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肇始于隋朝，于唐宋时期持续发展，考试内容亦随之发生演变。八股文萌芽于宋代，至明初朱元璋确立八股文取士制度，历经成化、弘治年间，文体最终正式定型。清代沿袭明代科举旧制，直至维新变法时期，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八股文自此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社会层面对八股文多持批判态度，近年学界研究逐渐回归理性，针对八股文的学术研究重新兴起。
郑鄤在八股文领域的活动主要集中于天启、崇祯年间，除自身进行八股文创作外，亦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八股文优秀作品的选编与评论工作，在当时文坛具备一定影响力。然其蒙受冤狱离世后，在八股文领域的相关建树逐渐被后世淡忘，民国时期卢前所著《八股文小史》[1]中，甚至未对郑鄤加以记载。目前传世文献中，郑鄤仅存《齐桓晋文之事 一章》一篇八股文作品，因方苞将其辑入《启祯四书文》而得以流传至今。所幸《峚阳草堂文集》中，留存大量郑鄤为八股文选本所撰写的序言，此类文献是后世研究其八股文选家身份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作者认为，朱元璋确立八股文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传播程朱理学以教化人心，八股文经学属性的消长，构成了明清八股文发展的核心脉络。全书以时间为线索，分阶段对明代八股文发展历程展开全方位系统性论述。
该书在论述明代八股文大家王鏊时，两次引述郑鄤的相关论述。其一为郑鄤提出“举业以文恪（王鏊谥号）为鼻祖”，即明确主张王鏊为八股文之开创者。郑鄤这一观点得到后世学界认同，经清代八股文评论家俞长城进一步阐释，最终成为学界定论。其二，作者指出王鏊八股文创作成就的形成，与所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且明代郑鄤早已洞察这一关联，并引述其原文：“成弘之际，盖国家文明初盛之会，而公适当之，遂能以八股业匹修前哲，为一代宗工。”
作者在论述隆庆、万历时期八股文创作风貌时，再度论及郑鄤，认为其长题八股文《齐桓、晋文之事 全章》成为传世名篇，核心原因在于“行文时随时点化，于跌宕处起波澜，一层波澜即阐释出题中的一个关节”。而方苞对该篇作品的评价为：“运掉如意，气局宽绰有余。盖妙手适然而得，即令其人再为之，亦更不能似此神化矣。”二者虽评论视角不同，但方苞对该文的评价维度更高，认为其系作者灵感迸发之下的神妙之作。
综上，《明代八股文史》从两个层面界定了郑鄤的学术身份：其一为八股文评论家，其二为八股文创作者。
有明一代，八股文选家群体逐渐形成，作者王炜提出，该类群体“参与举业、写作时文、编订选本”，成为推动明代文人品格与士人心态转型的重要力量。作者将郑鄤归入天启、崇祯年间八股文选家范畴，认为该时期选家在强化选本对后学示范作用的同时，亦“将编订八股文选本作为挽救文运与颓世的努力”。此类文人以选本整理与评点践行匡时救世之理念，构成晚明八股文领域的重要文化现象。
作者在论述冯梦祯时，引述了郑鄤对其的相关评述。并以一页篇幅专门考述郑鄤的八股文选家活动，其中重点提及郑鄤所作《明文稿汇选序 四十二首》，该组序言系统梳理明代科举发展历程，为明代八股文大家确立学术定位。郑鄤虽以“四十二首”为题，实则为四十位文人作序，原因在于其为黄道周、顾锡畴二人分别撰写两篇序言。
作者指出，郑鄤明确洞察到科举制度设立的官方初衷与普通士子应试需求之间存在割裂。普通士子将科举视为获取功名利禄的途径，背离了统治者确立八股文取士制度的核心宗旨。针对这一问题，郑鄤提出解决方案：“欲戢天下之乱，莫若重科举；欲重科举，莫若正经义；欲正经义，莫若举前正以为之鹄。”
笔者认为，郑鄤的相关主张具备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其践行以程朱理学教化人心、端正科举文风的理念，这一思想在其送别常郡官员吴麟瑞的《鹅湖问渡序》中亦有体现。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努力收效有限，此系晚明时势与士人心态共同作用所致。郑鄤后期亦意识到，自身在制义评论中秉持的直率态度，或为其招致祸患的原因之一，其在《峚阳草堂文集》卷七《丁丑墨选序》中言：“吾十五年折肱于此，谪废十五年，津津未厌，一以直道行之。今日之难，将无此亦召之之一端欤？”
该文从多维视角，对郑鄤一生与八股文的内在关联展开较为系统的论述，全文从四大维度展开：郑鄤与八股文关系概述、八股文论述史中的郑鄤、郑鄤传世八股文选本及选本序、从选本序管窥郑鄤的八股文思想。
笔者对该文核心观点重点梳理如下：
其一，郑鄤编选八股文集秉持“四无”原则，即“必无近情”“必无狥交”“必无序爵”“必无食名”，核心要义为选文秉持公心，不受人情世故、社会流俗与身份爵位等外在因素干扰。
其二，郑鄤对为文与为人的关系作出系统论述，提出“文者，人之小影也。不能愚公（李若愚）之文，而能愚公之文，未之有也”，同时强调“夫文，贵入之沉。而立身之品，尤贵沉静”，明确文品与人品的内在统一关系。
其三，郑鄤对八股文坛的不良倾向直言批评，即便对文坛名家亦不避讳，如指出黄如亨早年研习程文陷入“枯”“板”之弊，认为归有光部分文章带有学究气。相关观点可进一步商榷，但足以体现郑鄤八股文批评的直率态度与学术勇气。针对启祯年间日益严重的抄袭剽窃之风，郑鄤尤为反感，明确提出：“选允大（曹勋，崇祯元年会元）文略为拈此，吾愿学人具此志气，饶此学力，不至以精神用之剽贼。嗟乎！终日矻矻而不免剽贼者，其亦可悲也夫。”
该文最具探讨价值的观点，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推论郑鄤为晚明八股文写作名家。
笔者认为，八股文领域的“名家”与“大家”存在明确界定：“大家”需具备极高文坛知名度与顶尖创作水准，居于八股文创作领域的核心地位；“名家”界定标准相对宽泛，涵盖层级更为多元，群体数量亦远多于“大家”。
目前郑鄤仅存一篇八股文名篇传世，相关论据尚不足以支撑其“名家”定位，但该文所引他人对郑鄤八股文的评述，具备一定佐证价值。
其一，明末选家万时华对郑鄤八股文的评价：“夫世颂先生（郑鄤）文者，服习神巧，如对古人”，其在赞誉郑鄤文才的同时，亦提出惋惜之论，认为郑鄤家乡先后出现唐顺之、薛应旂两位八股文大家，使其创作成就难以超越前人。[5]
其二，董其昌对郑鄤制义文章予以高度评价，将其视为王鏊、唐顺之的学术继承者，提出“峚阳太史公居闲无事，穷治经生言。其神理法度，一一震泽、毗陵王、唐两先生之业”，同时指出郑鄤“取材之广、解悟之微，有异于两先生者”，究其原因，在于时隔王、唐二人百余年，时势发生巨大变迁，即便王、唐二人身处晚明，亦不会固守原有创作路径。董其昌最终以“广陵散终不绝矣”感慨郑鄤对八股文正统的传承。[6]
其三，清代乾隆年间彭绍升在《二林居制义叙》中记载，其病中研读明代制义时提出：“已而读邓定宇、杨复所、郑谦止诸先生文，其体递变而不离其宗，其悟解之微、神理之密，往往有前辈所未及”，将郑鄤与邓以赞、杨起元两位公认八股文名家相提并论，认为三人文章兼具悟解透彻、神理缜密之特点，创作水准多有超越前人之处。[7]
综上，该文提出郑鄤为八股文写作名家的观点，具备一定学术依据，但仍属一家之言，相关结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郑鄤研究属于学界冷僻课题，八股文研究亦属古代文学领域小众方向，因此学界针对郑鄤八股文领域相关成就的研究起步较晚。前述两部专著具备较高学术分量，其一实为八股文的断代史，其二则专注于明代八股文选家这个群体，两书对郑鄤八股文领域活动及双重身份的论述，明确了郑鄤在八股文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专题期刊论文则以郑鄤为核心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更为全面细致。如把三者对郑鄤论述的内容加以综合考察，则基本可以了解郑鄤在八股文领域活动的总体情况。关于郑鄤是否为八股文名家，因“名家”概念界定较为宽泛，并非核心研究问题；相较而言，郑鄤散佚八股文作品的文献挖掘工作更具学术意义，目前已有第二篇作品被发现，实现了长期以来学界认知中仅存一篇作品的突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支撑。这第二篇的篇名是：《不有祝陀之佞 全章》，从国家图书馆郑鄤诗文残卷清抄本的序跋发现线索，在上海图书馆找到该文。该文载于许振祎（曾任曾国藩幕僚）编纂的《明文才调集》，刻印时间为光绪十七年。
注：
[1]卢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
[2]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
[3]王炜：《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4]郑燮贤：《晚明八股文选家与名家郑鄤刍议》，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5]（明）万时华：《遯斋近稿序》，见《溉园初集》。
[6]（明）董其昌：《峚阳公遯斋宦稿序》，见《郑氏宗谱（赐逸堂）》，2016年续修。
[7]（清）彭绍升：《二林居制义弟二叙》，见《二林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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