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南地区重要的产粮区和漕运枢纽,常州的米市,亦是江南地区重要的粮食商贸集散地。
常州“贡赋之路”的地位,以及自宋代起,朝廷在常州设置承办漕运事务的江浙、荆湖、广西、福建路都转运使司,使常州转运漕米数量由最初的几十万石,增加到300万石、5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漕粮转运中,籴米交赋和粜米交银,也就是用米折银、用银换米之事,频繁出现。如此,常州城内米市交易大增。
常州米市,从历史过程判断,其全盛时期,应该出现在宋、元、明时期。其时,常州的稻米生产面积,达到历史之最。明代中期起,常州稻米生产一直呈递减状态。作为衍生行业,米市规模应该亦是相应递减的。
15世纪30年代,江南大水,农田受淹无数,农民流离失所。时任工部右侍郎的周忱,奉旨到江南治水。周忱到江南,采用缩小湖泊的办法,控制总水量。具体来说,就是动员人力物力,外则筑坝以堵长江之水,防客水涝田。内则围湖作堰,控制湖水面积,并增加耕地面积。明代中期的20年,在周忱的指挥下,常州地区仅因围湖造田之举,就凭空增加耕地3.7万亩。常州所有之芙蓉湖、阳湖、临津湖逐渐缩小消失,使常州农业从以湖水灌溉为主,变成以引长江水为主。从此,常州农田水位失调,水源不丰。到清道光五年(1825年),常州芙蓉湖、阳湖已变成狭窄的河道,滆湖也日趋缩小。常州地区的江水、湖水、河水,从此失去原来大自然赋予的相互平衡和相互调节功能,水田面积萎缩,稻米产量逐渐减少。反之,旱田面积增加,属旱田作物的黄豆,产量却大大增加。随后,常州豆市规模超出米市,成为经济支柱。
宋、元、明、清,每年上粮征收时节,首先是各地漕粮先后涌进常州漕河,常州各粮仓开始进入储备与转运状态。其次,常州所辖县份的农民,亦纷纷进城,前来纳粮完税。古运河中漕运船、纳粮船汇集,拥挤堵塞,寸步难行。运河两岸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各类粮行、米号、堆栈等客商盈门、生意兴隆。
明清两代,常州西门的石皮场,因成为粮食集散地,易名为“米市河”。广济桥因毗邻西粮仓,被叫成了“西仓桥”。南运桥到西仓桥的街道,原名湮灭,俗称“西仓街”成为正式地名。南河沿到西仓桥的路段,亦因相同原因,得名为“大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