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女中豪杰”史良的故事

金明德

在中国古代，城市都建有高高的城墙，就像常州现存的“西瀛里明城墙”，把整个城市包围起来。人们进出城市，都要通过“四城门八水关”。而每个城门都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比如常州城过去的大南门就叫德安门。为什么取德安门这个名字呢？因为“德高则安”，也就是说品德高尚是安居乐业的前提。

 史良（1900-1985）

古时候，从德安门向北进入常州城后不远，有一条小巷叫“观子巷”，如今这个巷名不复存在，已拓宽成了现在的和平路。在观子巷东首偏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三进院落（现门牌号是和平南路143号），这里就是史良故居。

史良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保留她的故居呢？原来她就是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赞扬并题词称赞的“女中豪杰”！能被毛主席题词的女英雄并不多见，除了刘胡兰就是史良了，可见她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史良是著名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长，连续两届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更是位从“不出卖灵魂的”著名大律师和法学家。

书香门第的艰辛童年

常州自古以来就是“千载读书地，世代书香城”，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在中国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中，常州一地有3000余人考取进士，入仕做官。史良的前辈中连续五代人考取过“举人”，即在省级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史家因此成为常州的名门之一。

1900年3月27日，史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五代举人，名门翘楚”的书香门第。

话说史良的祖辈都受“科举制”的影响，大都“为人和善、性情儒雅”，而且追求功名利禄，所以她祖上一直是生活比较富裕的。可是到了史良父亲这一代，生活却越来越贫苦。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她的爸爸史刚（又名史子游）却与上代人不同：他“性情耿直，洁身自好”，具有一种反叛思想。他认为“科举制”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束缚人思想的工具，因此不再像前辈那样去考功名做官，而是靠饱读诗书的深厚文化功底甘当一名“教书匠”，凭着每月10个银元的收入抚养一家10口人，过着“两袖清风，一窗明月”的清苦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父亲曾从床上拉下一条被单，叫史良去当铺当了一元钱来购买柴米油盐。但是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父亲却毅然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史称革命党。

史良的母亲刘璇也是一位既有文化，又会琴诗绣织的贤淑能干而且富有“勇敢精神”的女子。母亲曾作过一首题为《梦中游》的五言古体诗:“抱琴独上山，四围皆峭壁。人生天地间，何如此岩石”。母亲还任劳任怨地协助丈夫操持着一大家人的生活。没有钱买菜，每年深秋季节就腌上一大缸咸菜度日。由于营养差，孩子们常经常生病，也无钱医治。所以史良的二姐、三姐和七妹分别因患浮肿病、肺病和癌症而夭折。尽管生活艰难，母亲对孩子们的学习却抓得很紧，而且教育有方，使她们从小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曾为史良母亲的逝世而撰赠挽联：“为大众之母，遗天下之悲”。可见她母亲的高风亮节和对家庭与社会的影响非同一般。

史良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自然是自幼便饱读诗书，比一般同龄孩子“先知先觉”；再加上艰苦生活，更逐渐培养了她顽强而倔犟的爱憎分明的个性品格。

好学上进的女“学霸”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前，孩子们到了学龄，一般都到私塾里读书。私塾是什么样子呢？在常州怀德北路上的“椿桂园”里，有一个私塾的铜质雕塑场景：在一间不太大的屋子里，摆着几张长桌和板凳，桌上摊开着书本，孩子们有的看着黑板，有的在打瞌睡；而读不起的书的穷孩子则趴在后墙上悄悄地旁听；黑板前一个穿着长衫的老师在摇头晃脑地讲着《三字经》或《千字文》；讲台上摆着一把戒尺，谁不好好听课，老师是要用戒尺打手心的。这就是旧时的私塾情景。

辛亥革命后，私塾逐渐停办，中国开始有了新式学校。但是，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到新式学校去读书的，尤其是女孩子。史良就是这样，14岁之前根本就没条件上学，只是在家里跟着父母和大姐史伯随学习。

史良5岁时就在父亲和大姐的指导下，学习基础课程。父亲让大姐每天给她布置“作业”，她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姐姐；姐姐也一直充当着她的家庭教师，对她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因此她非常崇拜姐姐，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像姐姐一样到现代学校去读书。

史良故居

父亲史刚知识渊博，经常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民族英雄，还有宋末元初发生在家门口的常州人民奋力反抗元军入侵的“纸城铁人”和“十八家村”等故事，史良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入耳入脑，甚至热血沸腾。小小年纪就被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所打动。

史良14岁那年，姐姐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下称“女师”）当了国文老师，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史良终于有机会进入“女师”附属小学读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的她，一进小学就跳到四年级，而且门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那时的小学分初小与高小，“初级小学”,是指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教育阶段，五、六年级就属“高小”，而那时的“小升初”要通过升学考试选拔的。

史良小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女师”。这个学校是当时常州最高学府之一，“女师”开设在一条叫“西庙沟”的巷子里。从此，史良的人生旅途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她开始认识到，像她这样的家庭情况，能进入像“女师”这样的学校读书，机会是多么来之不易！因此，她非常感恩父母亲和姐姐，长大以后她在给姐姐的信中说：“我是不能忘怀，我亲爱的大姐，如果小时候不是您帮父母度过穷日子，让我们上学读书，我也没有今天。因此您的仁慈、和蔼、朴实、诚恳的态度，永远是我坚强愉快的动力。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您的培养。”

史良报答父母和姐姐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她回忆自己在学校用功学习的情景时说:“我在所有的求学时光真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了，那股用功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书本，其余的什么也不留意。”她连续14年坚持每天写日记，不是记当天的天气如何，发生了什么杂事，而是详细地记载自己用功学习的经过与心得体会，做到“日三省吾身”。因此，她的各门功课平衡发展，绝大多数都是优秀，唯一较差的是刺绣课程。按理说女孩子一般都喜欢刺绣，擅长“女红”，史良却因性格和兴趣使然，所以这门副课学得不太好，她自己做了检讨。由于她其它方面都很优秀，所以被推选为正级长，相当于整个年级的“大班长”。史良爱好体育，还是学校球队的女队员，由于积极参加学校运动会和其他各项有益活动，大家选她当了学生会会长。可见少年时史良，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在学习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学霸”。

爱憎分明的巾帼青年

史良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年代。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所谓“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但依然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再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目睹国家的空前劫难，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强。此时的史良，虽然在学习日记中说自己“心里只有书本，其余的什么也不留意”，其实并不是这样。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面对国难和民怨，她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成长为一个出了名的敢于斗争的巾帼青年。

青年史良爱憎分明、桀骜不驯的性格，在她一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下面讲四个有关她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七岁“抗婚”。在旧社会，很多穷苦人家为了让孩子少受苦，会在女孩很小的时候就找个较为富裕的“婆家”，定了 “娃娃亲”，认为这样孩子的将来就有了依靠。史良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困难，两个姐姐不幸夭折。母亲为了使史良今后能过上好日子，在她七岁那年，把她“许配”给一个姓刘的有钱人家男孩。

年幼的史良知道母亲要给她定“娃娃亲”后，在家整天蒙头大睡，不肯吃饭，用“绝食”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最后只好又把“庚帖”（一种以出生时的“年、月、日、时”每时两字的“生辰八字”）要了回来，解除了这门“娃娃亲”。史良的倔强性格，就是从这一件事情初露端倪的，而且在后来进入学校读书和踏上社会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五四”中的女杰史良

第二个故事：驱赶不良教师的领头人。史良在“女师”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位品行不端、不学无术的数学教师，引起了同学的强烈反感，学生们多次向校方反映都无济于事。此时谁也没想到，既是年级长又是学生会会长的史良，居然带领学生闹起了学潮，连续罢课三天，强烈要求校方换掉这个数学教师，结果被记大过一次。史良虽然受到了学校的处分，却达到了更换这名教师的目的。从此史良在学生中威望日增，很快成为学生运动领袖。

第三个故事：“五四运动”的女闯将。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曾经派出十万华工而成为战胜国，并且派出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各帝国主义战胜国借这次和会重新分配势力范围。他们无视中国的主权，决定把战前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

而北洋政府竟准备牺牲国家的主权，在这份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群情激愤。1919年5月4日，在著名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带领下，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打出“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并且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

一石激起千重浪。伟大的“五四运动”迅速波及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同时在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形成巨大的抗议浪潮，也波及到江南名城常州。从小就具有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史良再也坐不住了，她以女师学生会会长的身份，联合男子师范学校和江苏省立五中（现省常中）的学生代表，成立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组织罢课，带领学生走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带动了工人罢工、店员罢市的“三罢斗争”。

由于日本坚持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窃为己有，全国乃至常州学界，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史良带头不用日货，带领同学上街宣传用国货，把抄来的日货当众焚烧。在她的影响下，女师学生纷纷把自己的“东洋布”衣服撕破焚烧。

1919年5月22日，史良带领常州学界联合会，在市立第七国民小学开会，决议驱逐停泊在常州的日本船只，禁止日本人和船只入境。会议还组成以史良为首的演讲队，史良还动员在“女师”任教的大姐史伯随和在省常中读书的弟弟史公载，一起参加这场爱国运动。

学生演讲队在第一公园、体育场等地举行一系列爱国演讲，向民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厚生机器厂（常州柴油机厂前身）一些工人不顾天气炎热，争相去听史良演讲。有一次，史良在第一公园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慷慨陈词，工人很受感动，纷纷送水给她喝。

史良姐姐史伯随在这场斗争中，也成为一名演讲家。1920年5月4日，常州学界在第一公园召开“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史伯随在会上作了题为《悲观与乐观》的演讲。当时的报纸这样评价她大姐的演讲：“尤其慷慨淋漓，全场动容”“语语自事实,痛言时局危险，凡人均宜发愤救国。讲时充足之精神,愤激之言论,实令人钦佩”。不久，大姐又在老城隍庙劝学所前发表题为《今日国民不能负责》的演讲，大批各界人士及男女学生前往听讲，于是，史良和她姐姐被人们称赞为“常州学界两朵灿烂的姊妹花”。

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每当举行游行示威时，省立五中的音乐老师刘天华带领军乐队走在队伍最前面，演奏着慷慨激昂的爱国乐曲，紧接着是省立五中和“女师”的队伍，然后是“男师”队伍。史良手执校旗，跑前跑后，时而招呼队伍行进，时而领头高呼口号：“还我青岛，还我山东，还我主权!”。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感动了常州人民，很多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史良还带领常州学生代表奔赴南京，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第四个故事：“护校斗争”的女豪杰。史良带头参加“五四运动”的行为，遭到地方保守势力的大肆攻击，说什么“女孩子上了‘洋学堂’已经破格了，还抛头露面上街游行，发表什么演讲，言辞激烈，成何体统？”于是有人策划停办女子师范学校，还得到了县政府支持。史良得知这一情况，一方面带领同学散发传单，与保守派公开辩论；一方面向全国发出通电，向省政府及教育厅发出呈文，向社会发表公开信，揭露保守势力摧残教育事业的阴谋，还带领学生大闹教育局和武进县政府。

县政府派兵准备前来镇压，还把史良父亲史刚抓来进行威胁。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史良毫不畏惧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明辨是非，不要给军阀当走狗！”在义正辞严面前，士兵纷纷退缩。此时，只见史良一个箭步冲到县长姚绍枝面前，质问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我父亲抓来算什么本事？”父亲也坚定地支持史良，对着姚县长说：“我女儿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做得对，我支持他，你休想叫我来压她！”县长怕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只好放人。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最后江苏省作出决定：武进女子师范学校继续开办。史良带领的“护校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人的一生，一定会遇到很多抉择，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尤其是在青年时代；抉择的正确与否，会影响人生的成败。从职业生涯的角度看，所谓抉择，也就是将来干什么。

1922年7月，史良从“女师”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大学深造。开始是学政治，后来感到政治比较空洞，而且女子参政在旧中国也是件很难的事情。于是就改学法律，将来准备当律师。为什么要当律师呢？她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许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许多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被反动派抓了以后，很少有人为他们辩护。所以她下定决心，将来要“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去为老百姓服务，为民主革命作贡献。

 “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史良后来是怎样做到的呢？

史良踏上社会的头四年里，先后在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镇江的省司法机关、省区长训练所、省妇女协会、青岛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等地工作，担任过书记官、训育员、总务主任、训政科主任等官职，还曾获“少校”军衔。但是，史良却多次被迫调换工作，还遭到了两次逮捕。第一次逮捕是上大学时，因参加“五卅运动”，坐了两个月的牢，还被送进“特种医院”一个星期。另一次还是因为“常发表不合时宜的意见，有过激言论”而遭逮捕。尽管她抨击的都是国民党反动党棍和社会的黑暗，也尽管她有着扎实的文化专业和非凡的工作能力。在反动派面前，史良始终不肯屈服。

社会的黑暗和她倔犟的个性，使史良在就业初期吃尽了苦头。当她终于获得从事“用以所学”的律师职业后，逐步学会了运用法律（利用旧时代法律之间的矛盾和漏洞），为受苦受难的人们打官司，伸张正义。沈均儒、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是她的前辈，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史良逐步学会运用社会人脉关系，以及法庭辩论中的“防御”和”进攻”，沉着应对，积极申辩。为此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尽管邓中夏最后还是因叛徒出卖而被杀害，但史良的前期营救十分成功）、中共中央会计科长熊瑾玎、任白戈和陈卓坤等一批共产党员，还有左翼作家艾芜等。

史良还坚持一条原则：为富人打官司按章收费；为穷人打官司打折甚至分文不取，尤其对于那些受欺压和被冤枉的妇女受害者，她总是全力以赴帮助她们，往往胜诉，故此被赞誉为“妇女代言人”，还逐步成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不出卖灵魂的”女律师史良

史良爱憎分明的性格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突出表现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同宋美龄等高层人士的交往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已担任上海律师公会执委的史良，带头为抗战将士募捐，在救亡运动中她数次跳上讲台，慷慨激昂地发表停止内战、共赴国难的演讲。她还发起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救国团体——妇女救国会。在鲁迅安葬仪式上，她与宋庆龄、蔡元培、沈均儒、李公朴等救国会领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最难忘的是，她在一次游行示威中，因用身体掩护女同胞而被警察打伤住院。

史良在做人做事上，不慕权势，立场坚定。她在与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交往中，既与之合作，又不亢不卑。史良因妇女运动而结识了宋美龄、蒋介石等头面人物，尤其在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里，有过较长时间的合作共事。宋美龄十分欣赏史良的才能，经常委托史良代表她参加会议并代她讲话，还几次请史良到家里与蒋介石共进午餐，郑重其事地邀请史良加入国民党，并愿意做她的介绍人。史良也曾写文章赞赏过宋美龄。如此好的私人关系与“天赐”的政治良机，史良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宋美龄的“好意”，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以致在抗战胜利后，毅然与蒋家王朝决裂。

史良还是个有柔情铁骨的女君子，在她一生中遇上许多大事，“七君子事件”就是其中一件。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第二次逮捕“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邹韬奋）时，史良“巧妙地逃走了”，当局用五万大洋悬赏通缉她。史良居然在通缉令下拍了一张照片，“立此存照”以嘲弄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多月后，当她把救国会和律师工作料理完后，为了与救国会其他领袖并肩战斗，她居然从上海来到苏州监狱主动投案，国民党的检察官大吃一惊：“一个通缉犯怎么自投罗网？” 检察官百思不解。

史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为许多受冤屈的妇女撰写状子，据理申诉，甚至挽救了一名“死囚”的生命。为此，史良与狱中众多女同胞结下了深厚友谊，也深深感动了监狱的部分女看守，使她们同情革命。再加上她在庭审与反诱降斗争中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斩钉截铁，恰是史良柔情铁骨性格的最好写照。 

七君子群像：（从左到右）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

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史良的成长和性格演变过程，就是一面镜子。自从1927年她在从法科大学毕业踏上社会起，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2年里，她先后经历了从事律师职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为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的光荣历程。她从一个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逐渐走向沉着应战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史良个人成长的特殊轨迹，也折射出史良不平凡的光辉人生道路，这就是毛主席为她题词“女中豪杰”的内涵所在。

                           2021年6月写于常州古运河畔 

（作者金明德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关工委思想道德宣讲团副团长、常州市“银发生辉”志愿者、常州市红色地名宣讲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