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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青果巷——一冠纓缙绅家族的百年沧桑(6)

兰陵孟荪 最后编辑于 2020-06-03 08: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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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中落 迅如潮退

汪作黼在民国十年(1921年)3月4日逝世,享年81岁。在他庆祝八十大寿和后来的哀悼两次活动中,国家元首的民国总统亲题褒词,社会名流各界上千人士齐聚。当时《三锡堂》无论财富还是社会影响都显赫一时。然而,仅过了一、二十年,第二代就迅速败落,到第三代就落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了。

曹雪芹笔下的名著《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是中国世家大族盛衰的艺术典型。而《三锡堂》之演变可说是一真正现实版的“大观园”。虽然,《三锡堂》没有大观园那样的大花园。但在,当年的社会显耀恐怕不输于荣宁二府:《红楼梦》中“大观园”三字是王妃题的,并非出自最高统治者皇帝。而,汪作黼的“模范缙绅”和一百五十余字的褒词是出自当时国家元首的大总统。另方面,在遭受的打击方面《三锡堂》又远甚于荣、宁二府。大观园的衰败始于王妃去世,贾府失去皇帝恩宠被抄家,但荣国府后来还是恢复了世职。然而,《三锡堂》所承受的包括一系列战火等一连串严峻考验和打击,要远远沉重得多。

事实上,早在民国初年,江南典业就受到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各种名目的摊派和敲诈勒索的摧残。

例如,有些无赖会拿一只小箱子进店,说里面有“活宝”要典当。如果,店员当场打开箱盖验看,里面的“活宝”——通常是一只老鼠,猛地跳出来一溜烟逃走,那就赔吧。而如果,不打开就接下来,过几天里面的“活宝”饿死了,那更要跟你算账。所以,这时候只能笑脸相迎,塞他几个钱,打发走人。

这些还都是比较普通平常的。更严重的是遭遇兵祸、火灾和抢劫,一旦遇到这些灾祸,不仅典财物受损,而且,还必须支付当主的巨额赔偿。所以,典当实力渐渐大不如前。以后,中国先后爆发了军阀混战、南北战争、北伐战争、蒋阎冯大战和抗日战争,战祸不断,典业纷纷闭歇,或缩小资本。单金陵一处,短短几年内就倒闭了17家典当行。

另外,主观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汪作黼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元龙是国史馆议叙通判,次子霖龙毕业于东吴大学及两江师范,三子文龙安徽法政大学毕业,女儿嫁当地陈姓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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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家谱中汪作黼及其后人

他去世后,其“济和典”分成三个典行,分别由三个儿子各自管理。

应该说,汪作黼的思想还是紧跟潮流的,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例如,当获知朝廷幼童留美计划后,就立刻设法让长子也能进入,然而功败垂成,气得连连跺足。次子和三子都大学毕业,这些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重视的是诗书礼仪,没有犹太人那种从小就教育孩子的经商理念,等长大后就难免缺乏经济管理和锱铢必较的头脑。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环境中更缺乏应变能力。另外,自幼生活在优裕环境中,不知稼穑之艰难,习惯大手大脚,还不能知人识人,容易轻易上当。

他的长子汪元龙,是我的祖父,生于1870年, 1942年去世,享年72岁。他是三锡堂中的长房。恰恰是我出生那一年,他已去世了。有关他的事迹都是大人们同我讲的。他写得一手好字,喜欢喝黄酒,几乎天天与人喝到天黑才回家。喝酒来了兴致就写字赋诗。常常有人这时凑过来说,有门生意很有赚头,大先生啊,你也去投资吧。于是,他大笔一挥,将钱投了过去,然而,往往是有去无回。而下次,他又忘记教训。甚至,今天把钱投进去,明天就倒闭,实际上是拿他的钱去分的。我们知道他唯一的一次成功的投资是刘国钧办的大成厂,到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还能拿到定息。

他的典当行全由账房先生管理。典当行有个行业规矩,每到除夕夜要聚餐,最后一道菜是一只整鸭,如果店主将鸭头夹到哪个人碗里,就意味着要那人过完除夕就卷铺盖走人。所以,整桌子的人此时都十分紧张。但是,每次都是我祖父把鸭头夹到自己碗里,于是,大家松了口气。

尽管如此,毕竟资金还比较厚,还能维持。但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占领了常州,典当行毁于战火,失去了经济来源。据说,典当行是日本兵烧的。然而,到底是日本兵烧的,还是账房先生为了隐瞒贪污故意烧的,再也没法弄清了。

他生有三个儿子毓涇、毓常(字秀典)和毓莱(字秀采),三个女儿兆兰、士兰和璇琯。在家谱中的名常常按辈排序,他们是毓字辈,然而,平时大家更喜欢用字,长子毓涇早逝,我父亲秀典就成长子,是他最疼爱的。那时讲规矩,一家人都在厨房用餐,只他一人在书房由丫鬟将食物端给他。经济已经捉襟见肘,大家一日三餐都是素菜,只有他碗里有两三片肉,他总是将碗里的肉挑出来,吩咐丫鬟,“端去给秀典吃。”自己吃素菜。

他最盼望能抱到孙子。我母亲嫁过去之后,经常到青果巷西边亲戚家打麻将。每当黄昏,我母亲如果还没回来,他会自言自语,“怎么蓉仙还不回来。”拄着拐杖到三锡堂外,仰首沿青果巷往西张望。可是,直等到他去世前五个月,我母亲才怀上我,他去世后四个多月我才出生,还是没让他抱到孙子。

他去世后,家里棺材钱都凑不出来。而账房先生张干生却家道殷实得很。我父母亲到他家里去哭求,后来甚至双双跪下痛哭流涕求他,都遭到拒绝。后来,听说张干生也只过了半个月也突然去世了。有人说,他的命是给大先生抓走的。

我祖母汪梁氏受到精神打击最大的还不是家道中落,而是她的长子和长女都年轻去世。因此,她终身素斋,念佛诵经。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在自家观音堂拜菩萨:跪下、俯伏、磕头、起身,不下数百余次。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踩在她脚下的方砖,会渐渐被她的一双小脚磨穿,每隔几年就必须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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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被小脚磨穿的方砖(电脑重新绘画)

据说,在家境富裕的时候,祖母捐给寺庙的钱不计其数。祖母最疼爱的是我,除了在家里拜佛外,还牵着我的手去刘先师庙里烧香。由于每天拜佛磕头,有一定的健身作用,她身体还一直比较硬朗的。但是,到八十多岁时,终于病倒了。也无力去医院,只能在家里胡乱吃些中药。当时,曾祖父妹妹的儿子陈舜明已经是常州名医了,请他来看了一次。他无奈说,人到年纪就像油灯的油干了。

祖母卧在床上不时喊我父亲的名字,“秀典、秀典……”可是,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失去了自由,无法来看她。听她她叫得那么惨,我妈妈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她:不是你儿子不孝,是他来不了啊!她听后似乎明白了,“嗯”了一声,可是,没过多久又“秀典、秀典……”喊起来。

她在弥留之际,始终没看到自己的长子的情况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去世后,我作为长孙,披麻戴孝捧着她的遗像,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沿着青果巷一步步往东走去……

历经岁月,今天她的遗像早已不存,但是,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想起她的慈祥的面容,记起她的音容笑貌。

祖母的长女兆兰,与当地一李姓人家定下亲事,有一次未婚夫登门造访,她与未婚夫说了几句话,被我祖父知道了,认为有伤体面,严厉教训。她作为少女,羞愧难当,导致精神失常,郁郁而终。

祖母前一个长子毓涇生于1904年,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喜以虐待取乐,不仅虐待小动物,对人也会恶作剧,往往会过火。据说,有一次,一户人家有人去世,请和尚放焰口追悼亡灵。他偷偷钻到桌子底下,突然一把抓住一个和尚的小腿,那和尚以为是鬼来抓他,吓得魂不附体,回去没多久就死了。 毓涇于1922年去世,虚岁19岁。以前,常州人诅咒别人往往会说“活十九”,意思是活不到二十岁。很遗憾,他应了这话。他去世之后,我祖父为他举行了十分奢华的丧葬仪式,各方赠送的挽联多得不可胜数,然而,20年后我祖父去世后,连棺材钱都没着落。

当时,三房人丁兴旺,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就想将其中之一过继给我祖父。我祖父觉得自己还只有40多岁,还能生育,就谢绝了。双方可能产生了误会和隔阂。

祖母的二女儿士兰,我的二姑妈, 由于患过天花,终身未婚,一直陪伴在我祖母身边。母女两人依靠微薄的房租和变卖家具、字画过日子。后来房改了,房租也没了,靠政府救济维持生计。上世纪70年代,她卧病在床,我家也全家下放农村,难以照料,最后就这样去世了。

我的三姑妈叫璇琯,许配给当地一姓卜的望族,据说聘礼队伍长达一条青果巷,新郎衣服扣子一颗颗都是纯金的。然而,后来新郎染上了鸦片瘾,没多久就把家产败光。后来,经三房的堂姐妹庆娥的介绍,她只身去了上海,在一家制药厂工作,后来,我们家的丫鬟巧珍也去上海侍奉她。有一次,她回到常州,在甘棠桥遇到她的丈夫,此时已沦为乞丐,看到她后,还前来伸手向她乞讨。

我叔父叫秀采,不到二十岁就考上了一所铁道学校,以后,就一直在上海铁路局工作。我记得在上海时,有一次他送我12个乒乓球,我玩得好开心。以后可能是要划清界限吧,基本上就不来往了。

曾祖父汪作黼的第二个儿子叫霖龙。我叫他二叔公。我记得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每次去都看到他躺在躺椅里。他们家给我较深印象的是规矩很重。每次放学后,孩子回到家里,不能直接进房间,必须提着书包站在房门口,毕恭毕敬的对长辈一个个叫过去:

“爷爷、祖母、妈妈、叔叔……”

等大家都答应过后,才能进房门。

二叔公的长子叫毓芹,又叫修元,我们通常叫他修元伯伯。我幼年时没见过他,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一身呢制服军装,非常威风。我父母亲带着我去看他。谈话间他看了看手表说:

“一会儿有飞机来,我们去看看。”

大家就跟着他穿过走道到后面的露台上。果然,没多久远处飞来了一架飞机,绕着我们站立的露台绕圈子。我们使劲挥手叫喊,喉咙都叫哑了。飞机绕了几个圈子后,就飞走了。我望着远在天际消失的飞机,老半天平静不下来。后来,他就带了两个儿子去了台湾。最近才知道,他那时候在国民党空军学校担任校长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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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汪修元(采自关于汪榴珍的网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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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汪修元书法(采自关于汪榴珍网络文章)

那次他回来的一件事情是和三房打官司,后来官司赢了,在他们家的天井放鞭炮,孩子们跟着炮竹声一起嚷嚷:

“弹煞痴老三,弹煞痴老三……”

四五岁的我也跟着喊,至于为什么喊?痴老三是谁?我不知道,只跟着热闹。

修元伯伯的妻子,我记得她人很慈爱。关于她的事我都不太记得,只记得,听说有一次她在天井里洗衣服时,一次刚抬起身子,一颗子弹忽然从天而降,“嗖”的一声钻进了她面前的洗衣盆里。可能是附近有谁朝天放的枪。要不是她刚好这时抬起身来,子弹可能会落到她后脑勺上了。后来,听说她患了破伤风去世了。

他们夫妇俩有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后来,修元伯伯把排行第一和第三的两个男孩带到了台湾。留下排行第二的仲荃和第四的季时两个男孩。我印象最深的是季时,他几乎天天在屋顶上来来去去,像是有飞檐走壁的功夫。

四个女孩都留在了大陆。长女榴珍是一名教师。另外三个女孩子是紵珍、全珍和八珍。紵珍和全珍经常吵架,主要是那时候经济已经比较困难了,无非是为了谁多吃了一口谁少吃了一口而吵闹。最小的一个叫八珍,父亲去了台湾,妈妈去世了,由婶母照看,我觉得她很娇气,经常哭得没完没了。据说,修元伯伯本来不想再要孩子了,所以叫第三个女孩为紵珍,意思是打住了。可是,又生了个妹妹,就叫全珍,意思是全了。然后,又有了第八个八珍。我爸爸妈妈开他玩笑说,紵珍后面有全珍,全珍后面有凸角。后来全珍去了武汉,把八珍也带去了。

二叔公的二儿子毓藻,身体一直不太好,生了两个女儿。长女汪寿珍,那时候在武汉读大学,偶然回来。女大学生了,见到我这个毛孩子从不打理。二女儿汪顺珍和我很好,就是她教我读《三国演义》的。

我们三房的三叔公名文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祖宗堂上长年停放的一口棺材,大人们告诉我,那是他的寿材。我偶然见到过他一次,是一位矮胖的白胡子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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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祖宗堂和停放的寿材(电脑情景再现)

我们家谱上载他有7个儿子,其实还有三个女儿,不知道何故家谱上没写进去。由于他的儿子多,所以,分得的房产也最多。然而,二房西侧有一道朝天井巷的后门,从那里往北直到古村,沿巷东侧是曾祖父置下的地产,用作养马园。以后,二房在那里盖起了房屋,收房租。也不知道是何时,三叔公忽然想,那块地是三房共有的,凭什么你二房独得好处?于是,和二房交涉,交涉不成,就诉诸法院了。

我们大房与三房关系不是太好,而与二房关系很融洽,所以,没有参与这一场官司。法庭上,法官问三叔公:

“既然,你说这块地是三房共有的,为何原告里没有大房的人?”

三叔公说:

“我大房的侄儿不愿来。”

可能是二房指出三房本就分得了较多的房产的理由,被法官认可,因此法官当庭训斥三叔公:

“你这个当叔叔的还不如侄儿!”

当庭驳回诉状。

三叔公羞愧得当场嚎啕大哭起来:

“我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

二房的堂兄堂姐就背后学他:

“我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

还笑着学他夫人去世后,涕泪纵横一遍遍哭道:

“黄泉路上好相会,黄泉路上好相会……”

三叔公有一句骂人口头禅,“狗日的!”

有一次,他和一瓦工吵架。瓦工站在屋面上看着他,他在地上仰面骂:

“狗日的!”

瓦工嬉皮笑脸紧跟着回答:

“三老爷!”

他继续骂:

“狗日的!”

瓦工继续紧跟:

“三老爷!”

于是,就成了:

“狗日的三老爷,狗日的三老爷……”

虽然是白发老翁,依然风流不减。一位应召女郎说他,“精神好得很,整夜都不要睡的。”

现在想想,还真觉得这三叔公真是有些痴得既可笑又可爱。

正如《红楼梦》里焦大说的“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免不了闹出些丑事。《三锡堂》里虽然没出过“扒灰”,也有些事也发生过。

三房的长子颐柏原配的妻子共生了四个孩子,可是后来夫妻感情出了问题,妻子爱上了丈夫的三弟,以后闹到对簿公堂。妻子法庭上展示自己身上的累累伤痕,控告丈夫虐待。法庭判决,同意离婚。也有人说,她身上的伤痕是她自己弄的,但是,也没有旁证。以后,她就与小叔子喜结连理了。长子从此离开了常州,据说,后来落魄到靠拖车谋生。

今天看来,自由恋爱,夫妻感情不好,离婚再嫁,最普通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可责怪的。然而,在当时旧传统还比较浓厚的时候,却认为是很难听了。

三房继承的财产最多,尽管大部分人都很正派,自力更生,但是,也有极个别人躺在家产上坐吃山空,等到家产耗尽,又没在年轻时学得一技之长,也就出问题了。

其中一人,由上海的姐妹庆娥介绍到一家银行当差,递送包裹。有一次,他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突然高呼起来,谎称包裹被抢了。上海的包打听(私家侦探)多厉害,立刻查明真相。他姐妹只好托人打圆场,脸面丢尽。

也有欺压附近邻里的,据说,曾将青果巷对面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吊了大半夜。

《三锡堂》在武进县的东青乡有一块祖传墓地,由当地一家农户世代照料看守,称为坟亲。一次,一坟亲不满意自己妻子,三房的一个人就帮他把他妻子卖到无锡的妓院去了。伤天害理啊!

新中国建立后,一些人被关了七八年释放回家,生活困难,又遭歧视,还不如在劳改队,不安分起来。派出所户籍警召居民开会,当面训斥:

“你不要以为作死作活就能再进去,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还有一人,家产败光后,只能靠拖板车为生。由于,夫妻关系长期不和,早已分居,就与一年轻女子好上了。正是上世纪70年代,当地居民委员会找他谈话,把他吓坏了。以后,居民委员会又去找那女子,那女子一口咬定是自己自愿的。居民委员会就让这事作罢了。不料,他却因害怕,上吊自尽了。

除了个别人,三房大多数人都是比较正派和善良的,有的境况也不错,建立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他们这一辈人中,与我接触最多的是观柏,论辈分应该是我的堂叔。他当年是他姐姐庆娥设法送到上海读书的,学的是纺织专业,人很老实,典型的工程技术人员。遗憾的是,1957年他们上海的工厂要去内蒙古建设,他不愿去,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发配到原籍常州,在街道上拖垃圾车。常州没他的住处,我很同情他,让他在我家厨房里搭了一张铺。他也常跟我们聊天。说到,他把前苏联斯米尔诺夫院士的5卷11册《高等数学教程》都学完了。那套书很著名的,我知道要读完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只读了前3册,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又被进一步从常州发配到农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被平反回上海。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妻子不离不弃,一直补贴他生活,后来迫于强大的压力,才不得不与他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实际上还是保持联系。他平反后,两人又复婚了。听说,他们俩都已去世,儿子在澳大利亚。

三叔公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叫庆娥,很早就在上海生活了,一直不断帮助娘家人。据我所知,庆娥至少介绍我们家族的三个人去上海谋生,我三姑妈也是她介绍去上海的。她还不断贴补娘家,但是娘家那么多人,简直是无底洞,丈夫无奈就跟她把经济分开了,互相借钱还要开借条。有一次,她娘家需要钱,她向丈夫借。丈夫让她用首饰抵押,过了些日子,丈夫资金周转不过来,向她借钱,又把抵押的首饰还给了她。此事,当时我们作为笑话讲,但仔细想想她当时有多难,连丈夫都不理解她,苦水只能自己往肚子里咽。

她能把那么多亲人推荐到上海谋生或求学,没有很强社会活动能力以及一贯和善待人的作风是办不到的。她一心一意帮助娘家的亲亲戚戚,甚至与有家族隔阂的我们大房的三姑妈遇到困难时,她也出手相助。更可以推想她对别人也同样是很善良的。

她与那个别不肖之徒是同一父母所生,人品却有天壤之别啊!

很遗憾,我从没见到过她,也不知道她孩子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她的孩子必定前途十分光明的。

三房的人很多,多数人我不知道情况,甚至连面也没见过,只能说一些我略知一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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