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文抄公”，迎来“短实新”

赶走“文抄公”，迎来“短实新”

无所求

　　新华社日前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这份规定于202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2024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历经一年的大力倡导和深入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在作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向全党全国公开发布。

　　《若干规定》无疑是对症良药，精准地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进行施治。全文七大项21条中，“切实精简文件”大项赫然列在首位。其3条分项“严控文件数量”“提升文件质量”“加强评估审查”的要求言简意赅，直指长期来滥发文件、胡乱抄袭、冗长无用、流于形式的要害。众所周知，多年来“文山会海”背景下的“文抄公”现象时常露馅，给政府公文的严肃性、权威性、公信力带来硬伤。

　　譬如，2025年7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披露，广西平乐县政府发布的《平乐县森林防火规划（2023-2030年）》，其中关于水文部分与湖南安化县的规划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平口镇”“小淹镇”这些安化县的乡镇名称都没改，何况两地水文情况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无疑是前者平乐抄袭了后者安化。同日登榜热搜的另一起抄袭事件是，2025年7月9日山西五台县约390字的县长调研稿，与7月5日五台山景区党工委副书记调研稿内容相同超过320字，相似度高达82%！简直可领“抄袭冠军”奖了。

　　在流量的加持下，这两则公文抄袭事件俨然成了网络热搜的顶流。其实公文抄袭早成屡见不鲜的旧闻。例如2019年，浙江龙游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两名副总经理在学习心得体会中自称“乡镇党委书记”和“教师”；陕西神木市卫生监督所公文中多次出现涉及纪检监察机关、财政部门、体育部门等部门职能事权的表述，显然都是抄袭所致。又如2018年，杭州市江干区安监局制定《江干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声称“差旅费按照……《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的补充通知》等规定执行”，依然是抄袭闹鬼。

　　更有趣的是，抄袭被发现后，又抄袭再被发现。2017年河北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管理局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出现了其他县的地名。环保部督察组发现了这照搬抄袭问题，要求与污染问题一起整改。次年环保部督察组对河北省委、省政府进行督察整改 “回头看”，又发现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整改方案除个别地名人名外，其余内容与唐山市高新区的完全一致，明显又是“Ctrl+C”和“Ctrl+V”的“杰作”。可见抄袭成习惯，屡教也难改。

　　“文抄公”古已有之。上海嘉定博物馆收藏的那件清朝科举考试作弊衣上，考生用老鼠胡须为笔抄写了62篇八股文达4万余字，以便科考时抄袭。唐朝发现“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便“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以阻止抄袭。宋代抄袭盗版猖獗，为此建立印刷审查制度，“候印讫送秘书省，如祥定不当取勘施行，不得雕印”。现如今，国家以《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对论文著作、文艺作品、商标专利等领域的抄袭行为进行惩治。而公务文件报告的抄袭，则须行政法规进行规制。这份《若干规定》正当其时。

　　严控文件数量，避免文牍主义。公文抄袭固然可憎，但板子不应只打在抄袭者身上。基层公务员常常陷入“文山会海”，各类报告、总结、方案、发言稿，限时指令汹涌而来犹如钱塘大潮，直接“逼良为娼”。某乡镇干部诉苦，“一天要处理十几份文件，连细看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字斟句酌了。”因此，《若干规定》要求地方和部门发文严格实行计划管理、总量管控和发文立项制度，严格控制临时性、配套类、分工类发文；议事协调机构、部门和单位不得向下级党委和政府发布指令性公文或在公文中提出指令性要求；年度发文数量只减不增。

　　提升文件质量，杜绝形式主义。有调研报告操笔者坦言，领导调研，到场拍几张照片，讲几句话就走了，却要写几千字调研报告；一没素材，二没提纲，甚至写调研报告者不曾跟随调研，怎么写？只好搜集资料寻找模板胡拼乱凑了。有些调研本来就是形式主义，写调研报告便也成了形式主义，写出来根本没人看，看了也没有用，领导和写手及大众对此心照不宣。所以，《若干规定》要求公文“短实新”，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内容精炼、简明扼要，讲贯彻落实，讲政策措施，不必“形势背景、重要意义、主要原则”，不得照搬照抄上位文件。

　　加强评估审查，反对官僚主义。《党政机关公文工作处理条例》已明确公文起草、审核、签发程序，《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也已严格制发程序和审核把关。按理说，起草者抄袭，审核者可以发现；审核者疏忽了，签发者也可见端倪。若认真把关，广西平乐县指导湖南安化森林防火、唐山芦台区指导其他区县环境污染整改的笑话就不会发生。审核、签发为何沦为摆设？乃因官僚主义大行其道，习以为常。追根究底，官僚主义才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根源。领导既要省事省力，又要留绩留痕，下级无奈敷衍以待。

　　《若干规定》的出台，能否迎来公文“短实新”、请走各路“文抄公”呢？实话实说，还得看官僚主义能否反到底。竹立家教授建议，将不涉保密的政府文件、讲话材料、工作总结等文件材料都向社会公开，要让那些照搬照抄、“注水文件”无处遁形。政府信息公开、接受社会评价，这条路径可取。让公众评判，谁家公文短了、实了、新了，谁家还在当“文抄公”，《若干规定》就能落实落地了。

（常州日报采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