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鄤乡评之偏颇性

论郑鄤乡评之偏颇性

清凉黄昏

古今论述郑鄤案件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郑鄤的乡评很差，且有居乡不法的行为，但是却没有哪一本野史笔记有具体的记录。倒是郑鄤自己很坦率地在《天山自叙年谱》中比较详细地书写了他们父子和邻里发生纠葛的几件事情。如果郑鄤真有不法行为，在明末清初的政治氛围下，野史笔记岂不会对郑鄤的不法行为大书特书？

笔者认为，说郑鄤乡评很差、居乡不法明显带有偏颇性，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史实上和情理上的探讨，力求纠正偏向。要想还其完整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无法找到足够的史料。

一 刑部尚书冯英指出“乡评”和“朝论”的截然不同

刑部尚书冯英是第一个负责审理郑鄤案件的高官，他在写给崇祯帝的奏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臣等看得郑鄤杖母一案，其事在闺门，外人不能尽知，即知也不能尽真者。 惟其“戚党切齿、乡议沸腾”，是原参疏中语，而亦臣等之所访闻也。今蒙明旨指及，若谓乡评可信，郑鄤狡饰之语可弗听也。而臣窃细思之，此不过乡人之私议，而非朝端之公论。臣等亦不过得之于风闻，不是确有所凭也。

冯英的意见很明确，乡评只是私下的议论，官员在朝廷上说的话才是公开的评论。私议不可以作为司法判案的依据，公论应该被采信。所以冯英且提出派巡抚或巡按到武进，查访郑鄤是否真有杖母行为。毫无疑义，冯英判断正确，守住了法律底线。但是查访的意见被温体仁拒绝了。崇祯帝让在朝武进籍官员从公回奏，当然也不会有明确的结果。

二 官居一品的陆完学是郑鄤乡评的重要代表人物

陆完学是郑鄤的同乡，他的官职是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一品大员。他对锦衣卫指挥吴孟明说到他对郑鄤的看法：“若论此人，自负才名，既藉门第，倨傲放肆，得罪乡邦，死不足惜。至杖母之罪，非其本谋。”

陆完学说了两点看法：其一，杖母之罪，郑鄤不是本谋，言下之意并无死罪；其二，郑鄤放肆得很，得罪了乡党的不少人，所以死不足惜。前一点近乎客观，后一点表示出他对郑鄤的切齿痛恨。

陆完学对郑鄤积怨为何如此之深，根据郑鄤的记载是他的儿媳妇韩女和陆完学的儿媳是中表亲，因为讨还寄存财物之事两人发生激烈冲突。或许陆完学怀疑郑鄤在幕后指使，因此结下冤仇。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或许另有隐情，但无充足的史料来揭开这层历史迷雾。

三 为什么朝中的武进官员无人站出来为郑鄤辩护

既然历史后来证明郑鄤杖母属于冤案，为什么当时朝中武进官员无人为郑鄤辩护，而是保持沉默？有论者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郑鄤与家乡的士绅关系很差的原因。其实不然。这种看法是曲解，未能洞悉其中的奥妙。

试分析一下武进在朝大官的状况。一二品大员共有吴宗达、陆完学和孙慎行三人。

孙慎行是礼部尚书，对郑鄤十分信任，力劝郑鄤进京补官，为国效力。虽然他奉召进京入阁担任大学士，但却未能见到皇帝一面，而在崇祯九年一月病逝于国门之外。对郑鄤来说，无疑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

吴宗达是内阁大学士，他和郑鄤的关系自不必说了，绝大多数史料记载，是吴宗达向温体仁揭发了郑鄤的家事。虽然他已经退休回乡并很快病逝，但是影响力还在。陆完学是攻击郑鄤最激烈的人，他直到崇祯十一年才退休。他的儿子陆卿鸿任锦衣卫千户之职，侄儿陆来复是东厂头目曹化淳家的塾师，和曹化淳关系很铁。陆来复为许曦代写攻讦郑鄤的奏疏，是陆完学欲置郑鄤于死地的有力证据，于此也可见陆家在朝中势力之大。

武进籍在朝的其他官员，如王章、刘呈瑞等官职都较低，在这样的官员网络中，他们能够站出来为郑鄤辩护吗？就连当时影响力巨大的重臣刘宗周、黄道周，他们为郑鄤的辩护都毫无效果，甚至连本人都被撤职罢官。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武进籍官员有谁会站出来做无谓的牺牲？郑鄤甚至称赞王章对崇祯帝的回奏：“芳洲（王章的字号）回奏不敢畅剖，然是非之良未尽昧也。”既遵旨回话，又不无中生有，从而保全自己，恐怕是当时武进籍在朝低级官员的最佳选择。没有人为了借机博取信任、谋求仕途发展，从而对郑鄤落井下石，说明常武官员的仕风总体还是不错的。

四 现实中郑鄤和武进士绅及常武地方官的关系举例

郑鄤父子没有把家乡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圆通顺达，而是有亲有疏、有好有坏，这样就必然招来一些人的暗中嫉恨，一旦有事，积怨便会爆发出来。除非他像孙慎行、黄道周那样在个人生活上无懈可击，别人奈何不了他，可惜郑鄤父子不是这样的道德模范。

试举几例郑鄤和武进士绅和在武进任职的地方官的关系，就足以说明郑鄤“居乡不法”、“乡议沸腾”等语是温体仁的夸大之辞，而被后来一些人沿袭采用，用作否定郑鄤人品的法宝。

孙慎行是常武地区士绅的道德楷模，他潜心学问，交游审慎，不轻易接触人，也从不对他人的私事发表议论。但是他对郑鄤十分器重，不仅和郑鄤讨论文章，还让郑鄤为他的著作《四书困思抄》写序文。这种拳拳知己之恩，对郑鄤来说，固然十分荣耀，但也因此招来一些人的嫉恨。

郑鄤和孙慎行的亲密关系绝非来自偶然，有着几个原因。其一，郑鄤的父亲郑振先和孙慎行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进士，郑鄤十三岁时，其父会见孙慎行时就把他带在身边，参与学习和听从教诲。其二，郑家父子和孙慎行同样属于清流人物，为了国家社稷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官位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很轻。其三，在研究四书五经方面，郑鄤父子和孙慎行有着不少共同语言。郑振先死后，郑鄤和孙慎行做了八年邻居，经常去探讨和请教学问。

在武进的地方士绅中，郑鄤和两个人交往密切，后来结为儿女亲家。一个是韩钟勋，字不挟，崇祯四年进士，湘潭县令，死于任所。天启年间两人就结下深厚友谊，丙丁之际郑鄤受到阉党监视，传逮汹汹，韩钟勋不避嫌疑，继续保持和郑鄤的联系。另一个是许鼎臣，号定于，万历三十七年进士。当时士大夫对国事失去信心，不少人认为“天下事做不得”，他俩都反对这种不作为的言论，观点相同。许鼎臣躬行实践，他于崇祯六年任山西巡抚，亲自带领军队和农民军进行交战，有所成效。遗憾的是后来他受御史和中官弹劾，因此被解职回乡。郑鄤为他在山西的奏疏集写了《许定于抚晋集序》。郑鄤的女儿银华出生一个多月以后，许鼎臣主动下聘礼为次子许之溥定亲。难能可贵的是，郑鄤遭祸之后，许家坚守婚约，银华嫁到许家后生了三个儿子。造化弄人的是，许之溥在壮年时游华山坠崖而亡。南京师范大学陆林教授在其论文《金圣叹与武进许氏兄弟交游考》中，赞扬了许鼎臣不毁婚约的品格，也指出许之溥因岳父郑鄤之事所背负的舆论压力和精神苦难，其借酒佯狂的行为，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还有一个武进官员，与郑鄤的交往颇为密切，他就是张玮。张玮字席之，号二无，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赐谥“清惠”，《明史》有传。

用现代的话来说，郑鄤和张玮是发小，少年时考举人前，两人在一起温习功课，常为“七篇之社”。张玮不满阉党专政而休官，居乡期间的元日（正月初一）与郑鄤一道到永庆寺瞻仰唐荆川遗墨并写诗唱和。郑鄤亦曾邀他一同看梅赏春，写有诗作《邀张二无诸子集小亭看梅，绿萼独胜》。可以说，张玮是郑鄤的患难之交。阉党横行之时，郑鄤险遭迫害，张玮未雨绸缪，为保存郑鄤后代预做安排。虽然郑鄤躲过劫难，被逮的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张玮的侠义举动足以让郑鄤刻骨铭心。郑鄤死后三年，僧人如珋为郑振先舍宅的太初庵立碑刻石，碑文是张玮撰写，他赞扬了郑振先舍宅所体现的忠君爱国之心。可见，张玮并未因郑鄤父子的去世而中断心中的友谊。

郑鄤居乡期间，共为常州武进官员离任写送行序文六篇，其中有常镇兵备道吴麟瑞、周龙符，县令赵映斗、罗尔衮、岳凌霄，知府石万程（是《石太守得士碑记》 ）等六人，他们都是政绩卓著，受到武进百姓爱戴的地方官。郑鄤所写并非言不由衷的虚饰之辞，而是对他们实绩的真诚褒扬和对时弊的大胆批评。从中可以看出郑鄤与武进地方官相处关系之一斑。

笔者细读这些序言中发现一个信息，郑鄤虽然和常州知府曾樱的私人关系不错，但是婉拒了曾樱为苏松宪使写序的请托，“鄤耻其非类，婉谢之，自此遂戒笔笔墨，亦越四年所矣……”。这件事反映出郑鄤的处世哲学：坚守底线，宁可得罪友人官员也不愿违心行事。

从以上实例看出，郑鄤所交之人，从武进士绅到常武地方官员，皆一时名流，人品正直而且有所建树。有人言郑鄤不被武进士大夫所认同，是以偏概全。问题在于郑鄤没有和武进籍的两位大官陆完学和吴宗达搞好关系，而他们位高权重，无形中影响着或左右着武进的所谓“乡评”。可见即使身为官员，在桑梓之邦，对于地方上的大人物必须搞好关系，更是得罪不得的。

五 我的研究结论

既然我不赞同郑鄤“居乡不法”或“乡议沸腾”等说法，认为这些话语是温体仁原创，后人沿袭使用，甚至成了通用范本。那么郑鄤在乡里行为的缺点是什么呢？

还是用汤修业的评述来回答最为适宜。汤修业倾毕生精力研究郑鄤，写下力作《郑峚阳冤狱辨》（五篇），他一心还郑鄤清白，但是对郑鄤的缺点毫不回避。他说郑鄤：“恃才傲物，见忌乡里，容或有之，其他则未可厚诬也！”而我上面所举郑鄤婉拒曾樱请托一事，亦是其性格缺陷的一个佐证。

跋语：

作为郑鄤的后裔来研究先祖的生平，毋庸讳言是有所顾虑的；顾虑的是怕被人说我在写作中不能客观公正，是在“为亲者讳”。

2016年夏，旅美历史学者张颖教授回国，因事去苏州、上海，途中在常州下车与我见面，下午谈过晚上再谈，讨论郑鄤史事共达数个小时。我借此机会向她学习请教。她鼓励我说：“作为郑鄤的后裔，你们尽管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必有所顾虑。”我虽受教，顾虑却未全消。张教授供职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现为该校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她有两本书写到郑鄤。一本是从明末清初思想史的角度，记述郑鄤家事的丑闻如何被夸张传播，以及某些前明遗民如何曲解地书写郑鄤，意图把郑鄤从东林队伍中剔除，达到保持东林一派纯洁的目的。另一本则在写明代末年的监狱状况时，书中使用了郑鄤在狱中状况的一些资料。

倏忽之间时间过去了十年，我的第二本关于郑鄤的专著——《郑鄤研究》出版亦已超过了五年。自己感到做研究的思想境界逐步提高，我研究郑鄤不仅仅是研究家族之事，而是在对晚明某个历史人物和某个历史事件进行研究。血缘关系不会改变，郑鄤后裔的身份不会改变，但是思想方法是可以改变的。我的写作首先需要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孔夫子旧书网网友青岛徐信之先生在孔网给我写了一段留言，是对我“不为亲者讳”的肯定，使我感到欣慰，我感到我的善意和努力得到了回报：

【谢谢郑先生！在网络上拜读了您的一部分连载，考证扎实、客观，也能放在大的历史时代视野下审视。这确实不易，因为很多学者在涉及先祖的研究时往往无限拔高，完全回避、舍弃不利史料，出现不可观之处，这就是王世贞说的“家史人谀而善溢贞”，您的作品从网上的部分连载来看，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属于“良史”，确实难得。郑谦止先生的冤案，和袁崇焕督师一样，都是在明末政局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性格比较偏执、经验也很匮乏的崇祯帝，在运用绝对君权时，被情感趋向和形势误判，所造成的悲剧冤案。】

当然还有类似的鼓励。因为有了这些鼓励，我才有勇气把《论郑鄤乡评之偏颇性》写出来，并发到博客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