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论荀卿、商鞅
——读苏东坡论文札记之三
摘要：
苏东坡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认为荀卿“刚愎不逊”、“自许太过”、喜欢“高谈异论”，故极贬荀卿。苏东坡更是彻底否定商鞅，视之为祸首、灾星，千古罪人。桑弘羊亦然。苏东坡甚至谴责司马迁对商鞅的赞词是“闇于大道”。
关键词：
苏东坡；荀卿；商鞅；桑弘羊；司马迁
《荀卿论》（见中国书店1994年12月竖排版《苏东坡全集》下册774～775页）。
苏轼先生认为荀子“刚愎不逊”、“自许太过”、喜欢“高谈异论”。
怎么论证的呢？分两层论证。第一层，从孔子说起，先树立比较的榜样。孔子离东坡，比离我们近了一千多年，照理更易被看得清楚。司马迁《孔子世家》里的孔子，是模范教育工作者，十佳教师，给予东坡的印象，值得我们重视。东坡说，司马迁笔下的孔子，言语文章，有规有矩，循循善诱，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读来可以了解圣人为天下忧虑多么深远。茫茫然远得不知堤岸在哪里，但又不是远不可及；浩浩乎深得不知渡口在何处，但又不是深不可测。因为，孔子的话，匹夫匹妇都听得懂；孔子的行为，即使是圣人，亦未必都做得到。肯定孔子超凡入圣，比圣人更圣。东坡接着说，倘若后代同意我的分析，做圣人也就不难，至少能少犯过错。勇敢的子路，善辩的子贡，明智的冉有，这三个人，是天下难能可贵的人物。但，他们每每惹得孔子不高兴。可是，沉默的颜渊，看不出他有什么能力，好像并不与众不同，却得到孔子的满口称赞。向圣人学习，不必放在嘴上，但看他的意向也就可以了。孔夫子认为后世一定会有人背弃他的学说，一定会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也就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反对孔子，干坏事。所以，孔子说话，尽量平易正直，从不敢哗众取宠发表怪论，要害在慎重，说话不容轻易改变。
以上第一层，肯定孔子言行谨严，是学生效法的好榜样。
第二层，从李斯说起。东坡说，过去对李斯的行为，非常奇怪，想不通李斯作为荀卿的学生，为什么要烧毁老师荀卿的书，全面推翻古代圣王的法则，敌视荀卿超过了敌视仇人。现在读了荀卿的书，我才知道李斯做秦始皇的帮凶，都是受了荀卿的影响，因此不足为怪。然后，直指荀卿。荀卿也是知名度很高的教育工作者，但其做法，东坡认为极不佳。东坡说：“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
荀卿是这么一个人。不谦虚，好异端邪说，毫无顾忌地唱高调，使愚人惊叹，小人窃喜，把大家公认的贤人、君子子思、孟轲，说成是扰乱天下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倡“性恶论”。照他说来，暴君桀、纣作恶，倒符合本性，仁君尧、舜行善，倒成了虚伪。东坡由此论定，荀卿的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这是暗暗地将荀卿同孔子作了比较。
东坡再回到李斯，作如下分析。李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小人做坏事，都必有所顾忌。因此尽管夏、商灭亡，但残暴的桀、纣，还不敢、还没有灭绝先王制定的礼乐刑政，没有弄到不可考证的地步。那个李斯倒好，独能奋不顾一切地焚烧孔夫子的六经，烹灭三代诸侯，破坏周公井田。这样超越桀、纣的胡闹，他必有所恃。所恃者何？他是亲眼目睹他的老师——荀卿一个一个诋毁天下的贤人（荀子有批判地总结先秦各学派的《非十二子》），把自己的愚蠢当作正确，以为古代的先王圣人，都一钱不值，不足以取法。李斯根本不知道，荀卿只是信口开河，发泄一时之论；而荀卿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言论会造成这么大的祸殃。如果一个做父亲的，杀人报仇，那么他的儿子必定会拦路抢劫。现在既然有荀卿这样的先生，也就有李斯这样的学生。有其师，必有其徒。荀卿阐明王道，讲述礼乐，他的学生李斯却运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荀卿喜欢高谈怪异的论调。孔子、孟子从来不发怪异之论，天下也终于没有人赶上和超过他们。东坡将荀卿与孔子作比较的同时，还暗暗将李斯与颜渊、子路、子贡、冉有作了对比。
苏轼先生把李斯助秦为虐的罪责，推到荀卿身上，追诉老师的连带责任。李斯仅是荀卿众多门徒中的一员，以一个学生的不肖，来全面否定其老师，证明荀卿的不佳，似有失公允。荀卿游学齐国时的老师比较庞杂，他自己认宗儒家，比孟子小59岁，《史记》将孟子、荀子合传，可见司马迁也把他归为儒家。那荀卿的过错，该又有谁负其责呢？
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原也。”这才叫片面的深刻呢！秦政、荀学，统治了中国二千年，大盗和伪君子垄断了中国二千年。苏东坡当时除以二，减半，一千年。苏东坡对荀卿的批判，充其量也只对了一半。学说，理论，常常是装饰品，遮羞布，真正起作用的，是被掩盖起来的权力与利益。荀卿睥睨诸子百家，甚至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何“乡原”之有？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奋斗者，以其出类拔萃的理论创新，终老于兰陵。您苏轼先生不该小看他，更不该打击一大片，把钦佩荀卿的人，统统说成“愚人”和“小人”。应取的态度是，褒扬孔、孟，不贬抑荀卿。
《论商鞅》（同上257～258页）。
论的不仅是商鞅，还有桑弘羊。而在论商鞅、桑弘羊的同时，还评论了司马迁。苏轼先对司马迁兴师问罪，然后对商鞅、桑弘羊大加挞伐。
文章开头，苏轼概述《史记》对商鞅的评说：“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zuò，祭祀之肉）于孝公，诸侯毕贺。”
东坡不相信这是真的，一言加以彻底否定：“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这个判断，义正词严，几乎是咬牙切齿。什么叫“邪说诡论”？不正当、不正派的说教，欺诈性不可靠的言论。
紧接着，笔锋一转，直指司马迁而问罪焉。东坡先生说：“司马迁闇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司马迁之罪也。”
说司马迁不懂大道理，见识短浅，把游士的“邪说诡论”当作可靠的史实，写进了《史记》，东坡尽可以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司马迁把黄老学说编排在前面，把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编排在后面，排斥处士，抬高奸雄，是其罪错的“小小者”，就值得商确了！为什么不能“先黄老，后六经”？事实是不是黄老在先，六经在后？“处士”、“奸雄”如何界定？必有一番争议。更大的争议，当然是把司马迁“论商鞅，桑弘羊之功”定为“大罪”。
东坡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弘羊”。桑弘羊是汉武帝时人物，如果说“学者耻言”，也该在汉昭帝时，作为辅弼大臣，死于一场政变危机之后。“自汉以来”，包括汉朝吗？假如不包括西汉、东汉在内，犹可一说。但，“世主独甘心焉”。“世主”即时主，掌握国柄的最高统治者，却与“学者”的态度不同，他们独独地心甘情愿对商鞅、桑弘羊投了赞成票。具体表现：都表面避讳他们的名字，暗底下采用他们的方略；更有甚者，不管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却直截了当抬出这两个人来，并做出了一定政绩。
苏东坡怪罪司马迁，没有一点道理！司马迁作《史记》，对后代帝王的功罪，要负什么责任吗？无论法律的、道义的，司马迁皆无须负责。司马迁与后世帝王，没有荣辱与共的关系，就像您苏东坡与后世帝王没有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样。司马迁的功罪，与后世帝王的功罪不搭界。东坡妄责司马迁有“大罪”，不是故意诬陷，只是因偏見造成“莫须有”冤案。
不过，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看透了历代帝王，阳“儒”而阴“法”，对商鞅和桑弘羊阳讳而阴用，对孔孟之道，则一贯阳奉而阴违！这眼光，穿透历史迷雾，是犀利而独到的。
东坡说：“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的国君，修治国政刑法十年，自己谨慎努力，不被声色犬马游乐腐败，即使没有商鞅，也能富强。秦国的富强，是秦孝公‘敦本力穑’（抓根本，发展生产）的功劳，不是商鞅流血刻骨行暴政的功劳。后来人民痛恨秦王朝，就像痛恨豺狼虎豹和毒药似的，一夫起义，天下响应，秦亡国灭种，其实是商鞅造成的。”
东坡又说：“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才短识浅如斗、筲般的容器；弱智薄虑如小偷般的能力），不值一提。但是，司马迁却肯定他的成绩，说什么‘不加赋，而上用足’。还是司马光说得好：‘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
东坡吹嘘秦孝公的雄才大略，完全否定商鞅辅佐孝公实现变法强国的有效作用，说他只有罪孽，丝毫无功，不符合事实。用司马光形而上学的理由，完全否定桑弘羊的商贸经济政策对巩固中央财政的积极作用，也不符合事实。
东坡顺着这一条倾斜的思路，又用文学的笔法，丑化商鞅和桑弘羊。
他说，商、桑二人，名如蝇蛆粪秽，满天下臭不可闻，提到他们的名字，就污染了口舌，写到他们的名字，就弄脏了简牍。他们的治国方术，如果运用，国家就要灭亡，人民就要遭殃，家族就要覆没，自身就要见阎王，一联串的灾难接踵而至。但那些世主，却独独心甘情愿冒险。为什么呢？因为商、桑的一套，做起来简单便捷，所以乐意采纳。其实，尧、舜、禹、汤，才是世主的父亲、老师；谏臣、弼士，才是世主的良药、砭石；恭敬、慈俭、勤劳、忧畏，才是世主的绳墨、规约。今天，如果叫世主接近父师，亲尝药石，履践绳约，他们是不会乐意的。所以，采用商鞅、弘羊方术的人，必定先要鄙薄和嘲笑尧、舜、禹、汤，还要自诩是专让天下慑服并适合于自己的“贤主”。这就是世主们人人甘心而不能觉悟的原因。有些放纵酒色，希望延年益寿的人，仿效何晏，服用寒食散。（彥按：寒食散，也叫五石散。据说，正始名士何晏，耽情声色，身亏体虚，带头服散，容若枯槁。）那何晏是财主，服寒食散纵欲，不足为怪。按照何晏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天天有杀身灭族的危险。他死于服寒食散，算是他运气。我辈为什么单要去效法何晏呢？世界上因服寒食散，生背疽吐血而死的人，接踵不断，就像用商鞅、桑弘羊的方术，招致毁灭国家和宗族不停一样。然而，世主最终不醒悟，一味固执地相信商鞅、桑弘羊甘美、便捷的话语，完全忘记了他们蒙受的惨烈灾祸！
概言之，上述东坡的一席话，是把商鞅、桑弘羊的治国主张，比作寒食散，却大受纵情声色的帝王们的欢悦。东坡对“世主”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直至危言耸听，“世主”却依然故我，执迷不悟，令东坡徒叹奈何，不免痛心疾首，只得百般咀咒商鞅、桑弘羊两个人，以泄怨愤。东坡敢想敢说，不惮于得罪权贵。
这篇《论商鞅》，其实是商鞅、桑弘羊合论。谴责了司马迁，褒扬了司马光。明褒司马光，又暗贬王安石。一箭数雕，一石数鸟。揭露“世主”对商、桑之术，“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真可谓一针见血之确论。除此之外，对论敌的骂詈，过多于摆事实说道理。
桑弘羊力主盐铁酒类国家专卖，剥夺富商大贾对贸易市场的控制权，有无进步性，尽可评判，说他一无是处，也无妨。对商鞅亦然。商鞅之弊，在其过度、失度、无度推行反人道、反人性的严刑峻法，譬如连坐法，违情悖理，半点道理都没有，以至于商鞅作法自毙，死得极惨。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直到今天，犹应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史学评论，不以事实驳难，却给司马迁定罪，似太轻率了。如此感情用事，恐怕是苏东坡急于为政治服务，支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缘故。无怪乎王安石要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为商鞅辩护，王安石也是为自己辩护。
苏东坡与王安石，均是诗文大家，尽管早年政见不合，晚年仍然是好朋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呼唤亡灵，发表旗帜鲜明的宣言，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商鞅“惨烈”的死难，并未吓退后世的改革家。标榜改革，倘因惧怕重蹈商鞅的覆辙而裹足不前，也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读《论商鞅》，也许可以读出苏东坡为捍卫“民利”而内心不无矛盾地走着一条坎坷路的原因。轮回复活的商鞅，岂会轻饶您苏轼先生东坡居士哉？
设若东坡与沫若同时，毛主席写“《十批》不是好文章”，一定还会写“《论商》直须再商量”。因为，青年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李锐著《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51～53页），说商鞅，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从商鞅身上，获得三点认识：知执政者“具费苦心”；知我国“国民之愚”；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家几乎陷于沦亡惨境的“由来”。毛泽东评法批儒，推崇商鞅，岂能容得下东坡的商鞅论吗？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有一节“朱镕基撒泪为商鞅”：“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该书332页）想必以古衡今，令人扼腕慨叹。那么，活到今天，东坡的反法家立场，也有可能会发生一点变化的吧？
回想起东坡的“儒家守成”说，觉得很有道理。儒家主张君权制约和士人议政，该是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