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无事酒”与提振消费可以并行不悖

2025年底，一度广受人们诟病，期待有所改变的“过度人情往来、铺张浪费之风”终于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看到了实例，他们一举制止了八起滥办酒席行为。不过，整治行动与当下国家积极鼓励的提振消费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也一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显然，这是过虑的。

地方政府为整治设置了一个明确的前提，那就是 “滥办”。从经济层面看，“滥办”酒席的确也是一种消费，但是这种以生日、搬家、升学甚至“剃毛头”等名目频繁操办的酒席消费，已演变为一种沉重的人情债和隐性负担。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一年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的份子钱，并非基于自愿的消费，而是一种在熟人社会压力下的强制性支出，说是“无事酒”毫不为过。

究其本质而言，这种被异化的人情消费是缺乏理性的，带有明显的无奈和内卷味道。它挤压了家庭本可用于教育、文化、旅游、健康等提升生活品质的真实消费能力，将宝贵的民间资金锁闭在低效、重复甚至令人厌烦的循环中，更为党风的败坏和民风的低俗化埋了“雷”。因此，治理“无事酒”，本质上是将民众从一种扭曲的、不堪重负的伪消费中解放出来，而非反对消费本身。治理“无事酒”，可以被视为一种消费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它试图清除一种低质、扭曲的消费模式，为更优质、更丰富的消费形态腾挪空间。

国家希望提振消费，绝非鼓励挥霍与浪费，而是倡导在文明节俭的基础上的理性消费、健康消费。当家庭从无穷尽的“人情债”、“无事酒”中松绑，被释放的购买力才有可能转向真正能带来幸福感、提升生活质量的领域，由此才可能实现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可以想见，一段技能培训、一场观影体验、一次家庭旅行和一顿攀比性的吃喝相比，前者更能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愉悦和产业链发展的长远效应，这种消费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高。整治“无事酒”与国家提振消费的宏观方向，在根本逻辑上是一致的，是相向而行的。

当然，不管是整治“无事酒”还是提振消费，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扎西镇也表示要常态化开展整治，以“推进移风易俗，营造文明节俭好风气”。此外，还需要在情感沟通、政策宣讲上下功夫，更需要在村规民约中规范，在党员干部中形成带头示范效应。同样的，我们的消费也需要有更完善的政策扶持，更多更好的产品供给。由此才能实现“移风易俗”与“提振消费”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