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 恢复高考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之一
中国学历史卷当代册知青篇
安 文
当高音喇叭传出 “恢复高考”那一刻,我们民族的命运就改变了方向。那一刻,身在历史之中的人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个人重拾了理想和目标,民族走上了复兴的轨道。1977,恢复高考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77级不少同学工作或下乡、回乡好多年了,生活磨练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成熟和对困难的承受力。现在能重新捧起书本,当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语音室座无虚席,晚自修找个位子很不容易。他们用“夺回失去的青春”的豪情,如饥似渴吸吮着知识雨露,积蓄着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的力量。
厦门大学教育学教授谢作栩,还在福建宁化县安远乡插队,听说恢复高考了,一个老乡的孩子去报名。不久,贴着照片、盖着革委会大红印章的准考证发到家里,全家人以为这就是考中了,放榜了,家里杀了唯一的一头猪,大放鞭炮。那年头,人们已经习惯了工农兵盖个章就能上大学,谢作栩感慨道,“忘了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回望建国后的高考制度,设立于1952年,1966年开始的文革将之中断——意味着,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家庭成分好就能推荐上大学。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时推荐工农兵学员最低文化标准只是初小文化水平,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课堂上甚至闹出“1/2+1/2=2/4”的笑话。
这太不靠谱。1973年邓小平复出,又恢复了高考,却不料遇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他是辽宁兴城县推荐考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理化考试时,只做了3道小题,剩下的时间,就在试卷背后写了篇“作文”。这是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说他不会做题,不是因为他“懒得复习”,而是在反思:为了让自己考上大学去复习,却耽误集体的工作,这是不是太自私?“四人帮”借机发难,将其誉为“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的英雄”。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的信,赞不绝口。各高校便只敢录取低分考生,高考再次中断。
到1977年邓小平又恢复高考,北京考生阎阳生又反了次“潮流”。高考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宣扬集体主义的好题目。但阎阳生却开始“反思”,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妻子)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阳生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分到环保所做收取废水样本的工人。1977年8月,得知恢复高考消息,阎阳生已年过三十,正在北京郊区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砖剩瓦盖厨房,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高考推迟在冬天,阎阳生利用这段时间复习备考,无暇照顾怀孕的妻子,孩子出世都不知道,成了一个“不称职的父亲”。阎阳生标新立异,想法很简单:1977年的考题太简单了,跟其他人拉不开差距,只能在作文上冒险一搏。事实上还真的挺冒险。阅卷时年轻老师只给70分,年老的却要给85分。争论不下,只好都来评,竟评了95分,列为北京市范文。作文传了出去,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认为这是篇“独具个性的好文章”。见报的文章,较阎阳生原文有两处改动。那时“四人帮”已被打倒,“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便改为了“不正是向‘四人帮那伙害人虫讨还青春的战斗吗?”另一处“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则改为了“推荐上大学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