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商鞅 更需要秦孝公

现在人们一提到战国时期秦国的强大和后来的统一中国，无不将其归功于商鞅变法。梁启超曾经说过：“从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的政治是中国的一大转变，最初打破贵族政治、创君主专制的是商鞅。”郭沫若先生也说过：“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结果，甚至我们妄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么夸诞的。”毛泽东更是称商鞅为中国四千余年记载中，求其利国福民伟大政治家之第一人。这些都是对商鞅变法的高度肯定。然而披阅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发现、支持、信任商鞅变法的秦孝公。

在战国七雄中，秦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当时秦被称为西戎。公元前361年，新国君秦孝公即位。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秦孝公为了寻求改革贤才，上任伊始，就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当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的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国求见孝公，得到重用。因此，秦孝公的发奋图强是商鞅变法的前提。可以说，没有秦孝公的图强图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鞅变法。

商鞅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但他并不了解秦孝公的真实意图。一见孝公，说了些“帝道”之类不实在的空话，以致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说得更多，但也是“王道”之类的大话，均不中孝公之意。三见孝公，因言及“霸道”，孝公终于感到“可与语矣”。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孝公四见商鞅，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态，也表现了他的宽容和耐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秦孝公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喜欢那种空洞无物的大道理。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秦孝公没有采取强制压迫的办法，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辩论，以理服人。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也让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说话，各自把自己要说的东西都讲出来，看看谁更有道理。直至商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反对派哑口无言，才称之为“善”，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说明，秦孝公是民主的，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也是善于统一思想的。

既用商鞅，孝公对其信任始终如一。在变法前商鞅曾要求秦孝公答应他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必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秦孝公欣然答应，并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商鞅改革之初，“百姓苦之”；商鞅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王者”，秦孝公始终没有动摇对商鞅的信任，甚至孝公在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正是因为这样的信任，才使商鞅能放开手脚推行改革。

孝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实际行动支持商鞅的改革。改革前，孝公就允诺商鞅，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新法实施以后，遭到了一些旧贵族的强烈反对，这些旧贵族暗暗串通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挑动太子驷犯法，企图打开一个缺口，破坏整个变法事业。商鞅毫不动摇，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秦孝公完全同意。考虑到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能用刑，便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新法了。

商鞅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他的成功除了符合时代潮流之外，秦孝公的鼎立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的那样，商鞅是一位时代的宠儿，生当大变革时代，又遇着信任专一的秦孝公，使他能够放手做去，收到了莫大的功名，他比起李悝、吴起来实在是更加幸运的。商鞅变法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改革需要在一线冲锋陷阵的改革家，更需要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当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