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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朋友圈研究 中国学文化卷文学册名人篇

安文 最后编辑于 2025-06-05 1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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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朋友圈研究

中国学文化卷文学册名人篇

安  文

“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希望中国出英俊,这句话涵义丰富,涵盖广,历时长,今天也不过时。鲁迅本人是中国的英俊,在他影响下成长起来很多英俊.中国也确实出了很多英俊,当然还需要更多英俊。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与现代作家关系,或者更具体说,是鲁迅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对鲁迅的传承,兼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有助于丰富对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今天传承鲁迅精神、事业。

鲁迅两大“朋友圈”,第一个是早期的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乃至高长虹、向培良等,后期的朋友圈,则是胡风、冯雪峰、萧军、萧红等。两个朋友圈的共同特点是师友们有共同事业,有相近文化理念。

一、鲁迅与台静农等

最近,重庆白沙镇附近山坡上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举办了“寻访台静农抗战时期踪迹”活动。几间刚修缮好的教室和院内齐腰高的杂草,台静农就是在这里与朋友们展读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并加题识的;山下的河道在小雨中波光闪闪,让人想象当年台静农从山上走下去,在码头乘船到江津另一个小镇看望他的同乡、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或到重庆参加文化界纪念鲁迅的大会。因为台静农等文化人的播迁,陈独秀、鲁迅在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山城的时空交集,让人感慨万千。

台静农是鲁迅北京时期培养的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台静农与鲁迅的亲密关系,归因于他们社会观念相通、文学风格契合和学术理路一致。他们从创立未名社时期相识,到鲁迅逝世,十几年间友情不断加深。……台静农服膺鲁迅的思想和品格,内心深处珍藏着对鲁迅的爱戴和景仰。他在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默默践行鲁迅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理念,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或隐或现透出鲁迅的影响,保持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因为政治斗争的影响,台静农在完成鲁迅未竟的学术事业方面也留下一些缺憾,如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编纂《中国文学史》讲义的情况:鲁迅英年早逝,未及完成自己的学术计划。多年后,台静农发愿研究中国文学史。抗日战争结束后,台静农到了台湾,创建台湾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二十多年。他在中文系任教几十年,培养了大量人才,个人著述的重要一项,就是编纂《中国文学史》。因两岸阻隔,直到终老,台静农未能再回大陆。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将讲义整理出版。台静农可能是带着对鲁迅的愧疚离开人世的——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见到《中国文学史》的印行。他晚年遇到困难,也许比鲁迅遇到的困难更大。鲁迅蛰居上海,困于家累,忙于论辩,欲回图书丰富的北平而不得;台静农则歇脚台岛,行格势禁,缺少参考资料和师友切磋。从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篇幅分配和着力所在,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学术取向的影痕。

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需要从更多方面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单就台静农个人而言,就有小说家、学者、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就群体而言,台静农是未名社的一员,辅仁大学、国立女士师范学院、台湾大学等高校的教员,在更大更多的文艺、学术群体中活动,是学界中人、文网中人、书坛上人。以此类推,研究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需要放眼注目更大时空。从个人到群体,是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可说是其升华和结晶阶段。

鲁迅在一个个圈子和一张张网中,而且这些圈、网不断变换、交叉、反复、重叠。以鲁迅为纲,主要以鲁迅视角为主,二十多位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鲁迅的交往互动,既显示了鲁迅的品格及其对他们的影响,也显示着他们自身的品格、性情。他们因教育经历、文化修养的差异显出的个性,与其所属团体、阶层的文化取向乃至政治倾向而呈现的差异,使全书有了很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形象地说,鲁迅是纲,众多英俊是目,纲举目张。很多知识人、读书人与鲁迅的关系,此前已有个案研究,而整体、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对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做整体把握,并使各个个体和群体之间脉络贯通,形成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才是意义所在。

二、鲁迅培养英才

鲁迅立足文坛后,一直努力培养英俊。前期,他带出一批文艺青年,后期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更着力造成大批文艺“战士”。北京时期,自然不能不提到《新青年》群体同人们,鲁迅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互相切磋琢磨,亲兄弟之间也有事业上的合作,可以说是英俊汇集,互为师友。未名社、狂飙社、语丝社、莽原社及浅草-沉钟社的青年文艺英俊之于鲁迅,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文友、朋友、师生关系。即便是厦门时期只交往了几个月的泱泱社,也留下很多合作、提携的佳话。上海时期的左翼文学界,鲁迅的导师、战友身份凸显。

看鲁迅与人的关系深浅程度,通信是个重要衡量标准,鲁迅给谁的信多而说话真切,少客套应酬,就是师友,就可称“自己人”了。台静农之外,曹靖华、萧军、萧红、李霁野、韦素园、李秉中、章廷谦、杨霁云等,他们对鲁迅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果他们总是、只是被动地接受鲁迅的影响,就不能称为知识人。最为关键的是:这些青年英俊何以与鲁迅成为师友,他们为什么当得起知识人的名声?他们与鲁迅的关系有什么文化史意义?知识界人士很多,有成就的甚众,鲁迅与之交往的人也颇不少,但能与鲁迅有师友、战友交情的却并不多。英俊或文化英雄,不是一般人能当得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鲁迅的品格——这才是鲁迅一生行实的“纲”,没有这个就不会有鲁迅的地位,不会有朋友们对他的崇敬。鲁迅不是一般的文学家和知识人,他的身上结合了人们常说的“战士和文人”的品格。“战士”“文人”,本来是分开的两个词,各自都能找到对应人物,战士和文人合于一体,在历史上就属凤毛麟角。因此,可以说,与鲁迅交往、友善、合作的人身上都具有一些“战士文人”的品质。精神品格是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交谊的纲领。

三、鲁迅与知识人群体的交往

鲁迅与知识人群体的交往,是鲁迅及其友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如未名社、左联等,还有一些群体却是后人总结得出的,当事人的自觉并不明显,最显著的是文学史家所说的现代文学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位,鲁迅与他们组成的文化场域,很值得研究,不能纠缠于表面的论名位、排座次,如鲁迅所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郭沫若的道路选择和对一些人事的态度与鲁迅颇有不同,文章风格自然也有差异。

鲁迅、郭沫若、茅盾看他们之间关系,各有自己的视角。此外还有很多不同视角。如沈从文在《郭沫若》一文中肯定郭沫若是文化名家,但不许给他小说家的荣誉:“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这个评价郭沫若也许还能接受。鲁迅对他翻译的批评,不知道他能否受用。鲁迅在谈到他翻译《战争与和平》时说:“《战争与和平》我看是不会译完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大胆。”这么说来,郭沫若的翻译家成就就要打一些折扣。过去,文学史家定论似地给三位作家排名,是《水浒传》研究法,也可将三人比作“三国”,“瑜亮”也好,“使君与操”也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折射出现代文学史上很多问题。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研究法,也可以作为探讨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视角。英俊之间有接触,有意见,有争论,有异同,是正常的。学界对三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有直接揭示的,有刻意隐蔽的,有各表其优长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一定按鲁迅或其他两人的自述、自辩来定论。看他们身上“文人战士”品质有多少,是一种角度,看他们与他人交往的情况,也是一种角度;看他们在群体中的表现是一种角度,看他们如何培养英俊亦即看他们的影响面大小,也是一种角度。总之,应该从更多的视角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以期对他们的文化地位、历史影响有全面的认识。即便对他们做《儒林外史》式的研究,也未尝不可。英俊也不是时时处处都遍体光辉的,就像鲁迅说的:“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四、其他英俊群体

鲁迅朋友圈还扩展到与鲁迅没交往而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作家,如赵树理、孙犁等,以及后来几代青年英俊,从中也能看到鲁迅的独特价值。英俊是个总体,不是单一的个人,也不是一两个群体或几个圈子。鲁迅时代文坛和鲁迅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实际,是一个百花齐放、英才济济、群星闪耀的时代。鲁迅是灿烂河汉中的一颗明星,是茂密森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不是俯瞰众生的圣人,他有烦恼,有怀疑,有动摇,有失败,也有志愿和努力,正是在艰苦卓绝中形成的志愿、做出的努力成就了他自己和一大批青年英俊。

即便鲁迅的论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友人”。这些人至少注意过他,认真将他作为对手,与他商讨、争论。在这过程中,有些引起他的误解、不满和愤怒,有些闹翻了,有些闹翻又和好了,都很正常。圣·勃夫在《我的毒》(Mes Poisons)中写道:“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鲁迅翻译了这句话后,进一步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不能说鲁迅的论敌就都是反面人物,都是歪才或蠢材。实际上,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是英才。胡适、林语堂等也是英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才俊,没有了他们,鲁迅的业绩要减下去很多,鲁迅是在与人论辩中成就杂感这种独特文体的。现在强调破除唯鲁迅正确的观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了。但要考察鲁迅与论敌论辩的过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还有待于细致的辨析。

林纾是鲁迅的前辈。鲁迅青少年时代,这些前辈英才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章太炎等。鲁迅受前代英才俊杰的鼓舞,以他们为榜样,投身到文化启蒙事业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林纾当然可以保留。既然连林纾都赫然在册,那么,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就更不在话下了。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介绍,鲁迅晚年向他透露过一个以“四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这“四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那一辈,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第二代是鲁迅自己这一辈;第三代是瞿秋白那一辈,第四代是比瞿秋白稍后的也就是冯雪峰一辈。可惜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从鲁迅去世到现在,中国又有了很多代知识分子,脉络需要梳理,影响需要追溯,传统需要延续。期待对鲁迅朋友圈有更多研究佳作,更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鲁迅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绵长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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