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存档】试论明代乡评体系

（螭海碎碎念：其实只是一个论文的第一部分的存档……我感觉写的时候全程在复制粘贴啊感觉查重率要百分百了，，算了反正也不是要交给谁的论文摆烂了，，鸣谢红白老师@拐枣）

（头图兰园小猫并且正在蹭我的钥匙扣版）

明代基层治理结构简述

明代基层治理在宏观上依托于省、府、县三级行政体系，但政府实际治理止于县级，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则依靠一套严密的准行政组织网络来维系。

县是明代国家正式行政权力的最低一级，知县作为“一县之治”的核心，掌管地方治安、恤政（即备荒、救济、优老、恤孤贫等）、教化等全方位事务。然而，受地域、财政、人力等客观条件限制，县衙无法直接管理每一户农民，若想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必须依赖基层即乡村代理人进行管理，所谓“皇权（即省、府所代表的中央行政权力）不下县”。于是，在乡村设置的基层组织里老制、保甲制、乡约制便在明代乡村的治理上发挥其功效，有效解决了县衙的管理压力、提高了基层治理效力的同时，也使普通民众参与到了基层社会的管理中。

明代初期主要施行里甲制和老人制，两者并称为里老制。明代县以下的基层单位通常有“乡、都、图、里”的说法，但只有里是明初通过里甲制度由政府统一设置的基层组织单位，里甲制同时具有户籍管理和赋税统征的功能。在里甲制颁行的同时，又先后颁行耆宿制、老人制，“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明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在思想上笼络民心，从而更有效地达到稳定地治理基层的目的，同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明代初期基层社会中，里长主要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而老人则主要负责劝谕、教化，职责各有分工，相辅相成。

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自然灾害日趋频繁、吏治日益腐败，人口流动频繁，户籍逃亡现象十分严重，里老制原有的治安、教化功能严重削弱，里甲制名存实亡，社会也越加动乱不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保甲制应运而生。保甲制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护地方治安、防贼御盗、守望相助，其实行出丁巡夜的制度，且教民习武以备不患，同时实行连坐，乡民可以互相监督，在维护治安、抑制社会动荡的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此外，保甲制在平时无事时还需要修明礼仪，教化乡民“相亲相爱，若有空乏疾病，相与恤之扶，若有争而至于讼，相与和而解之”，排解民间纠纷，化解民间矛盾，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乡约的思想初次出现于北宋《吕氏乡约》，其大发展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里甲败坏、社学失修、乡村社会趋于失控的局面背景下，以时任南赣巡抚的王守仁在实行保甲制的同时所推行的南赣乡约为标志，带动全国各地的效仿。嘉靖后，乡约发展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即乡约与保甲的结合以及乡约的政治化与正式化（如明代后期乡约中普遍宣讲明太祖“六谕”），逐步形成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作为明代基层社会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乡约在推行过程中最主要的功能便是导民向善，在每月一次的约会中教化乡民在平日敦睦讲礼，淳化风俗。虽然明代后期乡约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强化思想统治的工具，但在乡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员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而乡绅、富民、宗族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担任约会的约长，在乡约的体制中相当于该地区的基层长官。乡约因此具有明显的自我治理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富民阶层崛起，并且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上文所述的里甲制的制定与实行，是以自耕农的广泛存在为条件的，这决定了国家的施政离不开富民阶层的支持，可以说富民阶层是国家权力延伸的载体。富民阶层多在基层充当里长、粮长、约长等重要领袖职位，在基层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举措稳定了江南基层社会，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保证了国家财源。

乡评的定义与产生

“乡评”是明代民间舆论的形式之一，泛指乡里社会中小民之议论，是乡里人对地方社会中特定的人物、事物之品评意见的集合，其评论主体是地方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对于乡民、乡宦行为的规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初的老人制、明中叶以来的保甲制和乡约制都为乡评的产生奠定了伦理基础和社会基础。乡评的核心标准源于儒家伦理，特别是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德业学行”。前文提到，老人制意在让德高望重的老人引导乡民向善，保甲制以儒家“和合”思想教化乡民，都离不开传统儒家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基础；乡约中的儒家观念更加明显、更加深入人心，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等。这些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使乡评有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标尺，使其不再是个人的随意褒贬，而是基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集体道德审视。可以说，乡评的产生是这些基层教化制度先后或共同作用的丰硕成果，也是其教化效果的能动反映。

此外，基层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乡绅、乡宦、宗族、富民等阶层对乡人的看法、评议，也主导了乡评的产生。乡评的运作主体主要是宗族长老、乡宦（即致仕的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乡绅，他们利用祠堂、乡贤祠等物理空间，结合族规家法，对同乡士人的言行进行日常考察与定期评议。据前文所说，富民阶层作为乡约的主导阶层，常担任乡约约会的会长等重要教化职务，使得其也对乡里舆论风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样的伦理和社会环境下，乡评应运而生。由于信息流通的迅速和清议风气的盛行，乡评尤以晚明为盛。

乡评在明代（尤其晚明）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尽管科举是入仕正途，但乡评在士人社会声誉的构建中具有“一票否决权”。

晚明以来，“乡评”逐渐成为与“官评”相对的另一个舆论场，如“朝有朝论，乡有乡评”、“居乡有乡评，居官有官守”等，乡评在大多数情况下特指乡里对致仕官员居乡行为的评价。一般情况下，对一位士大夫的评判需要综合乡评与官评，但在实际操作中，对身居闾阎乡里的乡宦来说，乡评比官评更加重要，官员致仕“其风致犹重于乡评”（明 刘春《送山西参政张君致仕还乡序》）。这一方面源于乡宦群体的在地性，即这一群体虽有仕宦经历，但因致仕、养病、养老、省亲、罢官、弃官等原因而较长时间居住在乡里，在这一环境中，乡评自然比官评更具有真实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源于乡评的公论性，它可以从一乡之评发展为风谣、载诸郡乘、传诸国史，以至流之后世，成为朝廷考察士之名节德行以备再用、官员讽刺攻讦时的重要依据；同时，随着明中叶以来官员贪腐、结党习气的日益增生，言路混乱早已为众所知，士论和清议更是为后世所诟病，官评不足信，来源于大众而非官宦个人的乡评成为了更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考量标准。因此，论人者大多采诸乡评。乡评通过对乡宦的重大影响，制约了乡宦在乡乃至复官后在朝的权力，在地方权力博弈中具备动员社会力量、制衡特权阶层的能力。

此外，乡评也是里甲制以及后来的保甲制的重要软实力补充。在晚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背景下，里甲制早已崩坏，保甲制难以完全覆盖基层，乡评则通过道德舆论填补了法律与行政命令的真空，协助政府维持治安、调解纠纷，实现了“无讼”或“少讼”的治理目标。

乡评的影响

乡评对明代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且深远的，它既塑造了个体的道德人格，也重构了基层社会的权力生态。

对于乡里个人尤其是乡绅、乡宦来说，他们必须时刻谨言慎行，将儒家道德内化为日常行为准则，甚至主动参与救灾、慈善、基建等公共事务，以“协于乡评”。结合上文所述，于士人、乡宦阶层，乡评更加影响重大，他们认为乡评既是荣耀的来源，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良好的乡评往往是士人获得地方推荐、进入仕途的隐性加分项，也是乡宦复官或在乡里受到尊重的首要衡量标准；一旦遭受普遍的恶评，不仅个人声望扫地，更可能面临家族利益受损甚至在乡里的社会性死亡。所以，士人、乡宦需要去趋附、迎合乡评的标准。

晚明万历中期以后，随着贫富分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紧张，士人、乡宦与乡民之间裂痕逐渐加深，以至成为对抗和攻击的两方，在此背景下舆论开始泛滥，乡评逐渐失真、失据，出现过度严苛以至几近失控的趋势，渐渐倾向于反抗与苛责，吝于褒扬。乡评自此成为各方打击、攻讦的工具，士人和乡宦越来越难以“协于乡评”，渐渐变为“怵于乡评”、“畏于乡评”，以至于他们普遍选择杜门自守、退出乡里。在乡评失据的影响下，士人、乡宦的政治立场、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悄然发生了转变。

对于基层社会来说，乡评维护了社会秩序，同时也促成了权力的均衡博弈。乡评通过舆论压力巩固了保甲制和乡约体系，强化了宗族与村落的内部凝聚力，使得“德业相劝、患难相恤”成为社区运行的常态，有效降低了基层治理成本。晚明以来，随着乡评的失据、乡宦的“怵于乡评”，乡里的权力格局出现变动，以至于造成了地方秩序的变化。乡宦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出现大规模的暴力抗议的民变活动，其中生员通过控制乡评、舆论，主导了民变的进程，挑战了传统乡宦的权威，进而引发了社会动荡；但与此同时，乡宦的威望降低，生员的影响力上升，更具活力的生员阶层逐渐成为地方领导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乡评作为载体，推动了乡里权力格局的变动。

此外，乡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乡评确立了“重德行、轻功利”的舆论导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豪强的兼并行为，维护了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但乡评也可能因过度强调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而压抑个性，导致社会氛围的僵化，抑制社会的发展。

（参考资料：马金奎《试论明代的乡村社会控制》；刘俊珂《富民阶层与基层控制——以明代江南为考察中心》；吴琦、马俊《晚明乡宦与乡评之互动及其对地方秩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