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文学作品展【5】

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文学作品展【5】

抗战中的先贤黄炎培

陈平

黄炎培（1878—1965），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已撤销，属上海市），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1938年他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此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负责同志。1939年，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黄炎培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起提出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提案。1940年，他发起组织国讯同志会，1941年，又与张澜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他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12月，他亲自筹备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公开宣告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和平、独立的民主政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1948年，民主建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随后黄炎培代表民主建国会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终于迎来了拼命以求的“真民主”的实现。

黄炎培在抗战中，主要精力从事团结抗日，民主宪政运动，创建民盟、民建，从事政治协商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等活动。他和职教社老师对职教事业的推动仍然不遗余力：在重庆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职业指导所，还办了四川灌县的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并受实业界委托代为设计、创办职业学校，在后方各地推动职业教育。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1943年后方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同时，职教社在重庆创办了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兢兢业业地扶植着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壮大。八年抗战磨练，较之在上海艰苦奋斗20年，开创了中华职业学校，是很大的发展，为新中国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黄炎培和职教社老师是一心一意为团结抗战尽心尽力，以满腔热情，为国共团结抗战，消除隔阂、磨擦，从中作了大量的工作。黄炎培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和事佬”，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他就坚决去办；对投降叛敌，就坚决反对。特别是访问延安归来后，斗争更鲜明，更坚决，这也是他人生新的起点。在长期与共产党领导层接触中，他对共产党人诚挚待人，亲切交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深深受到教育和感动。

抗战中的民建先贤黄炎培

常州民建新北五支部会员 陈平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沈阳被日军占领。黄炎培立刻投身抗日救亡呼吁民众觉醒，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他想通过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可是赶到申报编辑部，见一伙人正在打麻将牌。他怒火中烧，一把掀翻了麻将桌并怒斥道：“你们要当亡国奴吗？”他强调民族存亡的紧迫性，呼吁民众觉醒，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一席话把这些人听得面红耳赤，纷纷表示立刻行动起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12月，黄炎培与江问渔、杨卫玉等人共同创办了《救国通讯》杂志（后更名为《国讯》），通过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该杂志内容包括“国难要闻”“国难大事记”“各地消息”等板块，旨在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救国通讯》创刊号中，黄炎培指出政治不应被少数人垄断，呼吁实现民治。他还多次发表演讲，号召青年学生和民众摒弃职业教育不问政治的倾向，强调“求学为服务，服务勿忘爱国”。

黄炎培提出设立“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希望通过教育促进民族复兴。他在文章中强调，教育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手段，更是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途径。

他在《救国通讯》中发表抵制日货的具体办法，号召民众从经济上抵制日本侵略。通过这些文章和演讲，黄炎培不仅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为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南，展现了他作为一位爱国教育家的责任与担当。

在中华职业学校的操场上，黄炎培热血沸腾地演讲：知救国、知救民才是有志气的青年；能救国、能救民才是有本领的青年。你们可以成不了大学问家，但一定要成为坚定的爱国者。

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黄炎培和朋友商量去争取地方流氓大亨杜月笙抗日，朋友提醒黄炎培，你不要为了一时之需毁了自己的清名。黄炎培回答：为了抗日，可以争取一下。而日本间谍井野修也极尽之能拉拢杜月笙，为此黄炎培和史量才来到杜宅。

杜月笙久慕同乡黄炎培的盛名，家祠落时曾派孙雨棠去请但遭他拒绝。见黄炎培亲自登门就摆开阵势，想给他来个下马威。但万万没料到，身为文人的黄炎培，竟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地对杜月笙晓以民族大义并送上自己写的字，讽喻他不要当汉奸让杜月笙十分震惊也很佩服。

经过黄炎培、史量才的努力，杜月笙同意为抗日出力，共同策划成立了以上海工商界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地方协会，积极投入抗日运动。黄炎培、史量才还和杜月笙一同去见蒋介石，呼吁他起来领导抗日。

中华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积极参与支援淞沪抗战运动，黄炎培亲往前线送物资、食物。此时，黄炎培的长子生了一个男孩，为了纪念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将士，黄炎培为长孙取名黄十九。

好友史量才因主持的《申报》经常抨击蒋介石政府对内迫害进步人士、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在次面见蒋的时候，蒋介石说我有百万大军，史量才说我们有二百万读者令蒋介石不快。

《申报》不顾反动派恫吓，坚持刊登进步文章惹恼了特务，1934年秋，在杭州通往上海的路上，一代报人史量才被杀害。黄炎培闻讯到报社去悼念史量才，在灵堂前痛斥国民党特务破坏言论自由，杀害精英人士史量才的恶行。

1936年冬天，黄炎培随慰问团前往绥远百灵庙劳军，路过西安会见张学良。张流露出“我们剿共多年也未见有人来慰问”的反内战情绪。就在黄炎培出发的当天，上海爱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人遭到国民政府逮捕。黄炎培回上海后，立即赶到苏州高等法院看望被国民党政府羁押的“七君子”。

随即去南京找到蒋介石，向他陈说厉害，呼吁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黄炎培理直气壮地质问蒋介石：“如果爱国有罪，自己愿意与‘七君子’同罪”。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全面进攻中国，黄炎培积极组织各界民众，募集救济物资支援前线。

中华职业学校对学生宣传抗日爱国，募集物资，黄炎培带着募集来的物资到抗敌前线去慰问。职教社迁往重庆，黄炎培和妻子王纠思洒泪分别。

黄炎培来汉口生活书店参加座谈会，首次见到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的文采，风度感染了黄炎培，周恩来对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也表示非常崇敬。到了重庆，黄炎培继续积极从事职业教育活动，为抗日救亡奔走，鼓动成立了以救助难民为宗旨的“永川纸制品厂”；联络工商业企业家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推选抗战初期勇炸日本“出云舰”的上海实业家胡厥文担任会长。并指示在上海的中华职业学校；要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敌伪政权不让升国旗就坚持精神升旗。

黄炎培邀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参加“星期讲座”，周恩来到重庆巴蜀中学向爱国青年们作热情洋溢演讲，他指出“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抗战的后阵！”周恩来与黄炎培商量，利用中华职业学校在上海的留守力量，开办了对上海的爱国青年进行爱国教育的“现代知识讲座”短训班。黄竞武受邀担任周恩来的临时英文翻译，使他进一步了解共产党人的胸怀。

从上海归来的庄子云向黄炎培汇报上海办学的情况，并带来王纠思的问候，黄炎培思念四十多年的贤妻。可在1940年12月21日，59岁的王纠思因患脑溢血在上海去世。黄炎培声泪俱下写了《先室王纠思夫人行略》《月圆圆词》和《天长七首》等诗篇以悼念亡妻：

《月圆圆词》

在《月圆圆词》中，黄炎培表达了对亡妻的深切思念和无尽的哀伤。这首词通过回忆夫妻共同度过的时光，展现了他对妻子的深情和对生死离别的无奈。

《天长七首》是黄炎培为悼念亡妻王纠思而作的七首诗，每首诗都充满了对妻子的怀念和对命运的感慨。以下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1. “千里阴山秋未雪，九渠河水月如银。离群苦忆同群日，送客浑忘作客身。”

这首诗表达了黄炎培在旅途中对妻子的思念，回忆起夫妻共同度过的时光，如今却只剩下孤独。

2. “东去伯劳西燕子，君还江海我风尘。牵衣儿女知无恙，笑语声中少一人。”

这句诗通过对比夫妻分离的场景，表达了黄炎培对妻子的牵挂和对家庭的眷恋。

3. “自离上海七十日来，行七千里矣。寄怀诸友好兼示吾家兄弟子侄。”

这首诗反映了黄炎培在远离家乡、奔波劳碌中对妻子的思念，以及对家庭的牵挂。

这些诗篇不仅展现了黄炎培对妻子的深情，也反映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生活状态和心境。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6日，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

新四军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奋起抗击，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这一事件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纷纷指责蒋介石破坏国际反法西斯大局，使国民党陷入孤立。

周恩来在得知皖南事变后，悲愤地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题词深刻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决心。

周恩来在参政会上愤怒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让黄炎培为国家的命运感到十分痛心。他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对新四军将士的不幸表示慰问。周恩来向他说明了团结的力量。只有各个党派联合起来，才可能为实现民主做出努力。不久，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黄炎培和左舜生、章伯均等人在重庆创建的、由三党三派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并担任首任主委，蒋介石闻听此十分不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应付美国政府做个实施宪政的姿态，蒋介石成立“宪政协进会”，黄炎培被推选为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召集人。

黄炎培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参与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多次宪政座谈会，呼吁政府实现民主。

年过花甲的黄炎培奔走国事，寒舍孤影，让儿女们非常挂念。

独身两年后，在同事们和儿女的劝说下，1942年，黄炎培和大厦大学的才女姚维钧结为夫妻，此后，姚维钧成了黄炎培生活和事业上重要的帮手。

在迁川联合会举行的第七次宪政座谈会上，一位旁听的群众跑上了台，痛陈了日本侵略给国家和自己带来的伤痛，说到激动处，给在场的参政员跪下，恳请他们向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再不实行民主就要亡国啦！

周恩来把参政会成员请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转达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的主张，提出成立由各界代表、各民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的主张，让黄炎培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1944年1月，黄炎培在重庆创办了《宪政》月刊，邀张志让担任总编，集中刊载宣传民主政治、介绍各国宪政的文章，出版后常常一刊难求。《宪政》月刊社还每月召开宪政座谈会，邀请工商、金融、文化、教育、出版各界社会名流，以讨论宪政、时事为名，抨击政局，伸张民意。每次座谈，黄炎培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吸引了大批群众，刚开始安排在交通银行的会议室进行，以后逐步扩大，发展成为一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亦改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礼堂等公共场所，成为当时重庆一个很有影响的民主论坛。

为了宣传民主宪政，黄炎培还以年逾花甲的高龄，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学，向青年学生演讲。他鼓励学生要自己去争民主，而绝不要幻想民主会自动到来。他还告诫学生们，民主有真假之分，一定不要被假民主所欺骗，而要为真民主而拼命。黄炎培的演讲不断激起学生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也被学生们称赞为“可敬的民主战士”。为此《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高度评价黄炎培的这种“为真民主而拼命”的精神。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了召开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

10月10日，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不久，他在《宪政》月刊发表了《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信》，提出“至危至艰之中国前途”，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共同负责”的主张。

1945年5月，黄炎培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并未关闭。6月2日，他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7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

在中国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6人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当夜，黄炎培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怀畅谈，提出了著名的“周期率”现象。黄炎培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炎培略略了解，希望毛先生能扫除积弊，开一代先河，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怪圈，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告诉黄炎培：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啊！”两位民族精英彻夜长谈，从而开始他们长达二十年的诚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