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期间的“春之声圆舞曲”

    2008年对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没有想到的是，新年伊始，一场百年大雪为背景，由春运、春晚、春节组成的“春之声圆舞曲”，展现在国人的眼前，演绎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

 作为上海移民的后裔，作为出生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身上确实传统文化的痕迹较少。我对现在居住地的很多习俗了解不多，民俗意识更差，对于别人津津乐道的礼尚往来只是被动的应付，我们整个家族和联姻的几个家族同样如此。

 基于这种理念，我在春节期间写了《08年雪灾是中华春节民俗变革的契机》，此文有幸被《凤凰博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浪《文化博客》刊登。但是，从网友的回帖来看，大多数人反对春节民俗的改革，认为这样会削弱中华文明。因此，我想有必要回顾30年前春节情形，作一个新旧对比。

 1968年我是在上海祖父那里过的春节，年夜饭只有祖父、祖母，大伯和我。我的父母都在江苏工作，两个叔叔一个在江苏无锡、一个在北京工作，当时春节假期很短，经济收入又少，春节回上海过年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父母亲总会在春节期间多寄上一点钱孝敬祖父母。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没有春节联欢晚会、没有手机拜年、没有空调、连取暖器都没有。当时我们四人只有六、七个菜，喝点葡萄酒，吃点花生米。“文革十年”期间，鱼肉蛋、甚至豆制品都是凭票供应的，整个生活是一种配给制，饭店寥寥无几。伯父原来是无锡市的机关干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苏北部东台农村“劳动”，几个表哥、表姐也“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父母亲20多岁就离开上海，在北京、东北等地工作了十数年，以后又到了江苏，他们回上海与祖父母春节团聚的机会，几十年就那么几次。父母亲的同学和同事，大都如此，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探亲假四年一次。就这样，天也没有塌下来，也没有影响我父母亲对祖父母的孝敬，我的父母亲自工作以后，每月给祖父母、外婆的月供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一分钱，直到祖父母和外婆去世之后。

 特别是我的外婆，全靠母亲一人供养，所以外婆去世之后，母亲也没让我从江苏到上海去悼念。母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思想比较开放，她对我说，我们在外婆生前已经尽孝，死后的仪式从简。受家族的影响，我比较务实，对形式主义没有兴趣，有些人在父母生前不孝，父母亲死后又大办丧事、大摆排场，对此我感到恶心。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任然不赞成春节过得太奢侈，一些人来客往，互相请吃，不仅浪费钱财，而且消耗时间；即使是美欧国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国，他们的新年也没有如此热闹和繁华。

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还是一个节约型社会，我们还有许多下岗工人，贫困大学生，还有“老少边穷”地区；全球面临能源危机，近年的春运又是满负荷运转，所有这一切，不都证明了春节民俗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