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副刊版，一整版就是章诒和的一篇长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作者叙述这样开头：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章诒和文中有关史实材料，大多来自《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年第二期所刊《聂绀弩刑事档案》，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我从网络下载，全文十多万字，读毕，已是凌晨二时许，天地绝寂，独坐孤室，错愕之中，但觉心头悬石，万般沉重。
“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那些人士多是社会名流、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之中也曾有受难史，日后成为他们“光荣的伤疤”，其间也有我素来敬仰的人物，敬仰他们的当然还远不只我一个——请原谅，我真不情愿说出他们的鼎鼎大名！
二
聂绀弩1957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划“右派”，被发配北大荒劳改，1960年冬被遣返北京，1962年被摘帽；1967年1月被捕，罪名为“现行反革命”，1974年被判“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被释——我连用诸多“被动句式”，实因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其卑微的生命完全处于被宰制状态，犹如网中鱼，随时可以捉拿上来。
聂“现行反革命”罪证主要有二：一是其日常言论，一是其旧体诗作，“第一条是言论之罪，第二条是写诗之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判决书”，举其主要“罪状”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看来，聂的言论和诗作至多为文人牢骚，其间不免偏激处，但多有真知灼见，显示着一位知识人在极权年代的富有睿智的洞察力。
比如，他说：
毛主席和鲁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鲁不如毛，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估价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国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义思想，毛不如鲁，鲁迅平日很强调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是颇有识力的看法，后来我们不是在政治生活中力纠晚年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吗？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年头，指陈“伟大领袖”的欠缺是需要勇气的，聂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人生代价。
再如，1965年10月11日晚在与“友人”谈话中，聂说：
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内政问题，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一切弱点，你这个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人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那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好处在哪里呢……
——话很尖锐，却很在理。后来我们在痛定思痛的反思中，终于悟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
但在极权时代，因言获罪是普遍的社会境况。极权政治不允许有任何异端思想，不允许任何对自身的提问、质疑和非议的存在，它只要跋扈的帮凶、应和的奴才，或者顺从的苟活者，偏偏还有人私底大发“异议”、大放厥词——比如：“这个姓聂的王八蛋！”
三
“至少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监视者与告密者均为他身边的“好友至交”，他们提供的材料货真价实，铁证如山。聂氏每有诗作，乐意示友，也是文人“习气”，好得欣赏，喜有知音。他未料友人只是“二传手”，他的大作源源不断上交到“专政机关”；旧体诗不大好懂，则有传送的文化人好友“着意”翻成白话，转译之间就上纲上线了，有了“极其恶毒”的蕴涵。
朋友之间诗作赠阅，或聚会海聊言辞，均为私密事项，但极权时代是没有私人空间的，极权政治追求“透明社会”，“权力的眼睛”烛照所有壁角，监控网络无处不在。好友对聂绀弩的告发有两种情形，一是自身也被控制，检举、揭发实属被逼、无奈，另一类却是主动告密、积极表现；极权政治滋育着无数的告密者，他们是极权统治的神经末梢，嗅觉灵敏，触角敏感。
从终极意义上说，告密者也是悲剧人物。极权时代的悲剧一面表现为政治迫害，一面表现为人性扭曲与人的异化。问题在于，当历史恢复了理性与理智后，却没有一个告密者忏悔——哪怕是真心道声谦！那些曾经告密的知识人，他们也以受难者的感人姿态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赚得敬仰——他们就这样掩饰着自己曾经的卑劣。
其实，还有比这种无声掩饰更无耻的回对——“我不忏悔！”
聂绀弩后来肯定知道出卖自己的人，在一封书信里他说：“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这显见是有所指的。但平反后他“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足见他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只是，临终时，他说：“我很苦。”——这是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我很苦。”在天地绝寂的深夜，我听见他说。
相关链接：聂绀弩（1903年-1986年），作家，诗人，学者。1903年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城，高小毕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1927年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年回国；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至1946年先后任《文化战士》、《新民报》等报纸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帽子；1967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1974年被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撤消原判，宣告无罪，并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和党籍；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著有散文集《婵娟》、《沉吟》等，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等，诗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论文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