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稼穑心头事——寻索多稼亭》

最是稼穑心头事

——寻索多稼亭

陆克寒

一

那座古亭早已湮没，它的陈迹留存在旧文献纸面上，零散而落寞。

亭名“多稼”，是何来历？取自《诗经•小雅》“大田多稼”篇。“田野辽阔啊——广种稼禾”，先民一曲浩歌，抒发对大地丰产的美好祈愿，也是农耕文明素朴而虔诚的情愫。亭在何处？常州府衙主殿外西北角，内子城城头上，位置约在今常州市第二中学北端、玉带路附近。亭据城廓，登高观望，视野朗阔，城内屋舍栉次鳞比，城外沃野阡陌纵横。建亭者谁？宋常州知州朱彥。

朱彥（？-1119），江西南丰人，宋崇宁元年（1102）出任常州知州，任上颇有德政，广受称道者有二：一是疏浚常州城内淤塞多年的后河，二是查明季子墓在常州城北申港，整修一新，立碑祭奠，碑刻仿孔子题十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对于后者，朱彥本人似乎尤为得意，亲撰《延陵季子庙记》，郑重述说经由，文传后世，成为常州人文长河中一则珍贵史料。

较之上述两项事功，朱彥建多稼亭不事声张，或者以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他本人无片言只语，后世记载便难觅建亭人氏。宋嘉熙三年（1239）成书的《方舆胜览》，是祝穆祝洙父子编订的地理名著，问世距朱彥谢世仅120年，内中收有“多稼亭”条，但全部注释只有寥寥四字：“在郡城上”。官家志书宋《咸淳毗陵志》1268年面世，距朱彥离世也不过150年，其“多稼亭”条注明“在子城西北隅”，定位明确，却也不见建亭人氏及时间。解说不全，难知其详，后来者未免生出怅惘。

查检现存常州方志，朱彥建多稼亭的文字记载，最早见诸明永乐《常州府志》（1418），“多稼亭”条明确告知亭“在郡治西子城上，宋守给事朱公彦建。”不仅载有方位，还确认建亭者为朱彥。“守”是朱氏身份，宋朝知州别称太守，“给事”即官名“给事中”。颇有意思的是，永乐《常州府志》有关多稼亭的记载，是从前朝志书元《大德毗陵志》（1306）转录的；后者今已不存，部分内容散见于后世文献中，幸得前者转录，我们才知晓：那位名叫朱彥的宋朝知州，便是多稼亭始建者。《大德毗陵志》成书，距朱彥去世也不过180年左右，前事不远，所记想来是牢靠的。

二

朱彥建成多稼亭，是否称心如意？不见他有文墨遗存，无从窥见他的心意。推想他应该是欣悦的，因为自此多稼亭即成常州城一处胜景，《大德毗陵志》便有记述：“下瞰平畴，支分罗布，登览之际，不忘劭农旨意。”这部散佚的旧志，不仅记下多稼亭位置和始建者，还点化开登高望远的景致，点明建亭劝农的初衷。“劭”有“劝勉”之意，“劭农”即“劝农”。于是我们看到：《大德毗陵志》有关多稼亭的解说，兼备方位、建造者、风景和蕴涵多种要素，言简意赅——这些内容及文字，永乐《常州府志》全副转录，后世才得以知晓。更可欣慰的是：《大德毗陵志》的解说，还涉及多稼亭被毁与重修：“亭后中毁。淳熙壬辰，太守晁公子健重建，南轩张宣公作记。大德五年辛丑，因风潮毁坏不存。”

古时建筑毁坏，大致不出三种原委：年久失修、水火灾害和战火焚烧。《咸淳毗陵志》称多稼亭“建炎中毁”，《大德毗陵志》说“亭后中毁”，应该就在建炎年间（1127-1130），两志所指是同一件事。其时正值南北宋转捩，史称“建炎南渡”，其实是赵宋朝廷仓皇南逃，战火席卷而来，多稼亭在宋朝国难中遭受兵燹，灰飞烟灭。待到半壁江山稍定，知州晁子健想要重建，正巧张栻经过，便再三请他作记。张栻（1133-1180），号南轩，谥号“宣”，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一代宗师，曾主持岳麓书院教务。张氏撰成《多稼亭记》，文末交代重建事在“乾道七年”（1171）。因此，《大德毗陵志》称晁氏重建在“淳熙壬辰”（1182），时间显然有误——此时，作记的张栻已过世两年了；检视《咸淳毗陵志》，称重建于“乾道间”（1165-1173），这才是可信的。

亭的经历，一如众多古建筑，轮回于毁建之间，念之叫人平添许多沧桑之慨。多稼亭始建于北宋崇宁年间，毁于南宋建炎年间，重建于南宋乾道年间，又在元大德五年（1301）为“风潮”摧折——那场狂风暴雨凶险异常，元《泰定毗陵志》中也留下沉重一笔：“大德五年秋七月，大风雷雨，谯楼等屋悉倾圮。”五年后《大德毗陵志》成书时，再毁的多稼亭依然“不存”。此后，多稼亭是否再次重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清光绪五年（1879）面世的《武进阳湖县志》，依旧在“城一厢图”中标有“多稼亭”，就在“常州府”标注旁侧；同著中“府署图”，“多稼亭”标注在“府堂”西北侧。这是颇有意趣的读图经历，从宋《咸淳毗陵志》至清光绪《武进阳湖县志》，600余年间多稼亭断续印在方志图上，你可以在现存常州志书“府署图”、或者“子城一图”（“城一厢图”）中，寻得其踪迹，它以图示形式表白着自己，犹如草蛇灰线出没于漫漶历史中，与志书里的文字记载默默相映。

但我翻检清宣统元年（1909）印本《常州府城坊厢字号全图》，细心定睛数番搜检，就是不见多稼亭踪影。彼时已入20世纪，又过两年，清王朝寿终正寝。再寻检1930年《武进县第一区（城区）地图》，依旧没有多稼亭印迹。

三

大约就在清末，帝国黄昏时，世纪交替处，多稼亭悄然消失了。残阳映出它的翘然姿貌，它一点点沉入暗夜，最终寂灭于漫漫历史。

幸好还有诗文流传，它们与志载和图示一起，保存着有关多稼亭的历史记忆。古亭消失后，正是这些印刻于纸面的历史记忆，成为后来者回溯寻检的线索。就像一位遥远后裔叩击历史重门，我沿着纸上记忆走近多稼亭；那些流传至今的多稼亭诗文，是我重构历史情境的依据和素材。

张栻的《多稼亭记》，或许就是现存最早的多稼亭记文。张氏叙说知州晁氏邀他黄昏登城，点明“城故有亭”后，放眼观瞻，但见“方秋稻熟，黄云蔽野”，未久“月色皎然，景气清净”；转而交代重建主旨，笔锋由写景豁开议论，阐发“多稼”命意在于敦促官吏——“观稼穑之勤苦，而念民生之不易”。张氏记文要点有三：一是交代事由，二是观赏风景，三是表达心志。其后为多稼亭作记的，尚有元冯子振（《重建多稼亭记》），明毛宪（《多稼亭记》）、刘广生（《多稼亭重修记》）、何荐可（《多稼亭记》）等。若将这些记文连贯而视，即可连缀出多稼亭重建与重修的大致脉络，也能见出张栻记文“事由-风景-心志”的意义组合，实在是多稼亭记文的共有构造。于是，我恍然而悟：此间更深蕴涵，其实就是老中国的士大夫情怀。

现存多稼亭诗篇中，杨万里所作多而佳。杨万里（1127-1206），字廷玉，号诚斋，南宋著名文学家，与陆游等并称“中兴四大诗人”，1177年至1179年间任常州知州。杨氏对多稼亭情有独钟，任上稍得空闲即欣然登临：傍晚登亭，“一眼平畴三十里，际天白水立青秧”；暮雨初霁时，“一霎滂沱一霎晴，檐间点滴尚残声”；夏日苦热，偷闲上亭，果然是“小风不被蝉餐却，合有些凉到老夫”；并且，爱亭兼及亭边花，倚栏看芍药，“红红白白定谁先，袅袅婷婷各自开”，赏秋菊而得意忘形，“佳菊独何为？开花得我心。”离任之后，有常州友人送扇，杨氏题诗便得句——“还将多稼亭前月，卷尽西湖柳上风”，到底是恋恋不舍！相比多稼亭记文多少有些程式化的意义组合，杨万里的多稼亭诗篇活泼鲜亮；或许，这正是“文以载道”与“诗以言志”之间的情思之别。

但假如有一天能够重建多稼亭，一定要将《诗经•小雅》“大田多稼”篇，全文刻写成碑文。那首不朽的农事诗，它是多稼亭的前史和前世，也是所有多稼亭记文和诗篇的滥觞与出处。至今，我们依然依偎在它的温暖诗意中，那是先民对粮食的虔诚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