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运河史话 豆木钱典伴潮生

运河商贸中，常州地区最为突出的，是“豆、木、钱、典”四大行业。

常州豆业：

常州豆业，主要是指常州地区大豆（常州人俗称“黄豆”）的生产与销售。常州农民有在高地、旱地、边角地种植黄豆的习惯，作为一种经济作物，黄豆除可充赋税之外，亦可制作豆油、豆制品，以补粮食生产之缺。所以，常州原来亦是黄豆产区。

明代中叶起，常州地区人口繁茂，农业生产规模及种植能力大增。为了解决人均耕种面积缩小的问题，政府组织农民围湖造田，常州地区湿地面积锐减，芙蓉湖、阳湖等主要湖泊水面缩小，旱田逐年增多。农民开始引种以黄豆为主的耐旱作物，常州地区黄豆上市量逐年增加。

明洪武十年（1377年），常州地区黄豆产量有了官方记载。成书于该年的《毗陵续志》载，常州府黄豆产量为2．28多万石。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产量。黄豆产量增加，围绕黄豆的产业链开始生成，各种加工黄豆的油坊、磨坊逐步发展。加工能力的扩大，又促进了对原料的需求。依托着大运河的集散功能，苏南地区的黄豆货源开始向常州汇聚，苏北以及安徽等地的黄豆也开始大量流入常州，常州豆业、尤其是黄豆交易平台及物流，作为城市支柱产业，正式形成。

常州豆市的兴盛，主要得益于具有常州特色的经纪模式。常州的黄豆经纪商们，依托常州运河连接南北、物流业发达、快到快走的特点，改变了传统的从农民手中收购、进入库存，然后批发或转售给二级批发、零售业、生产作坊的小本经纪模式，建立中介机构，上联下通、代客买卖，从中收取佣金。经营方式上，常州豆市改私下交易为明盘交易，以中介机构的身份，将买卖双方召集一起，提供全国市场行情，公开参与双方议价，使买卖双方均皆诚服，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成交。这种公平明码交易方式，是常州豆市业务的创举，吸引了大江南北的客商，使之纷纷云集常州，最后确定了常州豆业对全国大豆市场的价格决定权。

太平天国时期，常州城市被毁，运河经济饱受打击，豆杂业交易基本停止。清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收复常州，常州豆业开始复苏。常州西门运河南北两岸，豆业中介、加工单位、油坊、磨坊四处林立，竞争十分激烈。为争取业务、招徕客商，常州豆商开始向卖方贷款、给买方垫款。豆市河上塘沈姓、潘姓等九家豆行，用这种经营方式，逐渐做大，成为常州豆业的佼佼者。

清光绪九年（1883年），常州豆市进入全盛期。是年，本地产豆约10万石，市场大豆流量却达到100多万石。专业性豆行纷纷建立，连经营米业的粮行敦仁堂也成了豆业公所。城区油饼加工场、坊有裕源、宝兴泰、蒋同兴等80多家，原来集中在史墅、前桥等镇村的30多家油饼加工场、坊，纷纷移师城内。此时，常州城区年加工黄豆能力达16万石。常州运河西市河段，因豆业交易集中于此，市民称之为“豆市河”，豆业兴旺发达的经营局面，正式形成。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常州府疏浚孟渎河、德胜河、澡港河三条河道，长江沿线豆船通过这三条运河，可直接抵达常州城区豆市河。至民国初，大连、天津、德州、沧州、临沂、枣庄、汉口、南昌、九江、商丘、开封、信阳、潢川等地所产大豆，在铁路未通之前，一概用船运至常州。津浦、陇海、京汉、沪宁、沪杭等铁路通车后，则水陆并运常州，每天到货量达10000石以上。北方豆价，每天必须待常州开盘后，再行定价。是时，常州成为全国大豆交易中心。

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常州豆杂粮行迅速发展，运河东门、南门、北门段，均挤满了全国各地的豆业船队，首尾衔接数公里，河道为豆船所塞。全年黄豆成交量达500万石以上，高峰年份超过600万石。1914年，仅常州运河豆市河段，共有沈乾泰、刘乾丰、恒丰、豫泰丰等17家豆行。

常州豆业的兴盛，促进了榨油业、油饼业的发展，1915年，宝兴泰、协丰、溥利等油坊率先改用机器榨油，全市油饼加工量由15万石上升到40万石，油饼加工业年耗大豆100万石。五到七月，因农民购买豆饼作肥料，豆饼日成交量可达10万石以上。协丰、溥利等企业改制海饼，产品远销广东、福建等省及东南亚诸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作为我国最大的产豆地区沦陷，大豆来源锐减。1937年11月底，日军侵占常州。常州豆市遭毁灭性打击，从此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