沉浸。比如《林海雪原》，在“剿匪斗争”的革命叙事主线上，也牵拉出一条爱情线索，犹如坚硬树干上生出一根翠绿的浪漫枝条，“白茹的心”将一位少女的情窦表现得摇曳多姿、月色撩人。而设若我们将论说的话题适度放大，被我们普遍视为“国际红色经典”代表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数年前我们也将它改编、制作成了电视连续剧，其间保尔与冬妮娅的初恋，在“苏维埃革命”叙事之外，呈示出人世间的另一种美好。

在我看来，“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中爱情叙述的本源，在于人类人性的美丽光华，其文学传统则在“五四”，它是“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遗响。当然，不惟是爱情叙述，你还可以在“红色经典”中感受到其他非主流叙述要素，比如乡土叙述，你能够在《创业史》（柳青）、《红旗谱》（梁斌）中品味到中国北方大地的宽厚与沉雄、民风的淳朴与壮伟——此处有民间性的悠远传统在闪烁不已。只是：无论是爱情叙述，还是乡土叙述，在“红色经典”文本中，均为主流“革命叙述”硬性规约，接受它的训导——这是“红色经典”的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