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葫芦起了瓢——台湾、西藏与奥运（三）

达富尔离北京实在太远，而西藏却是近在眼前。如果说达富尔事件对北京奥运只是个小小的冲击波的话，那西藏事件对奥运的影响就是不可忽视的。从媒体最近的报道来看，先后有多国的元首已经决定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奥运作为一个全人类最大的体育盛会，其实质影响，往往是政治大于体育的，所谓的奥运非政治化，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话。有西方媒体将北京奥运比作36年的柏林奥运，自然让中共感到很痛。笔者在这里无意把中共和希特勒做任何的对比，这种对比明显是对中共的一种不公平，但是，从宣扬国力，宣示大国地位这个角度上来说，两者的动机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杯葛奥运显然是不可取的，自80年以后，国际奥委会对抵制奥运加大了惩戒，而且就中国目前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来说，和冷战时的苏联完全是不同的角色，中国政府是世界政治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对立者，世界各国没有任何理由采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中国。但是，在目前一系列情势下，要西方各国对北京奥运会不作任何表示，既不符合他们的政治标准和道德规范，也会被理解成对中共的一种纵容，因此，将奥运和政治彻底脱钩，不为中国政府背书，便成了一个最佳的选择。

具体的做法在笔者看来很简单，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还是会于2008年8月8日这一神圣的时刻，在北京的鸟巢里济济一堂，但是，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元首，可以缺席这一盛会，当然不出席的理由可以是五花八门的，“没有计划”，“没有先例”，“伤风感冒”，“奔丧喝喜酒”，“怕坐飞机”，“宠物生病”等等等等，也可以学学俺们的外交部，来个“无可奉告”。中共一再宣称不应当把奥运政治化，因此西方各国元首的缺席，将不代表奥运精神受到了任何的损害。奥运是全球运动员的一次盛会，而不应当成为政治家的舞台，当然也不应当成为某个政权的舞台和工具。

附件：达赖给全球华人的呼吁书：

今天我首先向全球华人同胞，尤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汉藏同胞们，表示真诚、友好的问候！同时，针对近期在西藏发生的事件，以及相关的汉藏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我的想法，并以我个人的身份对大家做出一些呼吁： 这次在西藏发生的不幸事件造成许多人员的死亡是极其不幸的，得知其中有少数汉人也丧生。为此，我感到万分的同情和悲伤。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死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进行做法祈祷。 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同时也表明了通过和谈寻求实现和解的紧迫性。为了扭转目前这一情势继续恶化的局势，我已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为实现和平与稳定而共同配合的意愿。

在这里，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者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相反地，我时常为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获得解决而进行努力。正如我多次阐明的那样，我关注的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延续与保护的问题。做为一个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我保证，我的愿望是真诚的，我的动机是诚恳的！

今天我要呼吁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你们对我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够运用智慧与藏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和谈。为了促使国内实现稳定与和谐，避免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时，采用编造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方式，其可能引发的难于预测的后果，乃至给未来的民族冲突埋下祸根等现象。对此，我感到万分的焦虑。例如，为了在我和汉族同胞之间制造矛盾，中国政府不顾我一直支持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事实，居然宣称我在破坏北京举办奥运会。然而，有部分汉族有识之士和学者对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未来民族关系难于逆转的恶果等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令人鼓舞

藏汉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毗邻而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我们之间曾有过联姻的亲密，也有过战争的硝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早于西藏，因此，汉族被藏人视为兄长而受尊敬，在海外，与我有过接触的汉人，包括从大陆来的朝圣者大都了解这一点。这一切鼓舞着我，并使我相信这将有助于藏汉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西藏也未能例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就进入西藏，最终于1951年5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尤其是我在1954年、55年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认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并成为朋友。特别是在很多问题上得到毛主席的许多教导。并就西藏的未来得到他本人的许多承诺。由于受到这些承诺的鼓舞，加上受当时大部分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决心和激情的影响，我满怀期望和信心地返回了西藏。一些藏族的***领导人也抱有相同的期望。返回拉萨后，我竭尽全力地为雪域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了努力，我坚信这是实现藏汉两个民族长远共同利益的最好途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约从1956年起，西藏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和平起义，我本人也被迫流亡他国。在以后的岁月里诚如前世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份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西藏虽然有许多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遭受巨大的破坏和镇压”；从根本而言，西藏人民处于慌惧不安之中，中国政府对藏人处在疑惧与提防的状态中。即使如此，我在1960年写的祈词中祈祷：“愿愚顽群体能识取舍，共具慈爱友好之福泽”。其中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了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现在，这篇祈祷词已经成为在校学生为主的藏人每天必诵的功课。 1974年，我与噶厦，议会的正，副议长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之后，决定寻求一个藏汉共同和平发展，而不需要分裂的解决途径。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管道，但我们认为，西藏问题迟早要通过和谈得到解决，西藏留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建设方面可以受惠。因为西藏仅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但经济建设落后。 西藏高原是亚洲诸大河流的发源地，因此，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最焦虑的是如何保护以慈悲为核心之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如何保护和延续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民族特性等。因此，我们非常真诚地为整个藏民族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关于藏族等各民族的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

1979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我的代表提出：“只要不谈独立，西藏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由于我们已经对西藏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围内寻求解决有了一个明确地认识，因此，我们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后，我的代表们曾多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接触。从2002年恢复接触以后，至今虽已进行了六轮会谈，却均无实质突破。虽然如此，正如我已多次声明的那样，我要再次重申：我对中间道路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并愿继续保持接触和商谈。

今年将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盛会，我从一开始就支持给予中国主办奥运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且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日益凸显其大国的气魄，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与此同时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尊敬，必须要创造出透明、自由、法制、宽容与和谐的社会。例如因为对天安门事件没有得到合理公正的处理，致使很多汉人遭受痛苦。当前，在一些乡村，腐败的地方干部对成千上万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平民百姓的依法诉求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采取各种强制手段来压制。我对这一切的感受是基于作为人类的一员，同时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只占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2400万的百分之二十不到。

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后，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地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三月十日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

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心尽力地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增加一张照片，嘴脸很难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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