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运河史话 粮食自给有余商品率更高

依靠耕作制度的合理化和土地的开发利用，即主要依靠增加耕地面积总量、普遍采用稻麦两熟制的形式，江南经济出现了史所罕见的繁荣。宋代江南农业生产达到的高峰，是保证江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宋代江南农业的骄人成就，曾被史家誉为“经济革命”、“农业革命”。

其时，常州的农业生产不仅自给有余，粮食的商品率更高。有大批余粮，通过运河运销到邻近的浙东，并由海道输向北方地区。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里，苏、常、松、杭、湖、嘉地区，开始成为最佳人居环境，享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

苏东坡在《论浙西闭籴状》中有“杭州自来土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湖、常、秀等州般运斛斗接济”之说，可作为常州当时粮食生产的一个例证。关于这一点，苏东坡在其他文章里时有提及。如《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衢睦等州也“岁常漕米至桐庐散入诸郡。”《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云：“本路唯苏、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饱数路，漕输京师。自杭、睦以东衢、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土所食。里谚语云：‘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盖全仰苏、秀等州商贩贩运，以足官私之用。”

苏东坡说的“下乡”，指杭、睦以西的苏、常、湖、秀诸州。苏轼此《状》上于元祐五年（1090年），可见与“上乡熟”异曲同工的“苏常熟”之谚，北宋中后期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其实，唐代时，常州作为江南重镇，赋税之重，已经有有口皆碑了。韩愈曾经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载——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钱穆《国史大纲》载——

清代赋税，一依明万历原额，定限考成，并责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常州、镇江两府，每年银、米亦不下数十万。一府钱粮之数，可比于一省。苏州一府不过一州七县，松、常、镇三府属县亦寥寥无几，每县钱粮多者数十万，少者不下十数万。

据《永乐常州府志》载，至永乐元年，常州府所辖晋陵、武进、无锡、宜兴四县，官民田地、山、荡等共计52824顷94亩9分6厘2毫，产夏小麦153305石5斗1升8合7勺，秋粮米620902石1斗3升6合4勺，豆22877石9斗3升2合，丝1207斤8两1钱1分3毫6丝，棉514斤6两2钱5分9厘1毫，麻布1848疋9尺2寸5分6厘3毫，钱55417文。

常州所出钱粮，其中一半多，被用于纳贡。自宋以后，常州的赋税呈一路上升趋势。其项目包括粮、丝、绢、棉、麻、布、钱等。据宋朝统计资料，常州除上贡丝、棉、绢、麻、钞、酒等各种税务外，还需上贡粮米228192石9斗4升3合2勺1抄6撮，大麦99604石，小麦8325石。宋宝佑年间，改为上贡粮米341879石，大麦54700石，小麦9992石。

元大德九年（1305年），常州上贡钱米，其中仅糙米一项，就达461201石3斗1升3合6勺。泰定元年（1324年），常州被征夏税，合计丝4518斤8两6钱2分8厘5毫，棉1161斤14两2钱7分7厘，麻布3055疋1丈2尺9寸7分5毫，中统钞196锭1两3钱9分。秋税又征，仅粮米一项，就达496487石5斗2升7合。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常州府实征粮米533515石，占当时全国实征粮米总数的2.16%，接近广西、云南两省的总和。

清代，常州的赋税总量，依然是江南地区重点。

从上表可以看出，常州在清代康熙年间，虽是辖县最少的一个府，赋税总量却名列苏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