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常州段的水运记忆（1）

万历二十五年（1597）成书的王士性著《广志绎》卷四，江南诸中有这样十分有趣的记载：

江南用舟船，无马。^⑴

这条记录如实地反映了在中国江南，水运作为交通、交流的手段，船为主要交通工具，极少使用马匹的事实。

在我国古代，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而土地税一般是以公粮的形式征收。漕船运输的粮食，就是各地上缴的公粮，而漕运就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

在《运河纪略》中，没有记录淮安府以南的漕运日数。不过书中有《浙江省至北京通州水程》一项，记录了自杭州至北京的水路里程：自杭州府至淮安府，运河水路共计1138里，加上淮安府至北京的2760里，则运河水路的总里程为3898里，换算成公制的话，约为2245公里。这一记录帮助我们了解这正是千里运河这一称呼的由来。

当然，当时漕船的出发地不尽相同，所以漕运的里程亦长短不一。乾隆四年（1739）四月十五日巡视南漕驻扎淮安监察御史钟衡的奏折中有：

查，各省粮船，江北淮扬各帮，限十二月以里过淮。安、池等属与江宁苏、松、常、镇等府州属各帮，限正月以里过淮。浙江、江西、湖广，限二月以里过淮，此向来定例也。^⑵

由此可知，在清代有这样的规定：输送税粮的漕船、若出发地为江北港安、扬州府附近，那么在十二月末之前必须通过淮安北上；若出发地为安徽池州、江苏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那么在翌年正月之内必须通过准安北上；发自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的漕船，则必须于翌年二月之内通过淮安北上。但是，由于自种种原因，漕船要在规定的时阿内通过淮安并非易事。该奏折中有：

臣查得各省粮船，俱系冬兑冬开，只因程途远近不同、所以过淮迟早限期不同。如江南之江宁常、镇、苏、太等属帮船，至江路近，到淮亦近，即安庆各帮，路虽较远，但由长江东下，再遇西南顺风，日可行二三百里，不至有违限期。惟松江府属地，处苏州之东隅，有黄浦江污淀诸湖之间隔，帮船经行未易径渡。且查浙省各帮，水次俱在杭、嘉湖三府，开行至苏，近者一百七八十里，远者二三百里，皆由官塘大路，可以人力挽拽而行。而松属之华、奉、娄、金、青、福，至苏近二百里，远者二百七八十里。上海一县，计程三百六十里，南汇一县计程三百八十里，非由黄浦、大江则由污淀诸湖，势必守候风潮，潮小而风顺，潮大而风长顶俱不能飞渡，虽有人力，无凭牵挽，迨到苏已届淮限，而浙江粮船又已先，不能挽越前进。^⑶

各省漕船一般在旧历冬十月至十二月组成船团开往通州方向，但由于所在地方的地理情况不同，航行的距离也大不相同。江南江宁的常州、镇江、苏州、太仓州等地的帮船在长江水域，离淮安距离较近。安徽各帮虽离通州方面较远，但由于地处长江流域，沿长江而下，可以很方便地到达大运河口。如果顺风，每天可以前进二三百里。另一方面，松江虽然离通州比安徽近，但是此地位于苏州以东，需借道泥沙沉积较为严重的黄浦江，且途中要经过很多湖泊，所以比起由经由长江到达大运河口更为困难。在浙江省各帮中，嘉兴、湖州府地方，距离苏州近则一百七八十里，远则二百七八十里，均有较好的水路可以至运河。另一方面，上海县距离苏州则有360里，南汇县则有380里。如果不走长江、黄浦江，则必须经过数量繁多，泥沙沉积严重的湖泊。且航行之际，更是受到风向、潮汐等条件限制，路途艰难。历尽艰辛来到苏州时，已经接近通过淮安的期限，而此时浙江的船已先到，只能跟在其后向北行进。

如同古人所说“南船北马”那样，在长江以南的地域，水运是极其重要的交通手段。明代为讨伐倭寇竭尽全力的俞大猷，在《正气堂集》卷七《谕宜整遡河船》中，将这一地域的交通情况总结如下：

……卑职窃见，常、镇、苏、松、嘉、杭、湖内之地，沟河交错，水港相通，惟舟楫之行，则周流无滞。而步行马驱，每一二里必过一桥，或百五十里，必船渡而后得济。又其地多水田而少燥园，其燥园则皆桑拓之区，陆战于此，我之长技，委无所施，贼之埋伏，可以屡逞，何能取胜……^⑷

俞大猷的发言，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常州、镇江、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处于长江下游的地区，水运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手段，比起陆运来说，水运远为方便的实际情况。

至今为止，关于分布于常州、镇江、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地区的市镇之历史形成，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关于分布于江南三角洲的城镇，依靠丝织业、棉纺业等特有产业得到发展这一点，已为很多研究成果所证实。这些城镇，主要是利用互相连接的水路网，通过互相协作，得到发展的。

这些等于说，大运河是维持古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大运河上首尾相连的艚船，就像一条大动脉，为当时的中央政府不断地输送着维护稳定、巩固统治的营养。

下集预告：古时，江南的民众在乘船航行的途中时常遭遇怎样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