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疑问之八 中国学历史卷综合册理论篇

中国历史疑问之八

中国学历史卷综合册理论篇

安  文

问题八：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或者说中国为何没有欧洲中世纪宗教社会？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

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后来老子虽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而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主要经典《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这种独特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基调。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最宽容态度。他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深究没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教导对中华民族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可能都非常有害。诸王朝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智慧的，它既使我们保持了理性，没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接受王充等学者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像今天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的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无常与死亡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王朝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知识精英普遍对鬼神没兴趣，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不同，主要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对“灿烂星空与心中永恒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安慰，而是因为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观念里，个体生命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

当然，心身健康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当死亡逼近，因心理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中华王朝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迷信，比如保持春节、清明习俗，才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