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湖塘桥中学的地方 （上）——一代少年心中的梦想与荣光

今年，我的母校湖塘桥中学（现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迎来八十周年校庆。金秋十月，天南海北的学子即将重返校园。

前几日，偶遇几位八一届学弟，闲谈校庆之事，大家都觉得，八十年代初母校那段辉煌的岁月，值得好好记录下来，便一致推荐由我来负责写出来。作为那段岁月的亲历者，我深有感触。一位学弟坦言：“当年母校的辉煌、我们学子心底的自豪，再不写出来，慢慢就淡忘了。你写出来，就是对母校八十周年最好的祝福，也能激励如今的学弟学妹。”

说实在的，自1980年走出母校后，我仅在大学毕业时返校过一次。后来同学聚会重访故地，校园早已搬迁，旧貌换了新颜，再也寻不到当年原汁原味的青春光景。

盛情难却，我便应了下来。

为写好这篇文字，我特意托后来留校任教的同学庄琴，联系几位老师，希望登门拜访，倾听他们记忆里的校园往事。

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许多往事早已模糊不清。一通通电话问询，有的老师说记不清了，有的老师年事已高，不便受访。所幸两位老师欣然应允——八十岁的数学老师周亚瑜、八十七岁的物理老师黄仁澜。我与几位学弟如约登门，静静聆听两位老师的讲述，从不同的视角，一起回望当年的湖塘桥中学。

时光流转，人事渐远，可有些画面，反而在心底愈发清晰：教学楼前的梧桐树、清晨教室里琅琅的书声、晨练时少年们奋力奔跑的身影……

这几日，我时常思索：该用怎样的笔墨，才能配得上那段早已远去、却依旧难忘的青春岁月。

如今的年轻人或许不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湖塘桥中学，是苏南大地一块响当当的教育金字招牌。

一所县重点中学的起步

1978年春天，武进县恢复重点高中的消息传到各个公社（现为乡镇）。我们这辈农村孩子，终于等来了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那时中考录取，先招中专，再轮到重点中学。不少人盼着读中专，早点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我也这么想：能考上中专最好，不行就上重点高中。

那时武进只有前黄、奔牛两所老牌省重点中学。湖塘桥中学能定为县重点，离不开老校长胡柏寿独到的眼光和思路。黄仁澜老师回忆，胡校长是省里的下放干部，经历过不少波折，落实政策后才来到湖塘桥中学。他看准湖塘地处县域中心、经济基础好的优势，提出要把学校办成县重点。这个想法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1978年夏天，湖塘桥中学正式成为县重点高中，面向全县招生。

为了不与前黄、奔牛争抢生源，当时划定了招生范围：全县66个公社，湖塘桥中学只招其中17个。我所在的郑陆区，刚好在这个片区。

但要走进重点中学并不容易——每个公社只有前几名才有资格被录取。这个名额来之不易，我心里格外珍惜。那段时间，我们那座位于武进东北角、名叫锁石桥中小学的学校，破天荒地有了晚自习。汽油灯下，是一群农家孩子苦读的身影。那一年，全公社有5名学生考进湖塘桥中学，其中3人来自我们这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一时轰动了全公社。

从普通中学升格为重点中学，除了好的生源，还必须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湖塘桥中学原有的师资本就不弱，1978年9月前，胡校长又从全县各地调入18名骨干教师，其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也有崭露头角、勤奋上进的年轻人。此后学校不断充实新生力量，他们共同构成了这所重点中学的基石。

黄仁澜老师告诉我们：“78年的暑期，我和周亚瑜（后任常州市副市长）、籍耀成（后任常州一中语文教研组长）、周敏盛（大律师，曾任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国宝（袁伟民同学，后去无锡体委工作）、吴柏松、孙广林、冯士彦、於瑞和、胡学雅、戴祖琪、阙兴良、陆焕衡、季铁青、陈国桢、邹瑞甫等十多位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被抽调到湖塘桥中学，充实湖塘的师资队伍。我被任命为物理教研组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湖塘片区的大组长。那年高一共招三个重点班，面向全县招两个半班，另半个班向镇内招生。”

优秀的生源，配上精良的师资，湖塘桥中学迈出了创办县重点中学的第一步。

简陋校园里的追梦者

只是那时的办学条件，现在想来，实在简陋。

整个校园占地不过十亩，初高中在一起，没有像样的操场，上体育课常要借马路对面小学的场地。仅有的两个篮球场，还是我们入学前老师们亲手浇筑的水泥地。

周亚瑜老师说起新生报到的场景，说很有画面感：绝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孩子，十四五岁，长得瘦瘦小小。不少家长挑着担子送孩子上学，一头是米袋，一头是铺盖卷。听周老师说着，我眼前立刻浮现出当年父亲挑着行李送我的情景。

住宿条件相当艰苦。

据81届师弟曹常龙回忆，男生几十个人挤在一间低矮的平房宿舍里，外面下大雨，屋里就漏小雨；黄梅天潮湿闷热，不少同学身上长了疥疮，老师拿来硫磺软膏，分给大家涂抹。

那时女生全都住在大礼堂。整个校区只有教学楼里有卫生间，夜里去不方便，学校便在礼堂北侧隔出一小间，摆上两只马桶应急。

伙食就更不必提了。每月伙食费不到四元，学校中午供应一顿菜，翻来覆去就是包菜、白菜、豆芽菜这“老三样”，每周三才能沾到一点荤腥。米饭要自己蒸，早晚基本靠咸菜、萝卜干下饭。好在学校做了很多努力，为住校的学生转了粮油关系，每月定时供应30斤大米，从此不必再月月从家里背米。

物质上虽苦，那却是一个人人浑身有劲的年代。“科学的春天”来了，老师们终于可以安心教书，我们也可以专心读书。黄仁澜老师说，他那时要给五个班上课，一周二十二节，工作量很大，可心里的热情被释放出来，一点也不觉得累。

小茂同学告诉我，高考前四个月，他每天凌晨两点就摸进教室看书做题，咬牙坚持，终于圆了大学梦；还有同学熄灯后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

为节省时间，大家连吃饭都像打仗——早饭三两口扒完，午饭晚饭匆匆几口，撂下碗筷就往教室赶。我吃饭快的毛病，就是那时落下的。那个年代，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喊累，大家都觉得再自然不过：时间就这么多，想多学一点，只能从自己身上挤。

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也是我们的学弟，是我校的骄傲与荣耀。他1979年入学，本应1981年参加高考，后因身体原因休学一年，又恰逢学制由两年改为三年，几经波折，最终在1983年走进考场。蒋华良出身寒门，学习刻苦。周亚瑜老师回忆，一次考试中，发现他用高等数学的方法解函数极值题，便问他学习的情况。他说进高中后先自学完高中课程，接着自学高等数学（包括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后来才知道，当时他缺钱买书，常趁星期天到常州新华书店，翻看书架上的样书，坐在地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书店营业员都认识了他，还常给他介绍新书。后来，他担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当选院士后，十分关心家乡建设，还常与周老师讨论数学、科普、孟河医派等问题。可惜天不假年，英才早逝。周老师说，每当想到这个坐在书店书架下勤奋自学的学生，想到他的成才历程，心里满是感动和心疼。

另一件小事，是81届岳小平告诉我的。他在校时发过一次高烧，班主任周庆多老师陪他去医院，医生嘱咐多喝盐开水。回宿舍后，他爬上上铺休息，没想到周老师又赶来送水——为了不让他从上铺下来开门，竟从窗户翻了进去，把调好的盐开水递到他手里，看着他喝下才走。

四十多年过去，这件小事他一直记着。那一代老师，就是这样把学生当成自家的孩子。

每天晚自习结束，老师们还要巡视校园，直到宿舍熄了灯才赶回家——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比陪伴家人还多……没有豪言壮语，关怀都藏在细碎的小事里。

周亚瑜老师常说：“做老师，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这是最起码的良心。”话很朴素，我们却记了四十多年。

最让我难忘的，是考前辅导。每晚在食堂门前的小平台上，黑板前挂起两盏电灯，各科老师轮流为我们讲重点、讲方法，给大家鼓劲，也是一种心理疏导。

六月末的江南，闷热，蚊虫肆虐，大家心里却只有一个目标：人生能有几次搏，努力考上大学。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我们却很少觉得苦。81届的刘志洪说，他如今提起少年时光，心里只剩感恩——庆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遇见了一群真心待学生的好老师。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单是解题的方法，更是面对生活的态度。

（未完待续）（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果你也是当年的学子，欢迎在留言区谈谈对母校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