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同窗暨大哥老赖
肖声
“老赖”这个称呼,在新时代,是专为那些死皮赖脸、欠账不还的“老板”们准备的。
但是,我这里写的老赖,可绝非此等专门坑害他人的赖皮泼货,而是我以及与我当年一起求学于北师大中文系4611班的同窗们对赖成养同学的尊称。
赖成养同学出身贫寒,品行端正,学习刻苦,为人和蔼,待人真诚,深得同班同学的厚爱。由于他姓赖,同学们便习惯性地称他为“老赖”。这可不是虚言,在我们全班同学的心目中,他确实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老大哥。
怎么又是“老大哥”呢?那是因为,他比一般同学年长一些。我当年由于家贫如洗,是靠共产党、毛主席的福,1949年时年九岁时才有机会开蒙上学的。而出生在广东乐昌地区深山里的赖成养,小时候的苦日子比我还要苦。他也是新社会穷人翻身以后方能进学堂念书的。1950年,他走进蒙馆开学时,已经13岁了。所以,在我们班,除了崔柱焕、江水明等几位调干生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以外,赖成养就是最年长的一个了。当然,大家把他当成“老大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品学兼优、助人为乐,深得大家厚爱。
在我的记忆里,赖成养初进北师大校园时,曾闹过一个笑话。广东福建一带的人,由于气候常年温暖,所以基本上是不穿鞋的。我们班的江水明、陈富城、赖成养、冯尔松和彭瑞情等人,到北师大报到时,都习惯光脚穿拖鞋。那是上第一堂体育课,其他几位广东福建同学都换上鞋子了,唯有赖成养,仍穿着拖鞋去上体育课,结果,被老师惩罚出列,单独站在操场上暴晒了好长时间。当然,那一半是他不应该上体育课也不换鞋,另一半则是老师不了解大南方人的习惯而过于严厉了一些。其实,后来的赖成养,以他自己的反应敏捷和吃苦耐劳而被那位让他罚站的体育老师相中,当上了体育委员。
大学一年级时,我跟他不在同组同宿舍,原本交集不多。我只知道他学习刻苦,是个图书馆迷。因为大学跟中学时代是完全不同的,课程很少,大量的课余时间就靠自觉自学了。老赖几乎每天都钻在图书馆的中文系阅览室里潜心做功课。有时上午最后一节课上完后,多数同学都直奔食堂了,他都还是弯到图书馆去占个座,然后再赶到食堂去用餐,所以,吃冷菜冷饭是常事。可是,在我因患肝炎住院期间,一件事拉近了我俩的距离,令我非常感动。
当时,全班同学把糖票省出来送给我加强营养(因为那时是国家最困难的1961年,肝炎病没有任何特效药可用,只能靠多吃些糖补充些营养;而国家为照顾大学生,每人每月发二两糖票),这已经令我心不安了。此外,我们组的女同学和与我同宿舍的男同学挤出时间分批到校医院楼下(怕传染,任何人是不允许上楼与我接触的)来看望我,更让我倍感温暖。级主任王宪达老师规定,其他组的同学就尽可能别到医院去了,这是为大家好。可是有两位同学出于对我的同情和关爱,依然不顾“禁令”,仍偷偷地去看了我好几次。一位是后来成了我妻子的汤兰珍,另一位,就是跟我一样拥有苦难童年的赖成养。
直到二年级时,我跟老赖住到同一宿舍后,经过多次交谈我才懂得,我俩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穷孩子。他见我刚跨进大学校门不久就患上当时被视为很恐怖的传染病,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管怎么样,他也得到医院当面给我一些慰藉才心安。这大概就是同病相怜、同气相求吧。
作为室友,我跟老赖一样,都是睡的上铺。有一天午睡起床时,我站在床上叠被子,一不小心,朝后一仰,一个倒栽葱四脚朝天摔到地下了。老赖和同室的其他同学马洪邦、冯尔松等人见状,都吓坏了,七嘴八舌要让我立刻到校医院去检查验伤。老赖二话不说,把我背起来就跑。先下三楼,再经枣树林、大操场、大花园和教工宿舍楼区,他背着我一路狂奔,其他同学要换他,他却气喘吁吁地说:“别耽搁了,救人要紧!”一口气,把我背进了校医院。好在经医生反复检查,无大碍。大家这才放心了。事后,我曾数次要感谢老赖的见义勇为,他却用他那标志性的哈哈大笑回应说:“小事一桩,不许再提啦!”
再后来,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他回了广东,我到了山西,天各一方,几乎音讯全无。直到我叶落归根回常后,1985年10月,我到广东去采访第六届全运会,又想起了这位对我关爱有加的同窗和老大哥赖成养。可是,近20年杳无音讯,我不知他究竟在广东何方高就啊。思来想去,既然来了广东,不见他一面心有不甘。就想到,同是广东人的彭瑞情同学说不定知道老赖的下落呢。通过老彭,我终于打听到老赖已是广东省韶关地区教育局副局长。真乃无巧不成书。全运会的乒乓赛事就设在韶关。如是,我就来劲了。在乒乓球比赛开赛前一天,我就早早地从广州乘火车赶到韶关市。先到教育局找老赖,他同事告诉我:“这几天他身体欠佳,在家养病呢!”这好办,我又马不停蹄,曲径寻幽,终于找到他府上。
哈哈,近20年阔别后重逢,那股高兴和亲热劲,别提有多俗气了。我俩坐在他家四四方方的宽敞客厅里,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好言相劝,要留我在他家吃饭,可我有公务在身,不敢耽误赛前的重要采访,于是,我俩商定,等我采访结束后再聚。可是,看球、赶稿、发稿……我天天忙到后半夜。乒乓赛决赛的哨音刚落,我又得赶往佛山市的排球赛场去采访了。我是在火车上给老赖打了个电话告辞的:“对不起,我没办法,这次食言了,今后如有机会再见面,我一定美美地宰你一顿大餐。”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生何处不相逢。2009年底到2010年元月,我与我退休后创办的阳光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杨瑜一起,应邀到广东珠海参加一次年会。会后,我为了“宰老赖一顿大餐”,就跟杨瑜经广州转道清远市,专程去拜访老赖。
这个时候,我和老赖(他从1988年起调任清远市任宣传部副部长直到退休)都已退休多年,早就是自由之身。反正日月都由自个儿支配,就不像当年韶山见面时那般匆忙了。那天傍晚到达前,老赖就早早地为我们预订了离他家咫尺之近的星级宾馆。房费都不用我操心,他包了。当天的晚餐,是他的原配夫人彭海柳为我们做的一大桌广东特色佳肴。这对伉俪告诉我,他们老家的习惯,大凡珍贵的客人到访,必须请到家里吃家宴,才是尊重,也才亲热。我当然就客随主便,在他家饱餐一顿美味啰。那顿晚餐,我印象里大小冷盘和热炒加起来不下十几种,还有广东人最欣赏的餐前鸡汤(汤里可不光是鸡肉,更有各类补品)和他从韶关带来存放了十多年的名白酒招待。这可正中了我下怀。那一顿晚饭,我俩边喝边吃边聊,一直吃到八九点钟。酒足菜饱后,他又亲自把我们送到宾馆的房间里才回家去。第二天,除了继续在他家用餐外,他们贤伉俪还陪同我们饱览了清远市的闹市和风景区。当时我们的留影,至今我还保存在相册里呐。
在那以后,他夫人病故,对他打击甚大;不久,他自己也病倒了。好在有后来的老伴王育红的悉心照料,虽卧床多年,总还能苟且。我跟他也就是每年春节时通个电话,问询慰藉而已。
从2017年起,我每年都到海南越冬,过起了人们所说的候鸟生活。我曾几次想再弯到清远去看看这位老大哥,但他在电话里告我说:“千万别再来了,你是咱们北师大同学中唯一一位来看过我两次的学友。我铭记于心,非常感激了。如今,我已卧病在床久矣,你来了我也没法接待你。”既如此,我也就不能再去骚扰他了。
6月2日下午5点44分,他老伴王育红突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告我:“谢谢您赖成养的好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老公5月30日在清远人民医院ICU病逝。今天火化已入土为安了。”看到噩耗,如雷霆击顶,我呆住了。怎么会呢?今年农历的大年初五,育红在跟我微信交流时,除了发给我两张老赖的照片外,还直言老赖“目前的状态还很好,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大家来给他拜年时,说他的状态比去年还好。他也面带笑容跟大家说话呢。”不是状态很好嘛?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一时之间,我难以接受这实在不愿意看到的不幸。呆若木鸡般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如梦初醒,给育红回了吊唁信,又给北师4611班的校友群转发了老赖驾鹤西去的消息。
夜里,我锥心绞肠,辗转反侧,夤夜不眠,只好爬起来奋笔直书胸臆,悼念同窗老大哥。
赖成养的童年苦不堪言,但赖成养的一生是可圈可点的成功的一生。正如他著的《旅路寻踪》回忆录里所说的:“对我来说,这大概是一条从大山沟走向广阔天地的成功之路。”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立志、争气、发奋、自强。
我为拥有老赖这样自强不息而功成名就的老同学、老大哥而自豪。
我因痛失这样一位优秀的老同学、老大哥而无限悲怆。
祝愿老赖一路走好!
也恳请王育红节哀顺变多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