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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青果巷——一冠纓缙绅家族的百年沧桑(8)

兰陵孟荪 最后编辑于 2020-06-08 0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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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闺秀大家风范


祖父在我父亲十多岁时就为他订下一门亲事。女方名王蓉仙,书香闺秀,与我父亲同岁,后来就成了我母亲。


我外祖父王立丰是晚清秀才,家在武进县的鸣凰乡,曾在前清财政大臣盛宣怀家中任教,民国时去北方赈灾,功勋卓著,获大总统嘉奖。


外祖父娶过两房妻子。第一位妻子生有二子一女,但是,她中年就患病卧床。一天,病重中听到外厅有公公来访的声音,就勉强起床,扶着墙壁走到厅门口,撑住门框恭恭敬敬勉强叫了声:


“公公!”


已经气都喘不上来了。见儿媳如此病重还不忘礼节,公公不由得唏嘘不已。


我外祖父第一位妻子过世后,又娶了第二房妻子,常州人称为“填房”。第二位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我母亲是三女儿,前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另外还有一个妹妹。听姨妈们说,我外祖父最钟爱的孩子是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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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世纪六十年代时的母亲



外祖父是非常重视读书的。在盛宣怀家教书时,公子年幼调皮,不肯好好读书,被外祖父用戒尺打了三下手心。小公子去向母亲诉苦。盛夫人随即发话:


“这先生也太大胆了,孩子我自己都舍不得打,他居然敢打了!”


外祖父得知后,就去向盛宣怀辞馆。盛宣怀连忙劝解:


“先生责打我儿子是为他好,妇人之见,先生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外祖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父,据说不是十分聪明,但读书非常刻苦,常常苦读到深夜。外祖父十分心疼,多次要他休息。他说,“再等会儿,我英文还没背熟呢。”


后来他留学日本。


我从来没听到过二舅父的事,可能早就过世了吧。外祖父曾让三舅父到苏州去读书,没想到他没几天就卷铺盖回来了。外祖父吃惊问他:


“你怎么回来了?”


他愁眉苦脸地说:


“读书太苦了,我受不了。”


外祖父说:


“你不读书,以后别怪我!”


他说:


“我不怪你。”


从此就在待家里不上学了。


据我母亲讲,小舅父最聪明,但贪玩不肯好好读书。外祖父气得用竹竿打他,他一边躲闪还一边唱歌。抗战时期,他在上海报考国立大学。回来后,外祖父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一大半题目不会做。外祖父感到没指望了,就送他去读私立大学。没想到,几个月后,国立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外祖父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讲:


“我儿子考上国立大学了!”


小舅父考上的是当时昆明的西南联大。一年多后,我外祖父去世,他返回上海获得我外祖父一大笔遗产后,从此再也没去就读。


新中国国成立后,大舅父在纺工部任二级工程师,三舅父当上了地主,小舅父在上海的一家工厂当工校教师。


最可惜的是小舅父了,他跟杨振宁是同学,也曾听过陈省身的课。他的大部分同学后来都当上学部委员。据他儿子讲,他晚年时,每当电视上看到陈省身和杨振宁的报道,往往泪流满脸面。


母亲经常跟我们讲述三位舅父的事情,用心良苦。


母亲青少年时代在常州的一个教会学校读中学。当时生活还是很幸福的,然而,很快灾难降临了。14岁时她母亲去世了。她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麻巷家里的院子里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把她当场吓昏过去。原来是日本飞机飞到常州轰炸。持久的轰炸和扫射声结束后,从火车站回来的人说,日本飞机轰炸了火车站,车站被炸得血肉横飞,地上躺满了尸体。老百姓本来就惶惶不安,经过这次惊吓,大批人踏上了长途逃难的苦难历程。


外祖父带着全家人慌忙逃难。一路上成群结队的人往西逃,有钱的人搭乘火车、轮船,没钱的人只能苦两条腿一路走过去。火车或轮船一路上不断遭受日机的疯狂轰炸。每次凄厉的警报声拉响,列车立刻停下,难民们从车厢里跳出来,既不敢跑太远,怕来不及回去,又害怕太靠近挨炸。躲进田野或庄稼地里后,伏在地上紧贴着地面,闭着双眼,捂住耳朵,祷告自己能躲过劫难。日本飞机对火车俯冲轰炸和扫射,一根根烟柱腾起。俯伏在地上的人被耳边一次次巨大的爆炸声和胸腹被地面强烈震动的激烈撞击,吓得魂不附体。母亲亲眼看到,有个人因极度恐惧跳进了一个粪坑里。警报解除后,大家回到列车旁,铁轨两旁躺满了没来得及逃躲的人的尸体。有的尸体炸掉了胳膊,有的炸掉了大腿,还有的头也炸没了。不仅火车、轮船遭受轰炸,沿线的城市也遭到猛烈轰炸。当时长江沿岸的武汉,有苏联支援的号称 “正义之剑”的航空队保卫。每当日机来犯,“正义之剑”的勇士们就起飞迎战,给日机以沉重打击,所以,日机很少敢进犯武汉。但是,许多苏联勇士也牺牲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


(今天,在南京的紫金山麓,矗立着抗战时期我国、美国、朝鲜和苏联等航空英烈的纪念碑,其中美国人最多,约两千多人,苏联的“正义之剑”的勇士们的名字也镌刻在纪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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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航空烈士纪念碑前与前来吊唁的俄罗斯上海领事馆人员合影(左2是本人)

部分烈士.jpg

图3.纪念碑上的部分烈士名单

逃难路上另一可怕危险是,遇到国民党的伤兵,或者说是带着武器的逃兵。一次,长长的一列难民车辆在道路上被堵住,好久不能前进。一位国外刚留学回来的有钱少爷决定往前去看看,走到被堵的第一辆车前,见到两个国民党的伤兵正端着枪拦住路要钱。这位少爷上前对伤兵说:

“我来给你们钱,放大家走吧。”

说完,这位少爷打开随身带的皮箱,拿出两根小金条给两个伤兵。伤兵接过金条,对少爷说:

“我们连长请你去谈谈。”

少爷就大摇大摆的跟着伤兵往旁边的山里走去,等候他的家眷再也没见到他回来,后来在山里发现他被勒死在那里,皮箱也早已不翼而飞。


很快武汉又要沦陷,外祖父只能带着儿女继续往南逃,直到逃到湖南常德的农村。农村没有日机来轰炸,但是,却有土匪。村民只能自己组织起来自卫。经常半夜三更,突然狗狂吠起来, “镗镗镗..,” 急促的锣声后,村里的年富力强的男人们立刻拿起锄头扁担和鸟枪等武器,聚集到一起抵抗土匪。躲在家里的老弱妇孺只听到外面脚步声、嘶喊声和枪声,吓得瑟瑟发抖。


听说,日寇又要南下进攻,我外祖父觉得如此没完没了的逃难,到哪里为止啊?还是回去吧。当时江苏是沦陷区,只能到上海的租界。一家人上了火车,同车厢来了个陌生人过来搭讪,听我小舅父说要回上海,就说:


“那是沦陷区,年轻人到沦陷区去必须缴纳几百大洋才能通过。”


小舅父不当一回事说:


“几百就几百呗!”


那人从此就在外祖父周围几乎寸步不离了。外祖父乘他不在的片刻,低声责怪我小舅父,不该这样说话。那人还有意无意在我外祖父身上触触碰碰。外祖父贴身藏着现钞和金物,觉得此人不怀好意,非常紧张。后来,决定同那人谈一次。那人说,他也打算到沦陷区去谋个差事。我外祖父主动分析给他听,说他只身前去很难有机会。那人沉思了好久,再加上车里还有一年轻军官和他太太在近旁,他真想下手,也难有机会。最后,那人乘车速慢的时候跳下火车走了。外祖父他们终于松了口气。


到上海租界后,基本安定了下来。我父亲家就来提亲了。之前我的两个姑妈去到学校看过我妈妈,很是中意。我外祖父在我妈妈之前还有三个女儿。第一个女儿是第一位妻子生的,后来自由恋爱嫁给了一家香烛店的儿子。我外祖父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很不满意,以后连女儿的面都不愿见。这位姨妈后来家境不好,常常乘我外祖父不在时回娘家,后妈就偷偷接济她一些米面之类的物品。后来,她的一个儿子在新中国当了国家篮球队的领队,上八九十年代,她的另一个儿子杨福林经常到我家来。他比我母亲大一岁,但是,按照辈分得叫我母亲姨妈。


外祖父第二位妻子生的第一个女儿名叫王月仙,我们叫她大姨妈。外祖父为她物色了一名中央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料,大姨妈认为他是书呆子,说他地上画个圈让他站进去,自己不会出来。她自由恋爱嫁给了一位年轻人,学历仅初中毕业。外祖父觉得对不起那位中央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想将二女儿嫁他。二女儿却说,“干吗?她不要的来塞给我,我才不检人家不要的。”


她是护士学堂毕业的,以后就自个儿离家出走到南京医院工作去了。


外祖父见女儿长大后就再不听自己的了。就决定在我妈妈还年纪小的时候,就把亲事定下来。于是,答应了汪家的提亲。


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基本安定,小儿子又考上了西南联大,外祖父正当高兴的时候,忽然突然中风身故。去世后,把民国总统的嘉奖状也陪同一起下葬。此时,我母亲还只有18岁。母亲生性诚实,外祖父在诸多子女中最钟爱她,所有财产都只让她一人知道,银行保管箱的钥匙也由她一人保管。外祖父突然去世,银行里的人悄悄对她说,令尊财产只您一人知道,您何不多拿些?她执意不肯,全部交给兄长处理。


根据当时风俗,必须赶在外祖父办完丧事之前成婚,否则就要等守丧结束,那至少三年。为此,我祖父母连忙赶到上海,为两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仓促举办了婚礼。婚礼在上海福州路的新雅饭店举行。我父亲作为新郎,母亲在婚前完全没见过。


从此,她离开上海的家来到汪家。一个14岁丧母,18岁又突然丧父的女孩,只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可想她内心会多么孤单和多么紧张。


幸好公公婆婆对她非常慈祥,我父亲也都依着她。由于少女害羞,她不让我父亲靠近她,晚上叫她妹妹与她一同卧床上,我父亲只能睡地板。


公公婆婆从来也没说什么。后来,我小舅父来探望,发现情况后,责怪我母亲,又把小姨妈支走。以后,或许有公公婆婆的慈祥,丈夫的柔情体贴,我母亲终于安心了下来,从此与我父亲终身相伴,矢志不渝。


母亲的这段经历,常让我想起李白《长干行》,“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然而,很快她的苦难开始了。


我外祖父在富可敌国的盛宣怀家授课,积下了大笔财产。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特地去鸣凰,看到有一栋三层西式楼房,就是当年他的一处房产。他思想开明,全部遗产给女儿和儿子均分,我母亲获得数千银元和十余亩良田。按照当时物价,数千银元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外祖父对她说,你有了这笔钱,以后就一辈子不用愁了。


然而,我父母亲两个单纯无知的年轻人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没多少时间,数千银元或被人以借贷或以投资为幌子全都骗光。一次父亲赶往乡下去讨欠款,一连好几天不回来。母亲不放心,乘船赶去,看到父亲正坐在河边地上喝粥,钱一文都没要到。母亲慌忙对他说,现在兵荒马乱,在这里闹不好连命都丢了,钱我们不要了,赶快回家吧!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家。而十余亩良田,从头到底没收到过一粒租米,哪敢去收啊。


1942年,生了我之后,两年后又生了我大妹。父母亲除了自己还要养两个孩子,只有典当家物,没任何其它经济来源。当时,常州作为阳湖学派的中心,文人们常常举行诗会,其中一项是猜诗谜。父亲古文根底扎实,才思敏捷,常能第一个猜中谜底,获得少许奖赏,回家路上在摊子上买一碗面条给正在哺乳的我母亲,自己喝粥。如果,没能第一个猜中,就都只能喝粥了。


1945年,抗战胜利。我大姨父从重庆回来,在上海地方法院担任职务,大姨妈让他给我父亲安排在科里干一些低级杂事。


尽管如此,毕竟算有固定收入了,我们举家迁居上海。地址并不在繁华的黄浦区或淮海路上,而是比较偏僻的虹口区的提篮桥惠民路,那是一栋西式的三层花园洋房,楼房前面是一个走廊,面对一个小花园,小花园里有一株高大的玉兰树,高过三层楼的屋顶,每当开满花时,附近都能闻到扑鼻的香气。后来,在一次台风中,这株玉兰树被刮倒了。四十多年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看了一次这栋楼房,里面好像挤进了许多户人家,也多年没装修,破烂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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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惠民路上这栋楼的状况


可是,我们远不是占了整座楼房,而是在一楼底下的一个小间。楼房为了防潮,一楼地板高过地面1米左右。进大门后,顺着楼梯边暗暗的走道,下6级台阶拐弯后才到我家住的房间,有里外两间,总面积最多只有六七平米。外间放我父母亲的一张床,一个立柜和一张方桌,就挤满了,走路都必须侧着身子。里间只能放一张竹床和一个碗橱。有一次,我用玻璃片刮墙面,刮开石灰后里面是瓷砖,知道了原来这房间是楼里的共用洗澡间改的。以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们四个孩子就挤在里间的竹床上。有一次,我从被窝里伸出脚,凉冰冰的,感到奇怪,蒙着脑袋大声叫我母亲。母亲看到后,对我说:


“你从床上掉到地上了。”


原来,我的脚伸出了被窝探到了水泥地面。


由于太挤,我不止一次在床上跌倒地上。


房间外是个天井,我家煮饭的煤球炉和餐桌都在天井走廊里。走廊的尽头是整个楼里人共用的一个抽水马桶间。楼里的人要用厕所,就经过我家的餐桌。所以,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居住的条件是相当寒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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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当时我家在上海的住房(图中蓝色部分)



大姨父是法院的科长,在四川路上有一栋独立洋房,家里有汽车包车,我们经常去玩。大姨妈也常带着女儿到我家来做客。她在我家常会对女儿说:


“玲玲,去把姨妈的抽屉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钱?”


玲玲打开抽屉说:


“妈妈,有钱呢!”


“快拿出来,我们买点心吃,姨妈请客!”


真相是,她先把钱放在我家抽屉里的。她就这样补贴我们。真是姐妹情深啊!


父亲每年一次去杭州参加司法考试,后来考试合格,拿到了证书。我母亲兴奋地告诉我,以后你爸爸就有机会当司法人员了。可是,没多久上海就解放了,这张证书成了废纸。然而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如果他当了国民党的司法人员,解放后就会有很大麻烦,事实上他那个科里的人凡是没离开大陆的后来都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而如果,我母亲收到了租米,地主帽子也是逃不了的。


1949年上海解放,大姨父去了台湾。我父亲也离开了法院,到些私营企业当管理人员。没多久,三反五反开始,父亲正在山东办差,工作组人员天天到家里对母亲轮番逼供。每次都来三四个人,不仅有在房间里逼供的,还有在外面放哨的。如此差的居住条件,一眼就可以看出,能有多少油水,值得那样兴师动众吗?尽管工作人员不断逼迫,我母亲始终不开口说一句话。他们走后,她对我说,你父亲的事我也不会一点都不知道,但就是不会讲的,其性格之坚强和智慧可见一斑。因为,你随便不经意说一句话,就可能没完没了的调查了。倒是父亲回来后,毫无保留,侃侃而谈。事实上他也确实没什么事,那样差的经济条件,能有什么事啊。


以后,私营企业由于种种限制,渐渐难以为继,纷纷倒闭,最后父亲也失业了。1951年前后,母亲觉得上海生活费用太高,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回常州老家居住,留父亲一人在上海继续谋生。母亲意识到必须设法自己挣钱了,就到茭蒲巷里的一个培训班学了缝纫机绣花,后来觉得业务不宽,又改学了缝纫。这时候,父亲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少,后来基本断绝。


一天,二房请来一盲人来算命,母亲也请他顺便替自己算一下。那位盲人算过后说:


“你用不到他的钱了。”


母亲焦急地问:


“一直用不到吗?”


盲人回答:


“也不是,是三年。”


……


盲人的预言还真灵验,没多久我父亲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原因是他在国民党法院有过差使。


接到这份判决书,犹如晴天霹雳。丈夫已经没指望了,身边四个孩子嗷嗷待哺,更糟的是自己又身怀六甲了。很快,一个孩子呱呱堕地了,是一个女孩。我母亲生育后不到两天,我祖母去世了。婶母和叔父先后回常州处理事情和奔丧,尽管,从我家房前走廊里走来走去,却没有一次进房去看一下产后卧床的我母亲,连张望都不张望,也没搭理过我们兄妹几个。姑妈也是自顾不暇,指望不了的。


面对五个孩子怎么办呢?一个好心的邻居出主意说,有一对夫妇不能生育,想领养一个孩子。母亲咬咬牙,将生下的婴儿写下生辰八字,给她抱走,深夜送到那户人家门口。第二天,那位邻居对我母亲说,“那家人家看了这个孩子,觉得很可爱,可惜是个女孩。”以后,我的这个妹妹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凶多吉少啊!


那时我还小,不懂大人的事情。今天,我有了孙儿孙女,看着他们刚出的第一、二天,是那么稚嫩,那么需要爱抚和呵护,想起当年同为初生婴儿的小妹妹,双眼还没睁开,张开的小嘴连一口母乳都没能吮吸到,就被深夜弃之于陌生人家门口,在最需要母亲温存的拥抱的时候,只能孤零零躺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脸庞不是紧贴母亲温暖胸脯,而是迎着凛冽的寒风,她的幼弱的啼哭声无人理睬……就不禁十分惨然。


因为刚生孩有乳汁,有人建议母亲当乳母,第一个孩子是一位纺织女工的。


没想到,更大的危机又笼罩上来了。母亲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要将我们居住的房子归别人。原因是,我父亲当时实在难以支撑,用我们的住房作抵押,借了一百元钱。现在限期到了,借主控告到法院,要我们的房子。这件事,我母亲完全不会知情,父亲现在又身陷囹圄。100元钱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巨款,一时间哪得凑起来还债。全家五口人面临无家可归,沿街乞讨的巨大危机。幸好,主审是位女法官,很通人情,她出面调解,宽限我们母亲按照一定期限还给债主。


母亲虽然学会了缝纫,但是住在深院后面,街上有的是缝纫铺,自己还是刚学会的,谁来找你啊?幸好有不少好心的邻居,如大成一厂的女工施智英等人,热心介绍别人来做衣服。


一个弱女子要挣钱维持生计,同时还要管五个孩子——四个亲生的一个,一个吃奶的,买菜烧饭等操劳一件都不能少,肩上还压着沉重的债务。白天很多时间必须用来做家务,她只能每天深夜两点多钟就起来缝纫,即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白天实在睏了就在床上打个盹。还不满10岁的大妹妹十分懂事,不但要完成学业,洗全家的衣服,还要帮母亲缝纽扣洞。


母亲又把我家卧室后面的房间也出租了,租客出出进进都会穿过我们卧室,连吃饭都很困难了,顾不上那些了。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三年多极度贫困的生活。连工厂的纺织女工都是我们十分仰慕的对象。


我们衣服十分褴褛。年幼的弟弟和二妹穿哥哥、姐姐的打了不少补丁的旧衣服,袖子长过膝盖。我衣衫破旧到这种程度,有一次去同学家,同学的祖父以为我是乞丐,要把我轰走。我鞋子不仅脚指头露出来,连鞋底都磨通了,脚掌和脚跟直接接触地面,母亲也没工夫管我,晚上就这样的脏脚直接上床。后来,三房的堂兄阿展复员回来,送我一双部队球鞋,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全家所有的日子吃的都是咸菜和萝卜干。偶然也有酱油猪油拌米饭,觉得香喷喷的挺好吃。三年多只有吃过两次荤菜。一次是小舅妈送我们一只猪肺,我们在院子里用井水灌猪肺,好不高兴。还有一次是,母亲偷偷将家里养在竹林里的大白鹅带到小舅妈家杀了煮了,一家人吃好几天。二姑妈不见了大白鹅,还嘀咕了好久。


这样的伙食,母亲哪来多少乳汁喂孩子啊。她的乳头被孩子吮吸到与乳房间开裂了一道缝。她几乎是用自己的血在喂孩子啊!现在真觉得难以想象,难道不会整个乳头被吮吸断掉吗?这次,我还特地问了老中医。中医说,这种情况是血虚引起的,可以在乳晕开裂处用蛋黄油和十珠黄散调和后外敷,可是,哪里买得起啊,母亲真难啊!


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也得到不少好心人的帮助。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得了副伤寒,连上学的路都走不动了。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带我去找在西瀛里开业的周玉麟医生。刚进门,就听到里间一位女士吩咐挂号的人:


“她家困难的,别收她挂号费!”


那时候医生私人开业,不收挂号费就少了笔收入。这位女士名叫王秀蓉,后来也成了我父亲的同事。周医生给我开了个药方,是氯霉素。母亲一看要好几毛钱,哪里付得起啊!只得再去找周医生,他重新给我开了个中药方子,只要几分钱。我只吃了一帖药就痊愈了。


不少人好心人帮助过我家。有一次,我大妹妹去粮店买米,回来后母亲发现找回的钱少了,就带着妹妹去粮店。可是粮店的人根本不认账。只能十分失望的回来,还能怎么办呢。没想到,到了傍晚粮店捎信过来说,他们晚上轧账,发现钱多了,知道是少给了我们的钱,叫我们去拿,还“千对不起万对不起”道歉。他们的诚实让我们十分感动。


那时我上初中了,困难的家庭可以得到助学金帮助。发放条件要全班同学讨论。我前面的一个学生说了他家的经济情况,困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与他比,我家简直如天堂了。不料,老师说他,“按照你说的条件,你家怎么还能活下来?”显然,认为他没说真话,没有通过。他之后就轮到我了,前一个被刷下来,我只能硬着头皮忐忑不安地讲自家的情况。话音刚落,不知是哪个同学在后面高声嚷,“同意!”全班同学都跟着齐声说,“同意!”于是,我获得了每年3.5元的助学金。6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感谢我的全班同学!


对我家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堂姐汪榴珍。我们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她请我们全家看了场电影。我还记得那电影是讲董存瑞的,看完电影后,还请我们吃面条。后来,她和路西坤结婚,请我们全家去吃喜酒。我母亲喂的第二个孩子是他们的头生子。他们也知道我母亲乳汁已经很少了,还是继续让我母亲乳他。要知道,这是他们的头生子,他们能这样真让人感动啊!


1956年,父亲恢复了自由,回到家里。从医仅仅一年多时间,在常州就有了一定名望,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以后在合作化号召下进了一个联合诊所。不久,这个联合诊所被政府整编,父亲进入了政府办的“广化区社会福利医院”。工资也比较高了。那时候,我也参加了工作。一家人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天天可以“大鱼大肉”了。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孩,以前夭折过两个,送走了一个,这个孩子是兄妹第八个了。此时我家的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母亲常说,与她的上一个姐姐相比,她真是生在蜜糖里了。出生就相差这三五年,却有天壤之别。


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三年多,1960年开始国家进入了3年困难时期,尽管很困难,母亲还是千方百计从黑市上购买一些食品,以保证我们的营养。


困难时期过去后, 1964年工资调整时,父亲工资加了一级,我加了两级,大妹进医院当学徒也有徒工工资,我家经济情况越来越好,家里添置了沙发,落地收音机等“奢侈品”。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的工资被减少一半。以后,又以 “好人带坏人” 的借口,将母亲和我三个妹妹都下放到高淳农村。这是下放常州居民最偏远的地区了,隔河就是安徽地界。隆冬季节,一辆运货卡车把我们家人和家具运送去高淳,父亲正在监禁之中,无法送妻儿原行。汽车开了好几个小时才到高淳县,还要从县城继续开往砖墙公社。傍晚到达后,看到我们被安置的这个新“家”是一个泥坯茅草屋。我们还没安置好,就来了一屋子当地农民,或坐或站看着我们。母亲似乎想起了当年抗战时期的逃难,就和当地农民说起了自己当年的那段经历。我赶忙提醒她,那时候能逃难的都是有钱人,现在讲阶级斗争,不能讲啊。第二天,告别了母亲和妹妹,我和妹夫坐在敞篷卡车上一起回常州。就在卡车上,我的随身包被人偷了。


不久,父亲在高中读书的次子也去金坛插队落户。父亲妻离子散,痛心疾首,写了一首极度沉痛的古体诗,可惜已经不存。


全家7口人的生活仅有我父亲和我两人总计仅仅80多元的工资维持,陷入了最苦难的日子。以后,我大妹下放前工作单位的同事帮她调到武进县当赤脚医生,压力稍减,但一家人分四处地方,依然难以为继。母亲只能咬咬牙把两个女儿留在高淳,自己只身回城,继续做缝纫挣些钱补贴家用。后来,弟弟在武进县漕桥搞化工厂,工资每月有50元。我们的负担一下子轻了好多。


然而,困难远不仅是经济上的,我父母亲的户口粮油关系都远在高淳乡下,我的粮油关系都在厂里,家里一滴油、一粒米都买不到。煤炉烧的煤也同样没有供应,我父亲只能到铁路上去捡拾。粮食只能一袋袋从高淳运来。


1976年,改革开放,父亲终于得到平反,工资恢复和补发。以后,全家回城了,日子逐渐好起来。


尤其是,我弟弟高中毕业后,插队落户农村,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他始终胸怀远大理想,白天繁重田间劳动,晚上艰苦学习,自修了全部大学课程,1978年,恢复高考后,以高中生的学历跳过大学本科阶段,直接考取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继而又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己培养的无机化学博士。电视报纸经常报道他的事迹。这时候,我母亲走在街上,熟人老远见到她就喊,“博士妈妈来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和屈辱,现在终于扬眉吐气,这对我母亲是莫大的欣慰和骄傲。


以后我们家庭安详幸福,日子一天好过一天。后来,我和我弟弟都有了孩子。两个孙子偎依在她身边,享受到无比温馨的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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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母亲抱上孙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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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母亲和大姨妈和母亲的两个孙子




1990年大姨妈从台湾来探亲,和我母亲在南京相聚。她住在当时南京最豪华的酒店金陵饭店。姐妹两岸分隔已经40年了,有有说不完的话,到深夜12点钟已经很晚了,不得不要告辞了。我母亲走到门口,忽然说,


“我不走了!”


于是,姐妹俩整整一夜挤在床上共叙衷肠。


遗憾的是,母亲于1993年去世,享年仅72岁。


年少时的家庭条件往往会影响一辈子。她年轻作为书香闺秀,不愁生活来源,不谙人情世故,以后,一辈子头脑简单,人家怎么说,她就怎么信了,许多人说她傻乎乎的。然而,她却有书香闺秀的远见卓识。


她18岁从上海嫁到汪家时,年轻漂亮,衣着摩登。然而,三锡堂已经败落,有人不禁评头品足说,这样的娇小姐在这里不会长久的。可是,我母亲她始终矢志不移,不仅白头偕老,而且承受了很多人难想象的苦难,真是“愿同尘与灰”啊!她常说的一句话是,“砖头瓦片尚有翻身之日,何况我们活人!”


她非常乐观,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她都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一个“苦”字,更没在我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即使,乳头的根部与乳房间裂了一条缝,乳头半脱,她也是微笑着给我看,好像是一个有趣的事情,而不是她自己身体上的痛楚。她还常常一边踏着缝纫机,一边唱着歌。几乎所有三十年代上海的时髦歌曲,如:“桃花江边”、“夜来香”、“松花江上” 等等,她都会唱。我后来还发现,一些西方古典音乐里的曲子她也能哼唱。


我父亲风流倜傥,仰慕他的女性不少,可是,我母亲从没放在心上。有人劝她闹,她却很看得开,“不会怎么样的,我放心。去闹,反把他赶走了。”后来,有个女人来我拜访父亲,母亲很幽默地低声对我妻子说,“看,爸爸的女朋来了。”是啊,有些女性稍有动静就醋意大发,吵得没完没了,最后,丈夫也逃走了,家庭也毁了。


父亲背负最严重的罪名的时候,她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反而更细心照顾他,去探望他。


她有远大目光和见识,那就是要把子女培养成有学问的人。她常常同我们讲她父亲教书的故事,讲三个舅父学习的事情。她还经常提起她在学校里学习的事。有一件事,她常常提起,她们中学里英语课有一种游戏,坐前面座位上的孩子答不出题就坐到最后排去,由他后面的孩子替补到他原来的位置上。有一次,她前面好几个孩子都没答对,而她答对了,便一下子越过好几个座位坐到了第一排。每讲到这件事,她总是十分兴奋。她没能继续上学,真是可惜可叹啊!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弟弟在南京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弟媳妇在常州上班,还要带一个孩子,非常非常辛苦。于是,就有人建议我弟弟毕业后回常州工作。当时,我已经在南京工作了,很多情况下,许多老年人都希望有个儿子在身边伴随自己度过晚年。然而,我母亲却要他在南京的大学里继续做学问。坚决反对他回常州。态度之坚决,让我十分惊讶。真是目光远大啊!


她是那么爱学习,然而,由于父母早逝,加上战乱,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今天,我弟弟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她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


在《再看青果巷》中,纪萍的“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一文中说到,“运河边,这条最传奇的巷子里,多少家族曾经大红大紫,继而祸福变幻,聚散无常,家道中落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逃脱不了的梦魇……经历家族没落潦倒,遭遇战争磨难,母亲为幼儿撑起一片蓝天,沐浴着母亲的温柔、包容、承载、引领,少年走出青果巷,走向未来。他们的母亲无一例外都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虽金枝玉叶,却能顺势而变,不畏艰难困苦,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母亲们坦然坚忍地面对惨淡炎凉的人生,是那个时代的贵族精神,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可贵品格。是青果巷世代流传的母仪之德。”这段话,正是我母亲的最确切的写照。

梅花山.jpg

图8.梅花树前纪念母亲



母亲去世后,父亲嘱咐我们把她的骨灰埋在南京的梅花山上,梅花山栽有很多梅花。我们每次去祭奠母亲,总想起陆游《卜算子》“.….. 寂寞开无主……更著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是的,母亲虽然去世了,但,她的坚强和爱学问精神在我们后代的血脉中流淌,依然香如故。


偶然,我们发现山上附近有一座芙蓉亭,母亲名蓉仙,现在与芙蓉亭相伴。又让我想起周敦颐的 “出污泥而不染,涤清涟而不妖”。这些赞美词,我母亲都当之无愧。

芙蓉亭.png 图8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在南京梅花山芙蓉亭



我家卧室的门上刻有一副对联“齐心同所愿,皓首以为期”。可能是我父母亲新婚的时候刻的。 “齐心同所愿”出自


汉代《古诗十九首》,“皓首以为期”摘自两汉《李少卿与苏武诗》,母亲毕生忠贞,矢志不移,对这副对联当之无愧。


《诗品》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 难道,这暗示了我母亲艰苦卓绝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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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评论

  • 梅花香自苦寒来!
    2020-06-10 19:31:53 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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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人辈出的小巷。
    2020-06-05 16:09:09 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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