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公平公正的，苏轼并不冤枉

读苏会②

２０２４年７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乌台诗案引论》，对乌台诗案进行了全面梳理。作者邓新民，研究馆员，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这本书很有意思，读了之后，对苏轼乌台诗案有了新的认识。

苏轼乌台诗案，即苏轼４４岁时下御史台狱一案。因御史台别称“乌台”，案情涉及诗文，故史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七月，苏轼在知湖州任上，因朝中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上札进状，举发其以诗文“谤讪朝政”，被自湖州追回。八月十八日，下御史台狱勘问，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案，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这就是乌台诗案的大致始末。

苏轼此案，朝野震惊，天下关注。结案后，苏轼狱中供状及有关档案资料随即被抄录流传，后又刊印成书，并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南宋宰相周必大曾亲眼见到过苏轼此案的卷宗真迹，他在《二老堂诗话》中有过如下记载：北宋灭亡时，当时的御史中丞张全真把乌台诗案的原始卷宗取了出来，并且带着南渡后收藏了起来，张全真去世时，其子邀请丞相张德远写墓志铭，就将乌台诗案的原始卷宗送了一半给张德远作“润笔”，另半部仍藏在张全真后代手中。周必大写道：“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

乌台诗案中，没有发现使用刑具和拷讯的记录。在御史台于十一月三十日审讯结束后，朝庭委派司法系统之外的一位官员——度支副使陈睦去向苏轼核实，询问有没有刑讯逼供、有无冤情，如果有，则可以另行指派其他官员重新审问，苏轼没有翻供，承认了所有供述。

经过陈睦核实之后，御史台将案件交给大理寺审理，由大理寺根据犯罪事实检断法条，做出判决意见。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审讯，然后将卷宗交给法院审判。各管一摊，以求公正。

大理寺经过审判后，判决如下：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思是说，根据苏轼的罪行，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但是正好遇到“天下大赦”，宋神宗的奶奶曹太皇太后生病，宋神宗为了给曹太后乞福，大赦天下，因苏轼正好赶上了“大赦”，所以应当无罪释放。

御史台看到大理寺的判决后，认为判决太轻，于是上书反对。相当于今天检察院认为法院判决不对而抗诉。

根据北宋的司法制度，假如有人质疑大理寺判决不公，那么还有一个机构叫审刑院，可以对案件进行复核。相当于今天的“二审”。在御史台“抗诉”后，皇帝指派审刑院复核。最终，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的判决。

《乌台诗案引论》对于北宋司法机关对乌台诗案的审讯给予了高度赞扬，称“法官则明确地守护了依法判决的原则。并不是任何时代所有法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对于北宋神宗时代司法系统的专业精神，我们应予好评。”

当然，封建皇权时代，皇帝有权在法外加恩或给予惩罚。苏轼乌台诗案最终“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皇帝神宗的意思，而非专业的法官判决。

《乌台诗案引论》还对苏轼是否被小人报复陷害作了分析，认为并非如此。当时的御史中丞李定虽然跟苏轼有仇，但李定在此案上并无明显了陷害之举。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是有俸禄（工资）的，他的工资如下：月俸４．５千、绢３匹、棉７两、禄５石。其中４．５千月俸相当于基本工资４５００枚铜钱，禄５石相当于每月能领到５００斤粮食。对于黄州时期的苏轼而言，一家２０余口人，确实少了点，但是也不至于食不裹腹，只是生活谈不上优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