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 三、服务出口面临的 结构性挑战与深层动因 中国学经济卷产业册服务业篇

创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

三、服务出口面临的

结构性挑战与深层动因

中国学经济卷产业册服务业篇

安  文

三、服务出口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深层动因

目前，我国服务出口总体规模偏小、高端服务业支撑不足、全球市场份额有限等短板尚未明显改善，结构性发展失衡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和关注。

（一）金融行业服务出口下降压力持续加大

金融行业服务出口是服务贸易中的高端领域，对跨境产业活动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金融行业服务出口发展指数和结构指数分别仅为52.1%、61.7%，行业服务出口规模和占比均出现大幅度下降，在各项分类发展指数中最低。分具体行业看，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出口降幅近六成；金融服务出口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包括这两类项目在内的金融行业服务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比重，也由2019年的3.1%下降到2.1%的近年来最低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2024年全球市场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低位徘徊，导致跨境投融资、贸易增长放缓，跨境融资、证券承销等金融服务的国际需求，即企业及个人对跨境保险、养老金配置的需求下降，依赖出口市场的再保险、海外商业保险等业务收缩；美欧地区高利率环境持续，国际资本回流，新兴国家资本流出压力加大，推升金融服务成本，我国在资产管理、跨境投资服务等领域对外金融服务能力受到挤压。

二是国内政策与监管调整。为防范金融风险，我国通过QDII/RQDII额度限制、反洗钱审查升级等措施加强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金融机构数据安全与合规压力进一步上升，海外业务拓展效率有所降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持续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跨境数据传输成本增加，跨境保险核保、养老金账户管理服务响应速度下降；另外，国内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尚在初期，国际竞争力不足，难以吸引海外客户；政策调整期可能暂缓对外合作项目。

三是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新加坡、香港、迪拜等国际金融中心通过税收优惠、宽松监管吸引跨国金融机构，分流了原本可能选择中国市场的客户；欧美在金融科技（如区块链结算、AI风控）和绿色金融产品上领先，我国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和国际标准接轨方面滞后，出口竞争力下降。

四是地缘政治与信任壁垒。中美博弈持续加剧，美国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制裁，部分国家客户转向“去中国化”策略，回避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金融监管的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现象增多，欧美国家对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移动支付、金融数据服务设置市场准入壁垒，抑制了服务出口增长。

五是国内行业自身实力亟待提升。如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跨境长期护理保险、ESG主题养老金等产品缺乏针对国际客户需求的定制化服务；应对国际业务面临汇率波动、主权债务违约等风险的能力有待持续提升，部分中资金融机构风控体系不完善，拖累海外业务，导致其规模收缩。

（二）新兴行业服务出口占比有所下降

不断提升包括金融、保险、电信、知识产权、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等在内的新兴服务行业占比，是服务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目标。从2024年的实际表现看，新兴行业发展综合指数值达到107.5%，说明新兴服务行业出口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对提升我国服务出口质量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其发展指数值低于同期全行业发展水平，新兴行业结构指数仅达到90.9%，即在全部出口中占比下降了8.1%，和结构升级目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旅行、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快速增长和比重上升，部分挤压了新兴行业的份额。其次也和高端领域国际竞争加剧、美欧技术封锁和国内产业实力不够强等因素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一是全球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受经济复苏乏力、行业周期性调整等因素影响，企业被迫缩减IT支出，软件外包、云计算、数字解决方案等需求下降；高通胀和债务压力也抑制了对高端技术服务的采购。

二是数字交付领域国际竞争加剧。由于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加快崛起，凭借更低的人力成本和政策优惠，进一步抢占全球软件外包、数据处理等市场份额，我国的成本优势有所弱化。如印度2023年信息服务业出口额已超1900亿美元，对中国形成直接竞争；又如，印度Infosys公司凭借低成本优势，2024年承接全球IT外包订单超200亿美元，挤压中国企业在欧美市场份额，导致中国数字交付服务出口增速放缓。

三是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标准、数据本地化政策限制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准入。如欧盟颁布了《数字市场法案》，提高合规成本，削弱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

四是关键和核心技术创新存在瓶颈。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核心算法等领域多数依赖进口，高端服务出口附加值较低，难以应对国际市场需求升级。

五是国内政策合规压力上升。国内持续加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企业对投入更多资源满足合规要求的认识仍有不足，合规达标需要经历一定适应过程。六是地缘政治因素干扰。美国封禁中国云服务商进入本国市场，进一步限制中国云计算、AI等领域企业开展海外业务。

（三）商业存在形态服务出口增长动力不足

根据WTO统计，商业存在形态服务占据全球五成以上份额，是服务出口中最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不断拓展，商业形态服务出口也会加快增长，在我国服务出口中的重要地位将逐步提高。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和这一预期存在一定差距。根据FATS和BOP两类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2020–2024年期间，我国按照FATS口径统计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持续低于或平于跨境服务出口（BOP统计核算）。受这一因素影响，2020–2024年商业存在形态服务出口结构指数始终徘徊在100%左右，中国企业的在岸和离岸服务出口增速之间并无太大差异，商业存在方式服务出口发展趋势未能达到和对外投资相近的预期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这一现象可能和离岸服务统计方法等技术性因素存在一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在面临不断增多的挑战和阻力，加快发展离岸商业服务的风险和难度明显上升。

一是中国企业境外提供服务受当地市场需求影响较大，在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具有较多不确定性。

二是欧美等西方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针对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和商业活动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大量增加。如美国进一步强化外来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制度；又如，美国把大批中国企业纳入制裁名单，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海外开展正常投资和商业服务活动的合法权益。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2023年以来全球新增的各种保护主义措施达到历史新高，美国推出的此类措施500多项，位居全球第一，其中针对中国的居多。欧盟、日本和韩国等西方国家也在不断针对中国推出各类保护主义政策，海外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趋于严峻。例如，2024年，某中资银行因美国制裁被迫退出欧洲债券承销市场，导致金融服务出口额下降28%，凸显地缘政治对高端服务贸易的制约。

三是国内企业国际化能力尚存短板。部分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在品牌认知、ESG标准、跨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影响海外市场拓展效率。

（四）服务贸易收支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突出

通过扩大服务出口逐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有利于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缓解国内资本外流压力。如上所述，2024年服务出口增速明显大于进口，贸易收支平衡能力有所上升。但从出口规模相对于进口的比例来看，2024年仅为62.6%，距离基本平衡目标尚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结构性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例如，在12大类行业中，旅行出口规模仅相当于同期进口的15.9%，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分别仅达到进口的17.1%和22.1%；另外，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政府服务、运输服务等行业贸易失衡压力仍然较大。总体来看，长期存在较大逆差，仍然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如前所述国际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冲突、国内监管政策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如保险和养老金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项目，也有缺乏国际竞争力等长期因素的影响，如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