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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青果巷——一冠纓缙绅家族的百年沧桑(12)

兰陵孟荪 最后编辑于 2020-06-19 08: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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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堪回首的岁月

工厂生产上了正常轨道来之不易,是与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虽然,今天看来生产工艺还比较落后,但也是限于当时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

可是,生产正常才两三年,四清工作组进驻了。所谓四清运动开始是在农村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基本上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后来又扩展到城市,内容也不仅局限经济了,而是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进驻工作组的组长姓金,大脸盘红脸颊,身材肥胖,中等偏高,解放战争时,从苏北过来成为当地干部,说话带苏北口音。据说大跃进时,金组长在群众大会上赤膊擂鼓,大汗淋漓。有一次,要浇筑一承载梁式起重机的混凝土梁。混凝土才灌进模板,金组长就要把梁式起重机放上去。工程师劝阻说,水泥还没干,不能放上去的。金组长哪里听得进去,命令立刻把梁式起重机吊上去。梁式起重机就位以后,看起来一点没事,金组长把那工程师叫来严厉训斥:

“睁开你眼睛看看,起重机不是好好的吗!”

几天后,混凝土梁外面的木模板被拆掉后,露出了裂开的大口子……

三年困难时期,金组长自作主张围出一块空地,把他认为的调皮捣蛋的工人囚禁在里面,就地“改造”。由于公然剥夺公民人身权利,最后闹到省里,市领导被搞得很被动,就派他搞四清运动,实际上是让他担个闲职,别再生事。

金组长第一次进驻到我们厂,没闹出什么动静,灰溜溜的走了,憋了一肚子的气。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金组长又再一次带领工作组来了。这一次,他是手捏尚方宝剑了。进厂伊始,立刻召开全厂科室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以前厂里的四清运动,不深不透,不彻底!台上气势汹汹,台下胆颤心惊,鸦雀无声。

厂里的原来的领导班子被靠边,由工作组直接领导,工作组人员到一个个车间、班组和科室“扎根串联”,千方百计要挖出资本主义的根子。

万万想不到的是,首当其冲的竟是当时的一把手黄士林。

黄士林在解放军渡江前,负责后勤运输,解放后在常州的大成二厂当党委书记。后来,又调到我们厂来当一把手,带来了正规的管理方法,同时也带来几个年青干部作为骨干,当他的助手。他和其他主要干部都是日日夜夜在厂里,周末都不回家的。

他个人作风也十分正派。困难时期,有一次到食堂买稀饭,食堂的厨师讨好他,盛了满满一碗,几乎是双倍。他愤怒地把碗往下一敲,“我不要!”

因为工作忙,他去食堂总是比较晚,个别工人说自己饭票吃完了,拦住他向他要饭票。他哪来多余的,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了工人,自己回办公室里喝水填肚子。后来,被女秘书发现了,每次他去食堂都陪着,不让工人向他要饭票。

黄士林作风雷厉风行,难免遭到议论,说他搞大成二厂的 “二厂派”,也有说他独断专行,家长作风。这也不能说全无根据。

其中一件突出的事情是:当时,厂里管基建项目的朱科长贪污财物,黄士林把他严厉训斥得跪在地上哭。但是,黄士林虽然骂得凶,批得狠,却最后还是卖了自家的缝纫机,又拼凑了一百多元钱和省下来的几十斤粮票,帮他退赔。事情也就算了了。

然而,在长达数月的社教运动中,黄士林被背上了“包庇贪污分子”和“家长作风”的罪名,被隔离起来,整得够呛。

毕竟他清清白白,再也挖不出任何问题,运动结束后调到市任经委副主任。可是,后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又遭诬陷,两次自杀未遂。平反后在常州一家大型机械厂当书记,在那个岗位上离休。几年后,他的几位老下级去他家探望他,只见老人孤零零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老伴瘫痪在屋里床上。由于,老伴长期卧病在床上,两个儿子的收入又很低,一家人生活非常拮据。虽然是大热天了,还有病人在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了还连空调都买不起。

工作组批判黄士林家长作风,的最大罪名是包庇那名朱科长。奇怪的是,工作组对朱科长却丝毫没有触及,毫发未损。后来文革期间,朱科长担心自己被清除出党,更伪装积极,整人害人,想借此立功。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当初黄士林真不该去救他的。

另一个被整得最惨的是烧碱车间主任王杰。他狠抓管理,建立了一整套奖惩制度,工人迟到早退或者损坏了公共财物都要扣分,奖金就要打折扣。经过他的一番整顿,这个全厂的关键车间得以扭亏为盈,为整个工厂的扭亏为盈立下汗马功劳。但是,王杰毕竟年轻气盛,得罪人不少。

运动开始后,他被戴上“国民党作风”的帽子遭到严厉批判,甚至其父亲去世,都不让他回家奔丧。

工作组折腾了一年多,除了那名厂医,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没抓到,倒伤害了许多干部和群众。

运动结束后,王杰不仅没被降职,反而提升为副厂长。可是,好景不长,又被打成“三反分子”。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和一位女会计两人在厂门口挂牌示众。女会计的丈夫是以前某次电槽爆炸,被认为是破坏者抓去劳改的。

挨整的干部还远不止这两个人。一次批斗大会上,工厂仅有的四名渡江干部都挂上牌子(当时金组长已离开了工厂),押到主席台上,胳膊扭到背后做喷气式批斗。辛辛苦苦搞生产的挨整,冒着枪林弹雨搞革命的挨批,究竟算什么呀,难道是国民党来反攻倒算,也太气人了吧!

1969年夏天的一天,又把工厂的原来厂长后来是化工局副局长的孙刚若揪到厂里,双臂用黑墨水涂成黑色,十根手指用红墨水染得血红,抓了一根黑色的长绳子的一头,其余二十多个挨整的人则一个个也跟着抓住黑绳子,一起在厂门口太阳底下罚站,口里念念有词,“我有罪,……要请罪!”象征一根黑线从市一直到厂。

挨整的还不止是干部。

机修间一名钳工,技术水平在厂里是最好的之一了。却被认为搞破坏,工作组罗列了几十项“证据”,他全都不承认。工作组上报给公安局后,所谓的“证据”都被否定。尽管如此,一年多后,我看到他头发都花白了,可见当时对他的精神压力之大。

有两名年轻女工,平时爱打扮一些,也被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挨整。其中一个叫赵莉娟的女孩,个性倔强,批斗时她总是昂着头。金主任盛怒之下亲自上去按她的头,她依然不肯低头,后来将她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判了刑。幸好,她男友在三线军工建设,通过部队出来调查,终于为她平反昭雪。

医务室的厂医,既无医疗水平,态度也极恶劣,误诊和耽误病情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厂里的人无不十分痛恨。此时,以为是他妻子的女护士的丈夫却找到厂里来了。原来是他那段时间在劳动改造,老婆就跟这位厂医同居了。现在,他刑满释放了,要讨回老婆。女护士也愿意跟丈夫重温鸳梦。金组长立刻大会上宣布,这厂医“霸占有夫之妇八年”,全厂立刻贴满了大字报。在工作组的日夜审问下,这名医生承认自己奸污和强奸了13名妇女,其中有7名妇女承认自己遭到侵害。而另外5名却予以否认。究竟是何原因,不得而知。最后,这名医生被判了12年徒刑。这可以说是工作组唯一的成果。

忽然国际形势紧张起来,说苏修的核导弹打到常州只要八分钟,于是全国上下“深挖洞”,厂里也挖起了防空洞,为了保障生命安全,干部要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奇怪的是,被下放的干部都是挨整的,整人的反而继续留在城里,难道他们愿意革命牺牲?这时候,金组长当上了工厂革委会主任,又大展身手,我们厂全厂不到一百名干部,被他下放了五十多个,名列全市前茅。看来想借此立功当上市委委员。可是,对他反感的不仅是普通群众,就是市里的广大干部也对他过火行为不满,不让他通过,最后也没让他当上市委委员。

下放干部中,王杰少不了首当其冲,被下放到武进县牛塘公社。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工作一贯勤勤恳恳的烧碱车间主任金炳南居然也在下放名单中。他原来是一名坦克军人,转业后来到常州化工厂。他不断钻研技术,车、钳和焊接都能亲自动手。什么苦都能吃,在修理漂粉塔内的机器时,焊接必须仰面进行,刺激呛人的漂白粉不断洒落到脸上,也坚持工作。提升为车间主任后,能上能下,不仅车间管理井井有条,而且还经常亲自动手。再也没想到工厂居然会把他下放。

以前,他与厂里一名科室里的女孩恋爱上。女孩家庭出身是地主,组织上不批准。1961年时,工厂把她下放到农村。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嫌弃她,还是和她结婚了。现在,又把他也下放到他妻子所在的农村。我和车间里很多工人都去送他,一直送到他农村的家。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站在门口,久久看着我们的背景消失。当时,我心头感到十分悲楚。一位师傅安慰我说,他不会永远拿着锄头柄的。

一些下放的人的境况是比较惨的。我有一次看到一名下放干部由妻子陪同到厂里来,人已经严重痴呆,连话都不会说了。有的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干部下放刚过不久,深挖“五•一六”又开始了。开始时说是一伙“十分阴险,十分毒辣”的高干子弟的反革命组织,还说其是“隐蔽精干,保存骨干,二十年后再干!”看起来,似乎八竿子都打不到普通老百姓头上,常州市也没任何动静。忽然一位穿草鞋的大干部来到常州督战,发誓要深挖两大“黑”的, 一个是煤,一个是五一六。

一个个单位开始逼供信了。一位老工人说,“什么二十年再干,二十年后我骨头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可是,这由不得你,专案组说:

“你的问题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更有一个化工厂的厂长说:

“你要不是‘五.一六’,我就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孙子!”

这位厂长由于深挖有功,后来被提拔为化工局长。

一个印刷厂工人承认印了10万张参加‘五•一六’的登记表。

虽然,江南煤没挖到多少,经过这番动员,深挖五一六却大获全胜,全市挖出数万名五•一六分子,各个单位少则20%,多则60~70%的人成了最最凶恶的现行反革命。群众编了个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也不把“五•一六”分子当一回事,叫他们“小六子”。“十分隐蔽、十分阴险、十分毒辣”变成了家家户户都有的区区“小六子”了。

实在闹得不成体统,中央一再严令立即停止深挖和予以平反,到后来群众都知道了中央指示,刷出大幅标语:

“虱子没有了,秃子怎么办?”

还有针对那位化工局长的:

“老子们来了,孙子怎么办?”

军队表兼市革委会主任扭扭捏捏的认错:

“我们上当了,你们受苦了。”

以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军队干部也调离了。应该说,部队在两派武斗时实行军管,为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然而,由于作风比较粗暴,在深挖中又伤害了许多人,也难辞其咎的。

当时,常州化工厂一共500多名正式职工,挖出五一六分子200多名,占全厂正式职工40%。机修车间几乎全军覆灭,五个组的组长全都成了五•一六分子。据说,这个厂里的五•一六有好几条线,有的是逛街时参加的,有的是上茅厕时参加的,有的是连自己都记不起来,经群专组提醒后,才猛然“回想”起来,拍脑袋说“对的,对的,就是那次!”。

其中最大的一条线有70多人,都是在一个分析室小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集体参加的。这个办公室大概只有6、7个平方米,里面还有办公桌和柜子。平时站上四、五个人就嫌拥挤了。怎么可能在里面开70多人的大会呢?群专组倒也不是一点没有疑问。回答是,我们在人身上站人,人身上坐人的。群专组认同了这种解释,就此定案上报。

取得辉煌胜利后,召开 “宽严”大会,革委会主任像煞有介事的宣布,对一些本来是敌我矛盾的“五•一六分子”,作人民矛盾宽大处理,每宣布一个,这个莫名其妙当上了反革命的人就高举拳头感激涕零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可是,生产却一下垮了下来,从略有盈利变成了严重亏损。

尽管,群专组所向披靡,却被一个叫姚顺秀的普通女分析工难住了。面对群专组的压力,她就是不屈服。于是,白天被罚到下水沟旁露天洗麻袋,下班后进学习班挨整,还外加高音喇叭批判。有人劝她:“你周围70多人都承认了,也没啥大不了。承认算了,何苦吃这么多苦头。”她回答说:“我没参加,干吗要承认!” 就认准了这个死道理。全厂所有被群专组找到的人,只有她一人没承认。也许有些品格是会遗传的。她女儿王晓红后来成为一名游泳世界冠军,在当时被誉为我国的五朵金花之一。

厂里挖出那么多五一六,从多年盈利一下又变成亏损了。而王杰他们在牛塘办的小化工厂却开始赚钱。化工局军代表为此对常州化工厂领导极为不满,又把王杰调回到常州市来。王杰回到城里后,先是建农药厂,后来搞五七干校建设,每到一次必定干出一番成绩来。最后,以7元钱起家建成一个化工研究所,研究所搞得有声有色,他本人也成为了一名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干部。

而金炳南的妻子由于她忘我和出色的劳动,后来被光荣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们也全家都回了城里。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伊始,工厂首先揪出中心实验室的李蔚,赤脚挂着家里以前高跟鞋在厂里游街,光脚在沙地上疼得厉害,看到铺在地上的铁板,以为比较平坦一些,就一脚踩上去,当时正是大夏天,铁板晒得滚烫,烫得她立即眼泪都掉下了。这次下放也没放过她,把她和她丈夫一起下放到金坛。夫妇俩合作建了《金坛激素研究所》,取得了许多成果,被国家科委高度重视,她丈夫还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这些后来都成为全国著名的人才,都遭到如此严重的摧残。其他的人就更严重了。

最冤屈的某过于技术员闫益林。中专毕业,在技术监督科做化学分析。平时话不多,人也显得很老实。忽然,一次大会上金组长宣读他日记中的几句诗,“家败如潮退,若要家再兴,太阳西边出”。那是他父亲去世后在悲痛情况下写下的。

其实,他父亲不过是个小店主,但是,金组长认定他是写反诗,想变天,一次次批判。两年多后,忽然又在他们科室院子里的一根竹竿上发现有反动标语,就认定是他写的。对他一次次严刑拷打,有一次,双手大拇指被绳子扣住,人悬吊到梁下,用板凳面狠狠打他身子,直到口吐鲜血。最后,依然无法定案。

不能给闫益林戴上反革命帽子,就把他放到下放之列。在光荣送别的大会上,下放的人一个个愁眉苦脸,他却在微笑。因为,他觉得自己也可以戴上红花了。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厂屠林在常州化机厂遇到他。他痛哭说,他回老家南通后,妻子就要求离婚。因为,工厂群专组单独对她谈话说,他依然还是反革命。离婚后,妻子嫁了个民兵营长,营长也因为同前反革命家族结婚被处分。屠林劝他说,现在都平反了,你去到厂里去讲啊。他哭着说,我被打怕了,不敢去啊!

王杰当时说,“平时努力工作的人被整得不成人样,而那些四脚朝天的人却成了积极分子。”他这句话成了黑话,没少被批判。事实上,我没看到一个认真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去整人。倒是平时游手好闲的懒汉、二流子、还有想乘机往上爬的人整人特别凶狠,下手毫不留情。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名扬州工专毕业的技术员,从来没画过一张图,平时也不知道他在混什么的。但运动开始,他就气势汹汹登场了,一下子把厂里的四个女子戴高帽子游街。以后,凡是整人都没少他的份。群众对他很看不惯,后来整党时,一次次不让他过关。他最后说老实话了:

“我想,打仗时可以靠奋勇杀敌可以火线入党,现在是和平时期,我就想通过整人火线入党当官。”

这确实是他自己的心声。

这位技术员是气势汹汹的现场指挥,另有一些充当打手。一次全场大会上,工厂食堂的朱厨师在台上忆苦思甜。台上还有他在旧社会时雇主,一名小业主,正弯腰挂牌当批判的靶子。朱厨师诉苦说到,自己在旧社会好赌博,常常输钱的时候,台下群情激昂。朱厨师的儿子猛跳到台上劈头一棍打在那小业主脸上。小业主的半边脸立刻青紫红肿了。明明是他自己的父亲去赌博的,又不是那小业主唆使的,凭什么要去恨他打他呢。

有意思的是,大会之后仅一两年,朱厨师又犯赌瘾,到河对面农民居住区里去赌了。而他儿子作为门卫,却每次值中班就溜进厂区偷窃,终于被逮个正着,到一个个他偷过的地方去挨批。

大会上打人是极少数我们看到的,打人最频繁的是在所谓的群专组内的。其中最得力的是一名姓胡的工人。此人头脑似乎永远是傻里傻气状态,眼睛也总是迷迷糊糊睁不开的样子。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哈迷蚩”。当时常州人把傻称“哈”,迷则代表他那双睁不开的眼睛,“蚩”则同音于痴,非常形象。以后大家就叫他胡哈迷。胡哈迷操作事故不断,多次被车间主任王杰狠狠训过。四清工作组进厂后,他起来控诉王杰的“国民党作风”得到工作组的青睐,获得重用,每次打人必定少不了他。有一次,他下中班,我上夜班接班。他非常兴奋对我说,刚才群专组抓到一对男女,我马上可以去整了,天性一个虐待狂。后来,还派他去专管原市委书记章德。章德举止文雅,文化修养很高,让这样的一个人去管他,乾坤颠倒到何等程度。

烧碱车间两名打手,打人之余就满嘴黄色故事,运动后期返回工作岗位后,不肯好好上班,长期旷工,车间不得不开会批判。更有一个绰号叫长脚的人,曾经嚣张一时,奸污多名女工,最后被判处三年徒刑。

群专组下手不仅是极狠的,而且从不认错。

一天清晨发现靠近厂外道路的厕所有一条反动标语。一位名叫石洪川的工人常常上夜班时去上那个厕所,被怀疑到了。经过一番逼供后,石洪川不得不说,“只要不戴反革命帽子,我就承认。”群专组接受了这个条件,石洪川就承认了。可是,立刻群专组用整面墙的大字报宣布“反革命分子石洪川”。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可是,经过公安部门的字迹鉴定,认定那反动标语不是他写的,也不给他平反。写反标闹不好要枪毙的,就这样对人不负责任。

林彪摔死后,极左思潮逐步退潮,不能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群专组又对年轻工人下狠手。其中,抓了一名恋爱中的青工,扣住双手,晚上塞到宿舍床底下喂蚊子。我们厂在郊区,蚊子有对六六六的抗药性,非常猖獗的。那名青工那一晚的罪真是受尽了。

有一次,一名青工在女友的宿舍里一起吃饭,忽然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过来,吓得翻过窗户从三楼上跳了下去,女孩也吓得倒地晕厥了,双双送医院。可见,群专组多么让人恐惧了。

一方面下手极狠,一方面荒唐事不断:

有一名工人,困难时期偷食堂的饭和米,被发现后拼命逃窜,被追上后,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却忽然成了大红人,说他虽是个文盲,却能将老三篇都一字不错的背出来,于是,去整个化工系统上台表演。但好景不长,不久他患了肝病,把积蓄的钱拿出来买药。于是,又认为他怕死,革命立场不坚定,从此没声息。

两派武斗时,工厂停产。一天深夜,几名群众组织成员,在医务室房间里抓到一名女护士和一名车工在一起。以后,工厂阅览室小阁楼上,天天晚上这女护士就和抓过她的五个人发生性关系。后来,事情败露。但是,这五个人都是金主任的亲信,于是,结论是:女护士给五个人打了针,轮奸了他们,是女流氓,送去强迫劳动。而那五个人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有的人还被提拔为中层干部。

另一件事是,一天深夜群专组在女工宿舍里,抓到一名女工她和刚来不久的一名大学毕业生在一起。于是,连夜开审。那女工被罚站三天三夜后,承认先后有十三名男子与她发生过暧昧关系。那位大学毕业生也招认了三位女性,其中也包括他的女同学。群专组又去逼供他们招认的人,就这样连串逼供,共计七十多人被牵连进去,都老老实实承认。只有由女大学毕业生供出的一名工段长坚决不承认。于是,改了口供,通奸改成强奸。她丈夫是军人,强奸军婚还得了!市公安局召开全厂大会将那工段长逮捕。因为,女大学毕业生也承认自己与三名男子有暧昧关系,她丈夫气得发昏。她哭着将逼供的过程对丈夫讲清楚后,丈夫的部队来工厂调查,冤情才得以昭雪。而那名工段长也并没强奸过她。她口供中说到,强奸是在某个星期一上午九点多钟车间办公室里发生的,那时候车间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不断,可能吗?就打算以后翻案的,这样的口供也能作为证据抓人的。

最后,这七十多人的事情不了了之。这位女大学生和赵莉娟都是有部队介入,才得以平反昭雪,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关系,就很难说了。当时,一名新党员的车间干部因承认与七八个女子有关系,被抓去强迫劳动,也不知道有没有平反。

当时,广大的工人群众还是很善良的,有他们自己的朴素的价值观。很轻蔑地称那些极端整人是“杀坯”,说金主任作为一个大男人去按赵莉娟的头,“吃相实在难看”。有一次,一名运动中打人的人,回到班上后经常旷工,车间开小组会批判。从不发言的一名女工也主动发言了。我觉得很奇怪,会后问她,怎么今天你也说话了。她回答说,他打人!

工人们说到赵莉娟和姚顺秀都竖大拇指,说她们了不起! 花蕊夫人记孟昶之亡云:“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而我们全厂数百男儿,都放弃抵抗,只有这两名不起眼的小女工能顽强到底。我不禁感叹,平时柔弱胆小的女子,关键时刻不仅“巾帼不让须眉”,而且坚强胜过须眉。

这期间,还出过几次造成死亡的事故。

有一次,发生火灾,一名不满二十岁的青工被严重烧伤,在医院里床上还念叨革命口号,最后不治而亡。

一天深夜,六六六一个阀门的苯泄漏,一老工人单独一人去处理,苯是有麻醉性的,时间一久那老工人就昏迷过去,等到发现已经停止了呼吸。

最感人的是锅炉间的一名维修班班长。为人刚直不阿,一次全厂科室干部会议上,他批评厂领导,平时不到车间多看看,下班后却像“老鼠”似的,一个个溜进生产区的澡堂来洗澡了,居然把厂领导比喻做老鼠。有一天,他家里人说,他下班没回家,是不是在厂里?但是,他也不在厂里。大家各处找他,发现他的自行车还在车间里,可是,人却不知去向。又过了了两天,锅炉间的大加煤斗忽然不出煤粉了,就用气焊割刀割开检查,看到一只工作皮靴堵住了出口,整个割开后,发现是他在煤斗里面。怎么好端端一个人会进入到煤斗里的呢?爬到煤斗顶上检查,看到煤斗顶上有一个开孔,边上伸出来一段钢条,被锯了一半,旁边地上扔了一把钢锯。于是,就知道他是为了锯掉那段碍事的钢条,被煤斗的煤气熏倒后栽进煤斗的。那天正是星期六下班时刻,他一个人在上面,没人知道。真是个好人哪!

 

社教运动结束后,化工部认为,江苏的小氯碱搞得好,要当作样板在全国建设一百套,下达了设计任务,我承担了这个项目的七个工段中的三个。作为一名普通技术人员,社教运动也没来触及我。可是,我却鬼摸了头“犯贱”了。

两派武斗,金组长手下的那伙人抢了当地驻军的武器,还劫了厂里医务室的药品。我写了两张大字报揭露他们。这下恨死我了。一次,他们中一个人说,我误会了他们了,请我到他们的据点去看看,保证不伤及我一根汗毛,我就天真地跟他们去了。他们的据点就在大成一厂内,一进去就被他们把眼镜摔了,接着就是一顿打。那时候双方都杀红了眼睛,非常危险的,包括我大妹的许多人都奔走营救,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把我放出来。

这一下,吓得我们厂整个停产了。

后来军管了,每天早晨大家必须拿着语录本集体早请示。我觉得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就买了本英文语录本在早请示时候使用,结果被揪了出来,军队表大会批判,我也被封为“黑秀才”。

一天,孙刚若等二十多人挂着牌子在厂门口示众,我也叨了个末座。在酷热的阳光下站立了近一个小时后,一位名叫朱林大的铆焊工,戴着红臂章,手持木棍过来了。装着气势汹汹的样子,指着阴影处对大家说,都站到那边去!又一个个点名,去喝水去!最后点到我,还很和颜悦色说,“要喝水吗?”我始终记住了他。

没多久,全厂科室的技术干部都下放到车间,我也下放到蒸发工段劳动。当时,要建设新蒸发车间,厂长蒋光前和车间主任金炳南指名要我出来搞这个项目的设计。一天我夜班下班,金炳南来找我说,“上午九点钟,在厂长办公室开会讨论蒸发项目方案,你就别回去了,到我宿舍去睡一会儿。”

我想,不再麻烦他了,就另外找地方休息,才到那里就被群专政组勒令到厂大门口挂牌示众,还被拍照留念。到了九点钟,金炳南不见我去开会,就来找我,看到我正挂着“黑秀才”的牌子站在厂门口,只好回头走了。第二天再开会。他们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啊。

蒸发工段虽然没有有毒气体,但是劳动强度很大,夏天车间里温度高达50℃以上,年轻工人赤膊穿着三角裤,左手端饭碗,右手开阀门,脚底下利用球鞋底的摩擦力开另外一个阀门。

我综合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加上自己的独创,新车间的蒸发工序实现了全自动化,这在国内还是首创,以后,也全国推广了。经当时的革委会金主任特批,我和工人师傅的照片并排陈列在厂门口的橱窗里,这次不是黑秀才,而是领导、工人与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典型。这两年还听父亲的医院里的人说,当初医院的人也到厂里来要求把我下放。被金主任大发脾气骂走了,我手下的人凭什么你们来做主!

以后,深挖五•一六开始了,我也在劫难逃。在深挖我的小会上,车间工人没一个人发言。只有一个原设计室的人,过去关系还不错,却从头到底冲着我大声吼叫,通宵逼我,不让睡觉。我想好吧,就承认加入了五•一六组织,而发展我的人是他的好朋友。散会后,只剩下他和我两人。他问我,“你为什么要说是他发展你的?”又不无尴尬地说,“我和他确实关系还不错的”。我冲着他冷笑了一下,不作回答。第二天,深挖我的人一个都不见了,我就自个儿拿铺盖卷回家了。以后,他们一次次要我推翻我的供词,我就是不干。是啊,如果发展我的人不是五•一六,我怎么是五•一六呢?而要去挖发展我的人,那揪我的人也自身难保,哪敢!

但是,此事毕竟让他们极不痛快。在五•一六快要全面平反时,一纸调令将我调到北门龙虎塘的常州农药厂。那时候,王杰也调到那个厂领导基建。我在那家厂呆了两年左右,设计了两个车间。厂里有个生产消灭麦锈病的敌锈工段,生产条件十分恶劣,我提出了个实验方案,但是,产品收率比较低,还需要改进。这时候,突然接到省里的电话,要我去南京。那个敌锈试验项目就此搁置了下来,后来,王杰也调离了农药厂,这敌锈车间也不是工厂的重点,很难继续得到支持,权衡再三后,我决定放弃。应该说,这是我的一次工作失败。

到南京后,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活。

此后,小平同志复出,宣布从此不搞运动,迎来了改革开放。从此,我国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全面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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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评论

  • 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看文字真感受不到。
    2020-06-19 09:06:11 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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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清”就是整干部,简直是坏人当道,好人受罪。
    不堪回首的往事。
    2020-06-19 08:37:54 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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