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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132)——吕太后的凶残与仁慈

思无邪 最后编辑于 2018-08-01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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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本纪第九 吕太后》,最初的感觉是迷茫。整部《史记》,本纪只有十二篇,记述了自五帝到汉孝武帝之间历代帝王的历史。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吕太后竟然站到了十二分之一,且笔墨不菲,这充分说明吕太后在历史上和太史公心目中的地位。然而通读全篇,作者却用貌似悠闲的文字,不动声色地塑造了一个残忍刻毒、权欲薰心的乱政后妃形象,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对吕太后的憎恶之情。如果就是这样倒也无妨,可文至最后,太史公却笔锋一转,给予吕后高度评价。字数不多,不妨全部照录: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太史公如此前倨后恭,使读者犹如迷雾一般,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吕后的残暴,似乎不要什么论证,仅《本纪第九 吕太后》中的记述就足以证明。一是诛功臣。“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汉高祖十一年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诛杀韩信。同年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刘邦将其废为庶人,削职流放蜀地。途中遇吕后,彭诉说无罪,吕后答应为他说情,将其带回咸阳。她见到刘邦抱怨说:“你把彭越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刘邦遂将其处死,并夷其三族。刘邦称帝八年间,吕后协助刘邦,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人彘事件。刘邦爱姬戚夫人,吕后急欲除之而后快。刘邦一死,吕后便下手了。文中记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从此惠帝每天饮酒作乐,放纵无度,不问朝政,一直患病,七年而逝。三是扶吕诛刘。刘邦死后,为建立吕氏天下,吕太后做了常理上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就是把刘邦的那些已经封王的子子孙孙们,一个一个地消灭了。前后三任刘姓赵王都死于吕后之手,便是典型做法。先是吕后最恨的赵王如意被吕后毒死,后是接任的赵王刘友被活活饿死,第三任赵王刘恢被逼自杀,乃至再想任命后来成为汉孝文帝的刘恒时,他坚决不就。刘友死前写了一首饱含血泪的诗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悟。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正是因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吕后的形象永远被定格在残暴的耻辱柱上。

然而,太史公在文末却对吕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二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三是刑罚罕用,罪人是希;四是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一评价即使是历代称颂的明君,也难以获得如此评价。更为不解的是,这一评价来得是如此突然,翻遍整篇《本纪第九 吕太后》也难以找到证据支撑。然而结合《史记》中其他篇章,于细微处有很多事实值得后世研究者咀嚼和品味。

高祖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然大权掌控在吕后手中。吕后继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呢?

第一,沿袭了“与民休息”之国策,行“无为而治”。吕后作为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在当政之后,并未因自己在与戚夫人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变态心理影响其主持朝政。相反,她却表现出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胸襟和气魄。一是鼓励生产。如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二是修改酷法。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她还“减刑,颁布赎罪法”;制定“戍卒岁更”的制度;除挟书律。三是提倡勤俭治国、严厉治理铺张浪费的风气等等。

第二,继续刘邦执政期间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执政期间,吕后遵循刘邦的政策,未对匈奴兴兵,而是采用了和亲的政策。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刚死去阏氏的冒顿单于遣使者送来一封言词极为不敬的国书给吕后,上面写道:“孤偾之君,……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对吕后来说,真是受到了奇耻大辱。朝臣几乎众口一辞,出兵攻打匈奴。然当中郎将季布指出,高祖当年在与匈奴之战中最终未占得便宜,不得已采纳刘敬的和亲建议,来换取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亦即如今的汉朝军事势力依然不及匈奴,宜继续和亲为上。吕后听从了他的意见,赠单于车马作为礼物之外,继续“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以和亲。单于笑纳之,致歉,并“因献马,遂和亲”。这样,汉匈之间及时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第三,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打击面过大,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惠帝、高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和六年(公元前18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吕太后当政十五年,除了实行上述政策外,还做了几件大事:叫各郡县推举优秀农民,予以勉励;允许以往逃避山林、湖泊和迁徙他乡的农民回到家乡,并归还田宅,官吏不得因其过去有不法行为打骂或歧视;释放奴婢,回乡从事农耕,官吏不得干涉;裁减大批军官士卒,转业还乡,优先给以土地,妥善安置。这些政策的实施,缓和了内外矛盾,刺激了生产发展,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

历史就是一些断臂残痕,就是一些破砖碎瓦,就是细沙沉石。有水平的历史学家能够通过这些断臂残痕、破砖碎瓦、细沙沉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我们这些常人只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与盲人摸象没有两异。看太史公关于吕太后的记述,把她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残暴的女魔头,好像也没有什么错。但细细品味司马迁的最后陈述,再结合其他历史史实,不难看出吕太后还有仁慈的一面。她残酷的一面完全出于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确实构成了她性格的一个方面。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有对百姓仁慈的一面,应该是她性格的主要方面。

历史看起来非常复杂,其实也十分简单。天下初定,为治战争创伤,往往采用黄老道家哲学,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一旦恢复生机,儒家思想便大行其道,积极有为,建功立业。待事业大成,各种问题随之产生,法家思维乘机而入,严刑酷法,以治乱象。压之愈深,反之愈烈,于是兵家粉墨登场,兵戎相见,你争我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吕太后顺应了这一规律,没有将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性用于治民,而是运用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施仁政于民,使民得以修生养息,不仅巩固了汉初的政权,也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吕后应该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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