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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青果巷——一冠纓缙绅家族的百年沧桑(13)

兰陵孟荪 最后编辑于 2020-06-26 09: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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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世界 改革开放

1976年4月,突然来通知要我去南京的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同行的还有常州化工厂同事屠林。到南京后,到化工部来的干部。他们说,江苏省小氯碱技术不错,以前化工部打算在全国打算推广建设100家,后来限于资金建了30家,反应都比较好,尤其是江苏的无锡县电化厂,也是用这套图纸建设的,环境优美,被誉为花园工厂,成为化工行业的美谈。现在,许多国家想购买我们的氯碱技术,所以要编制一份报价资料提供给他们。当初,我和我同事屠林是100套氯碱样板厂设计者,所以就把我们两人临时借调到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具体编制这项报价资料。

这次来的是属化工部的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的名干部,带队的是一位年近六十头发的处长(很遗憾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工作非常认真,有一次他站在我身边,我忽然看到桌子上有血滴下来,抬头一看,见他在滴鼻血,正将纸卷了往自己鼻孔里塞。我忙问,孙处长你怎么啦?他朝我微笑了一下说,没事,你干你的好了。后来,化工部来的干部对我说,孙处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这次,司长怕他辛苦,不同意他出差来这里,他硬要来,还发脾气说,“我的身体我自己负责,不用你们担心!”就这样来了。

因业务需要,我们必须经常去北京的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去。那时候公司在北京和平里,规模还很小,大约只有七八个房间,与化工部规划院和情报所等单位在同一栋五层大楼里。当时招待所也在这楼里,是这几个单位共用的。招待所有两三个房间,每个房间上下铺睡二十来个人,房间只有一扇一平方米左右的小窗户。当时,正是炎热夏季,实在热得没法睡,我拿着席子到屋顶上去睡了,半夜时分,突然有人高呼“地震了!”从我身上一跃而过,四肢着地趴在屋顶地上,浑身发抖。我闹不清是什么回事,也跟着翻身趴地,这时感到屋顶在剧烈晃动,夜空闪耀电光,非常恐怖。等我稍稍清醒一些后,知道自己在屋顶上,我注意过这房子的结构还是比较牢固的,要是跑下去被压在底下就完了,而且历史上没听说过北京有过大地震,所以,又躺下来静待。可是,震动和夜空闪光好久不停息,事实上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当时觉得好长久。震动一停,大家都逃出大楼,跑到马路上,第二天才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

隔了一天,近旁煤炭部的两名人员从唐山回来说,地震时他们在招待所,墙壁变形房门打不开,他们是用床单弄成绳子从三楼窗子里把自己吊下来的。我们原打算到唐山去参观一家氯碱厂的,不记得什么原因后来就没去,也真是侥幸。

余震不断,大楼倒没出现什么情况,开始大家睡在一楼走廊里,以后也不准了,中化建的郑总经理非常平易近人,晚上就跟我挤在同一张马路边的乒乓球桌子上睡。白天,我去市里看了下,没看到倒塌的房屋,倒是1959年盖的王府井百货大楼裂了条大缝,而故宫和天坛建了几百年了却好好的,老祖宗真了不起。

地震过去几天了,火车依旧不通,我们拿了的介绍信坐飞机到上海,再回常州。那时候,一般平民百姓是没资格坐飞机的,我这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而且还是刚进口的波音707,与尼克松的总统座机一样的机型,真托了地震的福了。在飞机上发的小纪念品宝贝似的保存好久。

全国各地都预报说要地震了,上海则将发生海啸。在北京机场看到一位从上海过来的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惊慌地说“北京要地震,上海会海啸。我们刚去上海,又只好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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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北京要地震,上海会海啸,咋办哪!”(电脑情景再现

1950年抗美援朝“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海边……”,全中国发出同一个声音“打倒美帝”, 慷慨激昂。1976年,“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海边……”,全国同一个声音是“地震来了”,胆颤心惊。屋子里不敢住了,也不准住了,那住到哪儿去呢?五年前怕苏修导弹,挖了不少防空洞,是否能对付苏修导弹还说不准,对付地震肯定不行——家里屋顶塌下来躲床底下说不定还能活命,钻进防空洞准保被活埋。所有的大中小城市、乡镇和村庄的街道、公园、广场所有露天场地都搭满了各式各样抗震棚,有木架子的,有竹棚子的,帆布、油毛毡、铁皮都利用了起来。数以亿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抗震棚内生活。偏偏那些日子,天天奏哀乐,人心惶惶,有的年轻人恶作剧,高喊“地震了!”居然,不止一人吓得从楼上窗子跳下去。

但我分析觉得, 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报纸宣扬我国科技如何了不起,时隔仅一年,唐山大地震爆发了,却没能预报,这怎么交代?以后,万一发生地震,没预报就免不了担责任,报了地震以后没震,那也没啥事,本来就不准么。于是全国各地都纷纷预报当地会发生大地震。中国幅员辽阔怎么可能到处都地震呢?人类几千年历史从来没发生过的。官僚机构办事这副德性,让我们在世界上丢脸。所以,我不信那一套,即使闹得再凶,晚上照样睡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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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全国到处都是抗震棚(源自网络

完成报价资料后,屠林就回常州化工厂了。屠林业务出色,工作非常勤恳,性格耿直,与我有很好的友谊。他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文革期间小组读报读说,搞项目不要图纸,大家“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就搞好了。他当即跳了起来说“胡说八道!”

以后,我们的报价资料就向世界各国发布了,但仅仅只有一个国家想要我们的技术,那就是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实际情况是,虽然我们的氯碱工业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然而,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差远了。梦想卖到国际上,真是坐井观天。而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后,淘汰了几乎一切工业,面临衣服脏了没有肥皂洗的窘境,而肥皂必须要用烧碱来生产。于是,向我国提出购买氯碱厂。我就继续留在南京参加为柬埔寨项目的设计工作。

设计完成后,要到柬埔寨去现场考察和选址。我由于出身问题,没资格前往,常州化工厂推荐了我的同事沙翊中前往。他回来后,常同我聊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统治:

他们一去就看到,柬埔寨所有的汽车都翻了个底朝天,轮胎橡胶割下来做鞋底,上到国家领导下到平头百姓,一律穿用麻绳穿的这种鞋底的鞋子,身上一律都是同样的黑衣服。中国专家安排住在以前富人的别墅房里,每个房间都有一台窗式空调,但是却不开。天气非常热,专家们晚上睡席梦思床垫,热得受不了,就打地铺睡地上。可是,柬埔寨方面的人不同意了,说上级会认为他们虐待中国专家,不好交差。

柬埔寨的官员还告诉他们说,在他们攻入金边前,全柬埔寨大约一半人口逃进了金边,后来支撑不住了,被红色高棉攻入。其中一名高级军官想乘直升机逃走,妻子舍不得这舍不得那,在屋子里迟迟不出来。眼看红色高棉的部队快到了,直升机驾驶员慌忙起飞。一家人上到爷爷奶奶,下到孙儿孙女全家老小十多口人,都被红色高棉押到墙边,机枪一扫统统倒地。

三天后,红色高棉广播说,美帝飞机要来轰炸金边,所有人都必须离开,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接着说要安排工作,大家登记原来的职业。表格交上去后,凡是填了政府官员或军人,甚至教师的一律都被枪决。

红色高棉不仅屠杀前政权的人,对自己人也毫不手软。我们专家一处处察看时,有的地方昨天一些人接待,今天另外一些人了,说昨天的那些人是特务,都枪毙了。他们的潜伏特务有五类:美帝的、朗诺的、苏修的和越南的等等,天天枪毙。

开始时,年轻人找对象不准自由恋爱,由组织分派。硬凑在一起吵架不断,红色高棉的领导也不胜其扰,后来就改为自由恋爱,组织批准了。

尽管我们给了他们许多支援,但他们还是毫不领情的,把所有华侨都改成华族。替我们翻译的是一名年轻华侨,结婚一年多。忽然领导找他谈话,是不是对组织不满?年轻华侨吓掉了魂,慌忙辩解,没有哇!领导就问,那你为什么结婚一年多还没生孩子?

二十多年后的2005年,我去柬埔寨旅游,当地导游告诉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600多万人口,被屠杀了200多万。柬埔寨信小乘佛教,在他们的吴哥窟的一堵墙上,刻着恶人在地狱受的惩罚,其中有的被锯开成两半,有的浑身被钉满钉子。导游说,波尔布特那些人在地狱里就是受这样的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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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吴哥窟中恶人在地狱受惩罚的情景(摄于2005年

沙翊中还告诉我,他哥哥在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当教师,1968年,学校隔离审查顾毓珍教授,由他哥哥负责。一天,他哥哥发现,顾毓珍教授神志不清,就假冒医生用瓶盖子冒充听诊器听他胸口,手指触碰到顾教授胸部,感觉发烫,慌忙送医院,但还是不治身亡了,年仅61岁。我读的《化工过程与设备》就是顾教授编的,听到这个消息后,不胜唏嘘啊!

1980年,我妻子调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工作,我不能继续留在常州了,当时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有一个氯碱农药处,我就找程立人希望他帮我也调来。他只简单说了下“好,我帮你说说。”当时氯碱农药处的处长是缪顺治。第二天,他也只简单告诉我一句话,“缪处长要你。”以后,通过缪顺治、李德甫和吉荣虎等处长的帮助,我终于调到了南京,就在氯碱农药处工作。

这时,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我也迈入了生活和工作的新阶段。

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在一座三层的旧楼房内,当时的厅领导胡萃华,是一位很坚强乐观的女性。她年轻时丈夫牺牲,由她单独抚养大两个孩子。江苏深挖五•一六运动时,把她打成五•一六分子,她的一个儿子闻讯自杀。她这些年坚持下来,真不容易。她生于1923年,年逾九十了,还给自己提了个 “快乐的90后”的网名。

我们氯碱农药处有七八个人,氯碱部分三个人一组,由程立人负责。承蒙缪顺治的大力支持和宽容,没把繁琐的行政事务交给我去做,而是让我继续埋头钻研业务。

当时江苏省有22家氯碱厂,规模都比较小。氯碱生产烧碱和氯气同时产生,当时,纺织和造纸等工业需要烧碱,必须生产烧碱,但是,相应产生的氯气如何消化就成了问题。大家习惯的做法是国内厂家互相参观学习,你学我的,我学你的,最后还是同一个窝里泛滥。我觉得应该把目光投向国际,提出借鉴国外的资料。这一想法得到缪顺治和程立人的大力支持,还让新来的袁玉纯和我一起工作。程立人在厅里汇报后,孔厅长还特地到我们办公室来看我们的工作。开始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美国编制的《Encyclopedia of Chemical Engineering》和日本等国的相关资料。以后,我又单独去北京化工部规划院和科技情报所查阅国际资料。化工部规划院的一位总工程师还告诉我,有一家著名的美国咨询公司,每年都向我国有偿提供化工产品的咨询报告,可以去查阅,但不能公开发表。

此时,在程立人积极主张下,成立了江苏省氯碱协会,办公地点设在常州化工厂内,将常州化工厂的烧碱车间主任吴永肃调来当秘书长。江苏氯碱协会不仅成了江苏省内企业交流的平台,而且还承担了全国氯碱行业的人员的培训任务,全国的氯碱培训中心就由江苏省氯碱协会负责进行。吴永肃多次要委任他为常州化工厂厂长不就,始终坚持在秘书长岗位上。尽管,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早已撤销,许多氯碱厂也关闭或转移或合并了,但是,江苏省氯碱协会依然在积极活动。充分说明之工作之成效。

我们当时的翻译材料就由江苏省氯碱协会内部刊物《氯碱动态》上发表。那时候,能读外文资料的人还比较少。我妻子也不得不参与翻译,在《氯碱动态》上用叶玲珊、余维一等笔名发表。以免给人印象,怎么只有这两三个人在翻译。

以后,我调到科技处工作, 1990年左右,历墨宝处长提议我再进一步做一些氯产品的调研。我除了查阅资料外,又决定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图书馆去碰碰运气。到了美国大使馆门口,站岗的中国士兵拦住我不让进。恰好出来一个使馆工作人员,是一名华裔女子。我说明来意后,她就同意带我进去,中国士兵也就不再拦阻了。她把我带到使馆图书馆的阅览室,我在里面查阅了整整三个多小时,有时也有中国女孩子来做清洁,她扫她的地,我看我的书。结束后,出门经过使馆门口,站岗的中国士兵仿佛没见到我一样,看都没看一眼。一路上回到招待所,也没任何人从背后过来拍拍我肩膀说,“来,跟我们走一遭。”除了到美国大会馆,我还闯过波兰大使馆,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先进技术。

最后,我把收集到的国际资料整理出包括二十多个系列的数百种产品,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各种氯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额,汇编成两册《氯衍生产品》,给企业参考。当时的厅领导看到这两本资料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提高我们氯碱生产的技术水平。很偶然,在一次全国氯碱会议上,我与锦西化工研究院的杨维一院长住同一房间。他在日本当访问学者回国不久。他讲,他希望能与日本的氯碱行业建立联系。我回去后就向缪顺治和程立人汇报了,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邀请了日本碱工业协会的杉野利之博士来江苏访问。

1985年夏,江苏省氯碱协会组织安排杉野利之先生在常州长生巷宾馆,用几天时间向江苏的氯碱厂技术人员介绍日本的氯碱工业情况。这是我国氯碱行业和日本碱工业协会的首次活动。

杉野利之先生回日本后,将他的中国之行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其中让他感触最深的是,我们出席听讲的技术人员中,有近一半是女性。

杉野利之先生当时六十多岁,身体很硬朗,我们陪他去苏州,他一口气爬到天平山顶,后来他还攀登过非洲的最高峰达5900多米的乞力马扎罗山。

他告诉我,二战期间美国飞机轰炸日本,他躲在河里非常害怕,所以,他热切希望和平。他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主动提出要到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去悼念亡灵。后来他又来访问过中国好多次,每次都是他自费。他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和我保持了长达16年的通信联系,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2001年9月25日。对我请教的问题,用满满4页介绍了日本处理的办法。他也在信中也说到,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以后,我们就没能继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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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杉野利之先生2001年给我的信的最后一页

以后,在杉野利之先生的安排下,我收到了日本碱工业协会的邀请,去出席他们的会议。我们厅特地组织了常州市化工局长杨伯涵,锦西化工研究院院长杨维一和我三人去参加。

这是日本碱工业协会一次年会,与会的是日本所有从事氯碱生产和研究的单位,我们是特邀代表。

开会前一天,我们刚到达的晚上,他们还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日方有大约十多个人出席,专门问询我们需要哪些技术。

年会上,有百余名代表和专家,清一色男士,没有一位女性,只有三名服务人员是女孩子。所以,发言者开场不必说什么 “Ladies and gentlemen”,只要简单说“gentlemen”就成了,绝不会有性别歧视。怪不得,杉野利之先生看到我们那么多女性技术人员会那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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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笔者在日本碱工业协会年会宣读文章

会议结束后,日方安排我们参观一些日本的工厂。当时,世界上氯碱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江苏普遍采用的隔膜法,另一种是水银法。

日本朋友给我们参观了他们封存的水银法装置。原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水俣地区出现了严重中毒事件,后来发现罪魁是排入海水中的水银等重金属。日本政府严令水银法工艺工厂立刻降低生产中的水银消耗,并且限时关停。尽管后来所有日本水银法工厂的消耗都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远远低于政府的消耗规定,但是,还是都关停了,装置都原地封存,不得出口到其他国家去。而对关停的工厂,政府给予低息贷款,改用新工艺生产。当时,我们水银法工厂的水银消耗是他们的上千倍!如能把那些设备低价买进来多好啊,可是日本政府就是那么强硬,不得转祸别国!

而在隔膜法的隔膜制造方面,日本朋友告诉我们,制造隔膜的石棉是强烈致癌物质,他们的工人在严格密闭环境下操作。而我们却浑然不知,工人操作完全没有防护,而且,废弃的石棉到处乱堆。

另外,日本工厂的电解槽已广泛采用一种,称为离子膜的新型隔膜,取代了原来的石棉隔膜。离子膜能在电槽内阻断食盐混入产出的烧碱中,大幅度节约浓缩烧碱的蒸汽。

日本朋友还带我们参观其他地方,一次,在东京的一科学院内,我在厕所里发现挂着一种蓝色的化学品。以前,我在资料上看到有一种氯产品可作厕所除臭剂的,但是,工厂还是搞不明白,于是,我就拿了一小块塞在西服口袋里。哪知道,那玩意儿气味好重,包了好几层塑料薄膜还能闻到,我当时好紧张,生怕被日本人把我当间谍抓起来。一直到了中国境内才松一口大气,后来我将这块样品交给扬州农药厂,希望他们也能生产。其实,厕所里那种玩意儿,人家根本不当一回事,只要我提出来,日本朋友肯定会带我去超市购的。唉,脑袋瓜子笨的人就是笨,没办法!

在日本我不仅看到的是他们技术,也感受到他们的国民素质和工作的细致。尽管,我们只有一行三人,迎接的工厂都会将我们国旗挂出来。街道非常干净,红灯一亮,即使横面前的是很狭窄街道,也都站在原地等待。后来我在欧洲和美国看到闯红灯的人还不少。有一次,我们晚上乘坐大巴车参观,下车时下小毛毛雨,一位日本女士从后面赶过来将她的雨伞递给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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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在日本工厂会议室内(左1杨伯涵,右1杨维一,右2笔者)

当时,日本确实比我们发达得多。晚上看到道路上的汽车,一排迎面来的白灯,一排远去的红灯,接成两条长龙,一直通往远处的地平线......当时羡慕不已。但,现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晚上的道路都是这样亮丽的风景线。

日本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的,上下班地铁非常拥挤,我看到一个女孩挤在人堆里硬靠双臂撑住车窗玻璃弯腰站着,这样坚持一两个小时真不容易。更主要的是住房狭小,杉野利之先生当了几十年博士了,妻子是作家,而住房仅有20多平米,人均只有10平米。

当然,也远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友好的,我接触的外国人中,最无礼的是某些日本商人。他们有恃无恐非常傲慢,不像是我们买他东西,倒像是我们想将东西推销给他。我当时是很生气的,那些技术也不全是你们自己开发的,许多也是买美国或者欧洲的,凭什么这样瞧不起中国人!然而,落后就要受气。

无论对日本,还是对日本人都要全面看。正如赖肖尔所说,“近代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对中国帮助最多的是日本。”日本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但是,另方面,一些日本友好人士认为,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亲,儿子怎么可以去伤害母亲呢。

据统计, 截至2004年3月31日,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项目338个,总额3万亿日元,合1726亿人民币。到2003年度,日本累计提供无偿援助项目266个,累计1286亿日元,合74亿人民币,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领域,遍布中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援助就逐步减少了。我自己经手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就有一小部分款项是源自日本政府的援助资金。南京的“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中心”也是日本政府资助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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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中心的大门侧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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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汶川地震时日本商店内的募捐活动

今天,这些资金或许并不是十分大,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当时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1985年左右,日本全国有20多家氯碱生产厂,总产量200多万吨,而我们江苏总产量十多万吨,倒也有22家氯碱厂,规模小污染严重,有的市居然有两三家。要他们合并,死活都不愿意。这次考察,让我深深感到我们环境问题的严重和刻不容缓。

当时,我们与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主要在隔膜上,他们的石棉隔膜早就改进了,厚度大大缩小,缩短了阴阳极的距离,节约了很多电力,然而,我们这一技术却多年都没能解决。至于离子膜,虽然上海科研所多年攻关,依旧是遥不可及。打个比方,人家已经在二楼悠闲,我们还在地下室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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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氯碱生产电解槽原理示意图

以后,我致力于生产设备进一步改进工作,首先是对电解槽的石棉隔膜进行改进。

我根据在日本参观时看到的相关设备,邀请了一位曾在国外工作过的华人专家作指导,制定了详细方案,组织四个单位一起在常州化工厂攻关,终于成功。

至于离子膜,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能生产,只能靠引进。可是,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万一打仗了,帝国主义卡我们的脖子怎么办?所以,全国只让引进一套,放在黄河边的盐锅峡。原因是,盐锅峡化工厂的水银法生产工艺非常落后,成吨的水银流失到黄河里。北京就在其下游,严重影响首都人民和领导们的身体健康。

几年后,世界银行有一项江苏省环保贷款项目,我向世界银行官员提出引进离子膜设备。但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说,他们贷款对象是基础设施,而不是面向工业企业,因为,你把基础设施搞好了,自然有企业家会来投资。我就带他们参观一些氯碱厂。在无锡电化厂,给他们看到的废弃石棉绒堆积如山,风一吹到处飘扬。石棉绒会致癌,国际上早就有共识,美国的有些码头工人只要曾搬运过石棉制品,即使过了二十多年得了肺癌,依然可以起诉。欧洲的欧盟总部由于使用了石棉建筑材料,整座大楼都封闭了起来。世界银行的官员看到这种情景,脸都发白了。后来,又带他们参观镇江的一家化工厂,恰好两名工人从车间里出来,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了,还浑身上下都沾满白粉。看到这种情景后,世界银行官员终于同意了改造这些化工项目。

以后,我省的常州化工产、无锡电化厂和苏州化工厂三家氯碱厂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了离子膜装备,总产量为5万吨/年左右,占江苏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厂认为费用太高,不愿干。

而在2018年,仅仅过了20多年,我国的离子膜烧碱的总产能达到惊人的4245万吨,占烧碱生产的99.7%。2017年全世界的产能是9300万吨,我国产能占了近一半。

然而,开放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是一些人的观念的问题。

例如,杨维一院长开始时希望中国氯碱协会与日本碱工业协会建立关系的,但是没得到响应。反而是,我们江苏省走在了前面。不过,后来他们也邀请杉野利之先生来参加中国氯碱协会的会议了。

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以前的一位厅长,能力很强,工作也非常认真负责,威信很高。但是,他始终认为江苏小化工水平不错,引进设备成本太高,和化工部的观点对立。最后,化工部坚决要求江苏省政府将他调离。

从事引进的单位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的郑经理和孙处长都是很优秀的干部,但未必所有人都一样。有一次,我们的报价资料有一项消耗数据不能确定。他们的一个人大笔一挥随便填了一个数字。我急忙说,不能随便写的呀。他却回答说,“死不了人!”可是,报价资料上这么写,以后做不到,不要被索赔吗?因是对外窗口,出国机会多多,有背景的和高干子女占不小的比例,有的很不错,但是,有的未必。其中一位省长的女儿,据说三天两头无故旷工,上班后还满腹牢骚,骂党、骂政府。

其他相应的问题也不少,一个引进项目,常常有好几拨政府官员去考察,而相应的技术人员反而轮不上,设备进口后开不了车,只能闲置在那里。我从日本乘航班回国时,走道旁座位上坐了一位年轻女孩,很漂亮。她把一双腿越抬越高,最后架到前面座位靠背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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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双腿架到前面座位的顶上的女孩(电脑情景再现)

我微笑着向她示意将腿放下来。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太累了。”把腿放了下来。我顺便问她情况。她告诉我,他们一行六七个人是安徽的一个考察团,打算购买一台大约一二十万美元的设备,绕了地球一圈才回来的。

一些领导出国考察,坐飞机还必须做头等舱。有一位领导在考察项目申请上,批示“同意,我带队。”

在巴黎时,一名导游同讲,有个公费考察团的人硬要去看色情表演,表演结束后,一看茶位费账单吓了一大跳。但是,几名彪形大汉站到了他们背后,乖乖付钱吧。不知道后来是不是用什么名目报销的。

我遇到日本的一位商人就暗示我,会给我好处。后来,我被派到欧洲考察。接待我们的翻译露骨地说,“我们不搞那一套,但是,人家搞我们也只能跟着搞。”

江苏省财政厅的一名女处长,让苏南某县提供一辆车,给她长期使用。财政厅长问起她这件事,她居然说,这事你就别管了。后来,她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在苏北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贪污,牵连到了她,大约有5000多元。那天,她在金陵饭店随省长招待世界银行官员。进餐结束后,走到金陵饭店门外,就被警察拦住押上囚车。

尽管,问题不少,但是对外开放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国外的先进科技和资金与中华民族的勤劳相结合,使得我国的城乡面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数千历史中从未有过的辉煌成就。虽然在这个大潮中,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我也为自己能在这个大潮中自己积极进取而自豪,也为那么多有远大目光的领导对我的支持感到十分庆幸。

2000年9月机构改革,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解散,从此开始了退休生活。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大致可把他们分几类:

有些人勤勤恳恳工作,如邱逸庄、屠林和冯济泉等,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的人生是普通的,但是也是很有价值的;

有些人一辈子努力工作,但受到很大委屈和打击,依旧不改初衷,不屈不挠。他们是:黄士林、王杰、金炳南、程立人和朱平仇,他们都是我深深敬佩的;

有个别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而结束自己生命,我为他们感到十分惋惜;

有些人懒惰度日。典型有两名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厂里学历最高的了,却高低不就,第二年厂里没给他们转正。以后,也一直如此,不知道到人生最后如何想自己交代了。

有少数人,经不住困难考验,最后堕落了,这些人确实是很可悲的;

我这里特别列举,我在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中有过较多接触的三个人,他们可以说是三种截然不同人生的典型:

在氯碱农药处时,在我办公桌对面是30岁刚出头的小李,人很老实,沉默寡言,平时总是捧着本小说之类的书看,业务也不是太好,老是挨缪处长批。有一天,一位女同事发现他的脚肿得鞋都穿不下了,他也不当回事,就急忙汇报了。于是,派我陪他到专业肝病医院去检查,棉袄一翻开,肚子已经涨得很大了。医生却不肯收他住院。我央求医生说,他才结婚哪!医生低声自言自语说,“还结什么婚哪,害人!”以后,托了关系,医院终于收了他,但没多久就去世了。他母亲和刚生孩子的妻子都来了。可怜他母亲,年轻时丈夫牺牲,现在儿子又走了。我觉得小李这个人也够糊涂的了,怎么生了那么重病不去治呢?他天天坐我对面,幸好没把肝病传染给我,还真是侥幸。

另一位是刚分配来的一个女孩,叫袁玉纯。因为年轻资历浅,在处里做最普通的杂事。有一次,偶然看到她翻译的一小段英语,觉得她很钻研,我就提出来请她一起翻译。缪处长同意了。以后,她一边带孩子,一边搞翻译,常常哄孩子睡觉后,深夜两三点钟还要坚持翻译。科室调整时,她把她在《氯碱动态》上翻译的文章交给当时负责外贸的吉荣虎总经理看,吉荣虎同意让她去他们的公司。由于她的努力,业务总是全公司第一。后来,她自己开了公司,业务也非常好,现在已经移居美国了。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到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名叫庞灏,张家港人,很聪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然而,文革期间到张家港造反,迫害包括他中学校长等许多人。文革结束后,他来江苏省石油工业厅工作。在清理三种人时,被要求停职检查。那时,国家有新产品免税政策,他分管汇总化工新产品给省计经委。他被停职后就交给我代理。我接收没几天,就有人送礼到我家来。我连忙同处里讲,千万别把我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还把实在推不掉的礼品,按市场价捐给宋庆龄儿童基金会,再把捐款的收据给那些人,以后别送礼给我了。我深深体会基层工作是不容易的,所以,一般都是放行的,但对污染严重的产品,我坚决不让通过。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没转给省计经委的一个污染严重的产品赫然出现在目录中。一问,才知道是在家里检查的庞灏特地赶过去加进去的。我非常气愤,闹得很不愉快。我后来又特地到江南对小化工进行调查,污染情况触目惊心。我把调查报告发表在当时的《江苏科技报》上。

若干年后,忽然听到庞灏全家加入了某个邪教组织,他而且还是南京的一个头目。他们一家认为,加入后就不会生病了,连每年的医疗关系也不办核对手续。后来,一家三口赶到新加坡去听大头目的布道。回来后,借用厅的小会议室向南京市信徒传达。以后,他们一家三口都被公安部门请了进去。庞灏后来有悔改表现,先骂了大头目,接着又大哭,“师父是不能骂的呀!”释放几年后,邻居发现他身体状况不好,好意劝告他说,“老庞啊,你的眼睛发黄,肚子也大了起来,去医院查查吧。”他却说,“没事!”就是不去医院,相信他的师父。没多久,就去世了。他妻子女儿还不让收尸,说他不是死,是升天了。真是太可悲了!按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恐怕人品也是个问题啊。(我一般对不太正面的情况不指名道姓,更何况人都去世了。但,他的情况太特殊了,江苏的报纸也过报道,因此,也就把他的名字写了出来。)

人的一生很漫长,也很短促,人生道路有各种各样,有机遇也有自己的抉择,希望每一个人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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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评论

  • 拜读,厚重的历史感。
    2020-06-28 09:05:26 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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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是真实的事,写完后可出本书。
    2020-06-26 07:38:07 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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