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在市图书馆听六神磊磊分享了唐诗之美,他象一位风趣的老友,用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解读,将唐诗从泛黄的古籍中唤醒。他特别提到:唐朝流传的诗数量,比起明清不过是个零头,连乾隆皇帝一人写的都快赶上整个唐朝留存的篇幅,可偏偏是这“零头”,成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记忆。我坐在台下,望着这位年轻的讲者,恍然大悟,原来唐诗的流传,从不是靠数量取胜,而是靠那份独有的精神内核。

唐朝的诗人大抵都是带着这般自在的吧。王勃写下《山亭思友人序》时年仅18岁,其中“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的豪言壮语,少年人的自信像初升的太阳,不藏着掖着,这种张扬不是狂妄,是骨子里的从容,彰显了青年才俊的傲人风采。好像认定自己的才华就该被大家遇见、被自己写进诗里。还有李白,他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没有半点身份的计较,只是单纯地记着朋友踏歌相送的暖意,那份平等纯粹的情感,像山涧的泉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石子。
最难得的是唐朝人的包容,像是一片广阔的草原,容得下不同的草木生长。李白爱道,诗句里总带着几分“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洒脱,仿佛随时能骑着白鹿去访名山;杜甫崇儒,眼里装着 “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悯,见不得百姓受苦;王维信佛,笔下的山水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净,连时光都慢了下来。他们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脾气,却能在同一个时代里,把心事写成诗,彼此映照,又互不打扰。就像院子里的花,牡丹开得雍容,兰花放得清雅,梅花傲得风骨,各有各的好,凑在一起才是满园春色。

反观明清,诗歌数量虽多,却难有能与唐诗比肩的传世之作,想来与那绵延数百年的文字狱脱不了干系。文人提笔时,先要在心里反复掂量字句,哪敢像唐朝诗人那般随心而写?怕一不小心,某个字词触了忌讳,便招来灭顶之灾。于是,他们的笔锋渐渐收了锋芒,不敢写民生疾苦里的真切叹息,不敢写心中对自由的向往,更不敢像李白那样调侃圣贤、挥洒性情。想象力被装进了狭小的笼子,文字成了小心翼翼的堆砌,即便写得再多,也少了那份打动人心的真诚与力量,自然难以流传开来。就像被捆住了翅膀的鸟,即便奋力扑腾,也飞不高、飞不远。
这让我想起自己喜欢的自由诗,也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阵思想多元的风,所幸自己能在那个年代走进大学校园,阅读到许多灵动而美好的诗歌。那时候的诗人爱写田野里的稻穗、山坡上的野花,写傍晚的炊烟和清晨的露珠,文字里带着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没有太多束缚,也没有刻意的雕琢,就像唐朝的诗人写月亮、写江河,只是因为心里有这份感动,便自然而然地落了笔。我总觉得,好的文字大抵都是这样,无关时代,无关数量,只关一颗真诚的心 —— 唐朝人有这份心,所以写出了流传千年的诗;八十年代的诗人们有这份心,所以留下了打动人心的篇章;而我们,只要还能在春风里看见花开,在秋夜里听见虫鸣,就能在心里为这些美好留一块地方,这或许就是诗歌最美的意义吧。

如今再读唐诗,不再只是觉得字句优美,更像是在和千年前的诗人对话。他们的自信、他们的真诚、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藏在“举头望明月”的温柔里,藏在“会当凌绝顶”的豪情里,也藏在“大漠孤烟直”的壮阔里。而这些美好,就像春天的种子,落在我们心里,只要轻轻一唤,就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来。只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还能有上世纪 80 年代如此繁荣的文学创作吗?80 年代的文学热,源于思想解放带来的创作活力,源于人们对精神世界的热切追求。如今我们被太多碎片化的信息包围,静下心来感受生活、打磨文字的人似乎少了些,但我仍愿意相信,只要还有人珍视内心的感动,还有人愿意为美好提笔,文学就不会褪色,或许某天,新的文学繁荣便会在我们身边悄然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