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园 常州已消失的明清园林（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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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园 常州已消失的明清园林（二十七）

寄园

晚清时期，常州东门外的采菱港畔，继“归乐园”、“石园”、“洛原草堂”和“菱溪草堂”之后，又出现了一座有重要影响力的书院园林，这就是“寄园”。

寄园是园林，更是书院。园主是出自常州书香门第的钱氏父子。渊源，来自于钱钧。

据《江苏艺文志·常州卷》记载：“钱钧（1819-1877），字邦灿，号廉村，清阳湖人。少家贫，乃弃举子业学贾。然性好读书，经史子集，无不赅览。蓄书不下万卷。咸丰间，避难于江北如皋，藏书悉毁于战火，因倩人绘《坐拥百城图》以寄意。又取古人‘读书便佳’、‘为善最乐’语意，名其堂曰‘佳乐’，并以名其集。”

钱钧自称“平生无他嗜好，惟爱书成癖”。晚年，他很自豪自己以书为伴的人生：“百年事业总荒唐，却有平生如意事，书满青箱。”著有《佳乐堂遗稿》。

钱钧之子钱向杲，是寄园的首创人。

同是《江苏艺文志》记载：“钱向杲（1849-1906），原名福荪，字仲谦，号鹤岑。清阳湖人。钧子。少有大志，光绪元年（1875）举人。其后名扬屡困，上书不用，乃购地二亩筑‘寄园’，隐居其中。平生博览经史，慷慨尚气，关心国家兴亡。长于诗，雄浑激昂，论者称其‘为李为杜，牢笼众有。’又通医学。”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关于"寄园"之名。《江苏艺文志》中所言“购地”，经再三考证，实系租借，故称之为“寄”，这也是所以取此园名的理由之一。二是文中提到的“二亩”，实为三亩，后来在最兴旺时还有所扩大。到钱向杲晚年时，寄园已经慢慢荒芜了。真正使寄园成为常州文化和教育的一个标杆的，是钱向杲的儿子钱振鍠。

依然是《江苏艺文志》记载：“钱振鍠（1875-1944），字梦鲸，号谪星，后号名山，又号庸人；早年自署星影庐主人，晚年自署海上羞客，又每于书画上自署：藏之。殁后乡人谥为清惠先生（一谥贞慤）。清末、民国间阳湖人。世居东门外。早岁即以文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以刑部主事用。屡上书言事，均留中不用。宣统元年（1909）弃官还乡，以读书、教书、著书为务，兼以卖字（按：即鬻书）为生。讲学‘寄园’垂20年。平生好善尚义，多次卖字救灾。抗日战起避地上海，坚持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前一年逝世。毕生著作甚多，主要为《名山集》。”

钱名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个激烈动荡和充满矛盾的时代。政治上，保守派、改良派与革命派派势力生死抗衡，国家前途一片迷茫，整个民族危在旦夕；军事上，频频遭受外国势力入侵，国内南北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教育上，千年科举濒临终结，新的教育体制尚未建立，知识分子蜂拥在十字路口；文化上，五千年中华道统日益式微，旧文化被解构，新文化未建树……在这矛盾的漩涡中，钱名山内心的忧虑、苦闷、彷徨无法释然。最后，他毅然从京城辞官归乡。他肯定认为：中华优秀文化能够拯救民族；教育，能够挽救中国。他隐退而不隐居，以设馆授徒的形式，传续中华文脉。在乱世之中，他重振寄园，广收弟子，因为他相信，多一颗种子就多一份希望。从此，他对“寄园”倾注了半生心力。

寄园，是个“室雅何须大”一类的园子，简朴清雅。

钱振锽自己在《名山问约》中提及寄园：“园有留云台，延翠亭，深柳读书堂、快雪轩、云在轩、九峰阁。九峰阁北出屋后，得溪水之胜。”

此园最有创意者，就是九峰阁。阁名非自生成景，乃借景所题。张兆麟（秋舫）有《九峰阁记》：“就故居之侧，购（实为租）隙地为园，筑亭于南，凿沼于北，亭后有轩，轩窗四启……轩外有阁，……绕阁数十里多远山：铜官、善卷环其南，惠山、锡山，横其东，黄山、君山、舜柯、芳茂峙其北。登阁而望，群峰隐隐出没云际，偻指数之，盖有九焉。”此谓“九峰”之阁，即八峰再加一阁也。

更有钱振锽之父鹤岑公作《咏九峰阁八景》诗，点八景为：乱山晴翠、古塔残阳、长河帆影、远寺钟声、春溪浴鹭、秋浦归鸦、菱塘钓月、茅舍炊烟。此八景全是园外之景，皆为借引，乃借远引近，远山近情，九峰八景，皆收于一阁矣。

寄园这个园名，起的真好。所谓寄园，我想从造园的角度来看，主要手法是借景佳构，所以为“寄”。

作家、文史名家郑逸梅先生在《民族诗人钱名山》一文中这样描述寄园：“寄园颇饶景色，芳草蔓地，绿木参天，通着曲径，有云在轩、望杏楼、快雪斋诸胜。暑日则红蕖田田，入秋则丹桂馥馥，加之黄菊傲霜，冬青凝翠，登高可以眺见运河中的白帆，的是习静诵读的好环境。他菁莪乐育，造就了很多人才，甚至生徒越额，住宿成为问题，住到家里来，这样约二十年，诲人不倦。”

寄园弟子、后为钱振鍠女婿、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日报》社社长的常州人程沧波，在其所撰《本师名山先生七十寿言》中，这样描述寄园风物：“辛亥之冬，清社既屋，先生束发居乡里，授徒于阳湖东郭之寄园。园广可三亩，饶松竹泉石之胜。书堂曰快雪轩，藏书室曰九峰阁，亭榭曰月榻，曰望杏楼，曰云在轩。甲寅以后二十年中，四方之士，游于先生之门者数逾千人。”

从1911年到1932年，寄园共设馆二十多年。四方之士，仰名山先生之道德文章，为当代之经师人师，皆欲执经问义，一登龙门为幸，至是而及门与私淑弟子遍各省矣。

江南才子、张大千的人生和艺术知音谢玉岑，艺术大师、古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画家马万里、邓春澍，诗人伍受真、王春渠、钱小山、钱仲易，还有今天依然健在的文化硕儒虞逸夫、钱璱之、羊淇、羊汉、谢伯子、汪仲阳、杨维良、王道平（台）等一批文化俊杰，均为“寄园”弟子。钱振鍠当年种下的一颗颗种子，都成了俊才。而且，如钱振鍠所愿，种子都长成了大树，后人乘凉，造福一方。

谢觐虞(1899-1935)，字玉岑，号孤鸾，别署藕，尊者，自号孤鸾，室名菡香室、青山草堂、周颂秦权之室，有“江南词人”、“江南才子”之誉，词人兼书画家，常州人。诗词、书法均造诣精深，亦能骈文。书法以篆隶最工，钟鼎金文作品被誉为“可胜缶翁”（吴昌硕）。画则被张大千推为“海内当推玉岑第一”。早书从钱名山游，为名山长婿。著作以词集为多，所作诗词清丽沉俊，工骈体文。有《玉岑遗稿》、《孤鸾词》、《白菡 香室词》存世。1935年4月20日，谢玉岑因病早逝，挚友徐悲鸿作诗叹惜：“玉岑稚柳难兄弟，书画一门未易才。最是伤心回不寿，大郎竟玉折兰摧！”

谢稚柳（1910-1997），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生，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常州人，谢玉岑弟。擅长书法、缓画及古书画鉴定。历任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编纂、副主任，上海市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朱耷》及《鉴余杂稿》等，编有《唐五代宋元名迹》等。

有一句话，谢稚柳总挂在嘴上：“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谢稚柳的一生，是传扬国学的一生，他历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83年6月,国家文物局成立以谢稚柳为组长的中国书画鉴定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对现存古书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考查、鉴定。由此，谢稚柳主持编辑了《中国古代书画目录》。

程沧波（1903－1990），13岁小学毕业后，即到寄园学习古文，博览经史。由于才华出众,为名山所赏识,以次女云蕖嫁之。程氏所撰社论,立论公正,要言简洁。在担任《时事新报》主笔时,曾撰社评对当时汪精卫等党派内讧行为痛加评斥。汪精卫读后,虽忠言逆耳,但就其文字的痛快淋漓,亦颇赞许。在旧时国民党政府中供职的常州人中,以文才著称的当推吴稚晖和程沧波两人。尤其是程氏,不仅学识渊博,文思敏捷,而且秉性刚直,嫉恶如仇。任中央日报社长，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制宪代表立法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监察院秘书长，江苏监察使，出席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1948日内瓦代表，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第六至第十一届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国新闻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钱小山（1906-1991），是名山先生的长子，从小在寄园读书，15岁自编诗集《结网吟》，名山先生高兴地题诗：“留得家门风雅在，中原文物未消沉。”解放后，他担任常州政协、文联和书协的领导工作，关心常州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为常州地区名贤先哲的故居建设和纪念活动尽心尽力，先后倡导和支持对唐荆川、恽南田、赵瓯北、黄仲则、洪亮吉、段玉裁等人的学术和纪念活动，他以自己的古典诗词和书法实践，带动和影响了解放后常州地区文学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昌盛。

寄园弟子，个个名重，事迹颇多，不再一一例举。

在常州坊间，还流传着当年寄园弟子们的一段佳话，那就是1918年发生的寄园弟子“毁佛案”。

当年，常州东门离舣舟亭不远处有“二贤祠”，为纪念两位常州乡贤：唐荆川和薛方山先生。东门有个富商叫戈莲生，与邑令姚绍之为寄亲，称霸一方，改其祠为“观音堂”。寄园弟子唐玉虬，为荆川后裔，闻之大愤，约同学数十人奔舣舟亭，拥入祠内，将所有佛像捣毁，弃于河塘内。回至水门桥堍，戈莲生已带着数十人赶到，声势汹汹，双方争执。名山先生此日入城访友，不知此事。先生归，闻言大骇，拍案曰：“危哉！今日之事，如果遭工人围殴，可若何？”即在黑板上写：“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今日之事有登高临深之危，可不戒乎？”又安慰道：“事已至此，不用怕，且沉机以观其变。”

数日后，戈莲生向县上控告：“寄园弟子倚势横行，捣毁公共佛像，破坏地方治安，流氓行径，出于洙泗，斯文扫地矣。”先生笑曰：“彼辱我，不校也，然二贤祠必恢复，讲理可耳。”即日写《与人论二贤祠书》，刊印数十份，请人散发。没过多久，此案无形撤销，观音堂出让，二贤祠恢复，戈莲生到寄园向名山先生道歉，先生一笑置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寄园毁于战火，钱振鍠被迫携全家避居上海。1944年，名山先生因胃病突发去世，归葬常州。闻听噩耗，避难内地的寄园弟子们自发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常州乡贤吴稚晖主持了追悼仪式。

谢稚柳晚年专门写了一篇情深意挚的《难忘寄园情》，被选入浙江版初中语文教材第一册，全文如下：

我的故乡是常州。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老师钱名山先生，当时住在常州东门外的白家桥，在他的那个离他家不远的小花园──寄园里给我们讲课。

我刚去寄园读书的时候，那儿有几十个年龄不一的学生，在我的记忆中，钱先生从未疾言厉色地呵斥过我们。每次讲完课，他便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面壁做他的学问。他对我们作文的要求极严格，每隔一周，就给我们列出一串题目，其中有诗题，有文题，还有赋题。倘如谁作文马虎，他是决不轻放过的，马上把你叫进书房谈话。所以，每次做作文，我们是不敢敷衍的。

在同窗中，我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赞许。严师的赞扬，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荣耀。那时，我不过十来岁，毕竟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平时，我稍有空闲，便去园里捉虫、逮鸟、扑蝶。有一回，正是蟋蟀登场的时节，一声声清悠悠的鸣叫，对我有多大的吸引力呵！那天，因为要到园里捉蟋蟀，匆匆忙忙地把作文交给了钱先生。谁知，正当我捉得高兴的时候，钱先生把我叫去了。我胆颤心惊地走进了他的书房，低头，一声不吭地站在墙边。我明白，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出乎我的意料，钱先生并没有严厉地训斥我，而是把我拉到他的身旁，那只瘦削的大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温和地问道：“近来你读了些什么书？”听了先生的这句话，我感到心跳耳热，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最近，我在捉蟋蟀。”钱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要把文章做好啊！”话虽然讲得并不响，可是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坎上。我站在这位好学不倦的先生面前，感到惭愧、后悔、懊丧。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怠慢，每天都认认真真地用心读书。

少年的读书生活富有童话的色彩。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便络绎不绝走到钱先生的书房门前，围坐在他的周围。在那星月交辉的夜晚，先生跟我们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彼此不分长幼，促膝长谈到深夜。从先生那儿，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前所未闻的传说、神话、故事，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他那娓娓动听的讲述，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又一个新奇的境界，使我常常在梦中去那儿漫游。有时候，钱先生还让我们做些猜谜一类的游戏，在这些游戏中往往蕴寓不少知识和哲理。这种愉快的读书生活给了我许多智能和乐趣，使我永远忘却不了。

钱先生熟谙每一位学生，连我从小喜欢涂涂画画的“癖好”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他经常让我去他的书房里玩，每次都给我变戏法似地找来好多他珍藏的古代字画和一迭迭当时印刷出版的画片、画册，允许我一件一件地欣赏、临摹。从那时起，我迷上了画画，也爱上了我们国家这些悠久的文化艺术，一座辉煌宫殿的大门，在我的面前缓缓地打开了。

    有一次，我带了自己画的一幅梅花去请教先生。钱先生看了我的这幅国画后，沉思了片刻，慢慢地对我说：“你画的这幅梅花图太散了，没有疏密感。要知道，哪里疏，哪里密，这在画画上是很重要的呵！”寥寥数语，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我学画中的不足之处，使我茅塞顿开。以后，我每次画画，落笔之前，总要先打个腹稿，该疏则疏，该密则密，心中有数之后，才放笔驰骋。直到今天，我作画前还常常记起钱先生当年的这番教导。

    还有一次，我诗兴大发，一连写了十多首诗，分赠给我的同学。先生看了我的诗，并没有批评诗的好坏，只是淡淡地笑道：“标榜！”这句揶揄之语，却使我感到悚然。先生这种发人深省的教导和爱生之情，五十多年来一直鞭策我多读书，多画画，多多地吸取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丰富营养。

    1944年，钱先生在上海去世了。那时，我正在重庆，关山遥隔，难寄我悼念之情。我伫立山城，遥望远天，眼前惟有那飘游不尽的茫茫白雾……后来，我回到上海，先生的灵柩已经扶枢常州。我一直不曾有机会去故乡祭扫先生的墓，去探望那留先生书声笑语的寄园。记下这段回忆，权作献在先生灵前的一瓣心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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