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经济学
中国学历史卷当代册知青篇
安 文
过去总觉得老乡不懂经济学,更不可能有经济学,但在下乡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真正科学的经济学,是实事求是;老乡是最实事求是的;比较当年那些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老乡经济学是最实事求是的科学,而非那些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插队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老百姓、队里首先考虑的是你们来了给我们增加了负担。知青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们却不愿意“教育”他们,老乡不想知青来。一队和三队农民说:你们知青是伟人的孩子、贫下中农的爷爷,我们养不起,终于死活不愿要我们,不愿让我们待,。“我们本来吃一盘肉,吃得好好的,你们一来,多了10双筷子,这10双筷子下来,我们就吃得少了。”贫下中农们说。
从老乡经济学讲,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就业机会是有限的,人创造的财富也是有限的。多出一个人来,一人一年挣300个工,10个人就挣3000个工,可产出又没增加,实际上把整个工值拉下来了。当时我们脑子里还没算经济账,人家老百姓,队干部朴素地算,就觉着这玩意儿不划算。”哎呀,闹了半天,人家贫下中农也不是真正欢迎我们呀?!知青们很吃惊,也很失落。
怎么解决?一队和三队不可能把我们赶走,就与地少的二队和四队达成协议,拨点地给他们,让他们接收知青。对一队三队来说,知青劳动力来了不是要就业嘛,需要就业机会就给我们增加负担,我们给别人,别人也是负担,怎么办?给你点地,给点生产资料。从老乡经济学角度,怎样把劳动力和土地结合的更好,合理配置资源,实际上非常合理。得到一队三队划过来的地,二队和四队就接收了知青。划来的地,被冠以知青的名称,以后一干活,说上哪块地呀,上知识青年地去。
二队和四队领导懂得如何利用知青人力资源价值,知青有点文化,人家相应考虑发挥我们的作用。知青有懂电工的,队里让帮着“鼓捣鼓捣”电;当地妇女文化程度、工作能力比较低,女知青组长工作能力大点儿,队里就就让她当妇联主任;还有知青当上大队卖药的、小学教师。尤其利用知青推广农技,做得较好。当地推行旗——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科技网,一有良种和好的栽培方法,公社就派知青技术员到旗里学习,回来传授给大队知青技术员,之后推广到生产队。1970年,大队从4个生产队调了40亩地,搞起良种场,负责良种繁育和推广,一些知青当上了技术员。
老乡经济学实在、管用,但与官方和专家的唱反调,不可能占主导地位,这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我们有“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当年,当地很多人家在院子里栽了枸杞,夏天摘了晒干可以卖钱,这也算资本主义尾巴。当时组织知青基干民兵到各家各户刨枸杞,有的枸杞长了几年,很粗了,也刨掉了,有的老大娘抱着枸杞哭。二队种了点党参,等苗长起来,问题来了。“党参不能种,是搞经济作物,以粮为纲啊”,把党参整个给刨掉了。种点西瓜秧子,不行,都要刨掉。“咋了这是,种这还不行,还要刨掉?”社员们很不解。我们想:农业学大寨,挑灯夜战,点着棉花球还要干。大队也召开赛诗会,学习小靳庄赛诗。一个人有多大精力呀,无非夜里干了白天田间打瞌睡嘛!为什么刨掉?专家说,针尖大的窟窿要透过斗大的风,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呀。
很多这种事情,当时作为革命的东西从上面布置下来,把老百姓真正利益损害了,他们只能用各种方式变相抵制。当年分粮食,是严格规定的,达到一定产量,分的粮食和工分值都要经过小队报到大队,大队报到公社,批准之后才能分。老百姓吃多少粮食,工分值多少钱,都要由上面批准,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去,到场院上去,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不要问。”夜晚,队长对社员说。一个一个社员,黑灯瞎火来了,分什么土粮。其实土粮基本上是好粮,有点儿土就说土粮。这是私分瞒产啊,如揭发不得了,那就是资本主义倾向。老百姓没辙了,就这样干。
经过这些经历,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为过去那套制度真正是违背了科学发展,违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注定造成老百姓强烈抵制。改革开放这些新的举措,符合实事求是的老乡经济学,老百姓必定拥护,这样才能吃饱饭,才能发展。后来我们一遇到经济学教科书与实践的矛盾问题,马上就联想到当年农村的实际情况,老乡经济学感觉就有了。这种感觉,就是10来年农村生活,耳濡目染,很多东西不知不觉已经渗透到心灵当中了。插队这些年,我们最大收获,就是逐渐逐渐对社会一些左的做法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话,党和国家好多正确东西,能够把握住,自觉去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