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者,普也;谱者,盲也
本人自2004年参与《晋陵奚氏宗谱》第十次编修活动,从此步入谱牒界,至今已历20余年。回顾自己的修谱历程,乃至推及全社会的谱事活动,总体上可以说:大家共同经历了一个“谱盲修谱”时期。
为什么这么说?从根本上说,如今修谱,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巨大变革,以致家谱难保,宗族不存,续修家谱从根本上缺失了“传、帮、带”。
刘勰云:“谱者,普也。”而今世修谱,多出于谱盲之手,故亦可谓:谱者,盲也。
一、家谱不同于史志,宗亲的阅读状况和知识储备绝然不同。
作为国史或方志,大多数人不可能系列通读,但其内容散见于平时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积累;对于家谱,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本人当然同样如此,如今不仅要参与编修,而且还荣任主编,可谓天方夜谭。
二、从读史到修史,其人才成长的阅历及过程是漫长的,可如今修谱处于非常时期,与常规绝然不同。
即使极少数人见过家谱,或通读或详细研究过,但要主持编修必然是一种质的飞跃。历史上的各次修谱若能升任其事,必然有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可如今从未见过谱,自然不知谱,却要主持修谱;不仅一谱如此,且大多如此,可谓史无前例。可现实却又非常严峻:旧谱之抢救实在时不我待,新谱之续修简直刻不容缓。
三、家谱的自身体例与史志绝然不同。
与国史、方志不同,首先,家谱在体例上以世系、世表为谱系的重要载体,其直观性、系统性、规范性、灵活性及专业性很强;不说编修,没有见过家谱的普通宗亲,在最后五世的世表中找到自己的父祖不易(尤其是大谱),找到后能上溯至始祖而一线贯通的更不易。其次,国史、方志无论是编年史还是断代史,一史具有独立性;而家谱是以击鼓传花方式无限向下延伸,既有时代性,更有连贯性,要达到浑然一体不易。再次,国史、方志在语言风格上具有独立性,新时期国史续修虽暂时困难,而方志都以白话文为主体;谱系之世表体例宜尽量接续旧谱范式,但传记、艺文等新增文史材料,难以全用文言。在阅读旧谱时,必须具有较强的国学基础,若为方便宗亲阅读,将文言加以句读则更不容易。所以,要达到古文和今文通识的修谱要求,极大地增加了续修难度。
四、家谱的隐学属性,与史志的显学性质绝然不同
家谱的学术属性,姑以“隐学”喻之,因为它具有来自民间、不事张扬、不显山露水等特点,与国史、方志的官方性质绝然不同,两者在修史范畴、政治诉求、经济实力、人才来源等诸方面无法比拟。毫无疑问,一部家谱核心体现一个姓氏在某地的人口繁衍史,比一方之志、一国之史所涵盖的内容逊色得多。
因为家谱属于隐学,于是带来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家谱的权威性、发展性和规范性等问题。
其一,因为其隐,谱系表述不规范,没有专业的词典用词来表达。如“嗣”“继”都有“接续、传承”的意思。不少谱牒有这样的习惯区分:同族间承祧常称“嗣”(出嗣、入嗣),异姓承嗣则称“继”(出继、入继);然各地谱例不一,亦多混同不分,并无统一术语规范。
其二,因为其隐,学术交流不公开,无常规,少权威,在体例上往往各取所需。
其三,因为其隐,家谱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难以辨清,于是修谱人难以做到“胸中有丘壑”。下面简单梳理一下家谱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传承流变看,谱牒之雏形,见于上古帝王世系;魏晋南北朝官谱鼎盛,专记门阀贵族;唐以后官谱衰微,私谱渐兴;至明嘉靖以降,始由士大夫普及于平民宗族。
从载谱媒介看,大致由简册谱到金石谱,再到帛谱、纸谱,如今发展成电子谱。必须指出,如今新谱之语言表达过于松散,标点符号随意错乱,加之旧谱之国学录文及识读错误多多;而电子谱世系复制、同源信息扩散等新的讹误传播,又成为当代修谱新的难点
从名称流变看,关于家谱的异名有几十个之多,口传以“家谱”之称最亲切,书面以“宗谱”之名最庄重。从单音节字看,“谱者,布也”,意为布列世次,后来民间有将在布帛上绘制宗图称“修布”者;“谱者,普也”,可见家谱涉猎内容之广泛,普及程度之普遍。
从体例流变看,起步于国史中文章式表述,分流为列表式谱表,演进为挂线式宗图,最终综合成世系加世表的谱系典范。必须指出,苏洵的苏式谱和欧阳修的欧式谱,是家谱体例成型的典范,而欧苏式结合是明清家谱最常用的形式。
由此可见,了解家谱的特色及其发展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为续修新谱服务。
五、家谱的价值趋向与史志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史、志、谱都是以儒家文化理念为基础的,都是以倡导正能量为引领的,可家谱编修的“隐恶扬善”功能明显不同于史志,从正面说,这对于“和宗睦族”更有现实意义。然而,因为这一价值趋向,加上家谱的隐学性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就是家谱的“攀附”和“作伪”,在家谱发展史上屡见不鲜。
以李唐为例,公开承认老子李耳为先祖,肯定是无法找到严实的史实依据的。还如,李唐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族群乃至外国来朝者赐以李姓;南唐李煜赐制墨大家奚超之子奚廷珪为李姓,于是就变成李廷珪了。凡此种种,从正面看,仅是一种公开的褒奖和荣誉,属于正能量;但也自然而然地为攀附、作伪埋下了伏笔,于是家谱的暗箱操作盛极一时,使名人名家的后代层出不穷。再如,因为奚世亮曾在淮扬一带为官,因而当地奚氏便以其为祖,而黄冈谱系中却没有淮扬子孙的记录。因为赐姓、改姓和攀附、作伪明暗结合,使大姓、望族和名人、名家后裔的人口急剧膨胀,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同时必须指出:明清平民修谱时,有较多的远祖世系的回溯建构,因为口传史料匮乏,只能连缀古史名人,此与造假是有明显区别的,故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所述,了解编修宗旨及修谱弊端,续修时才能驾轻就熟,化难为易。
最后,我们以两个方面的比较结束全文。
比较之一,国史与家谱的发展趋向竟背道而驰。
纵观国史,以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及历代的史料为基础,以汉代司马迁为典范,修成了囊括三千多年的《史记》,因而一炮走红。从此,中华第一史便形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局面。然此后在体例上和文学上一时难以突破;二十四史终结之后,传统纪传体国史的撰修模式难以为继。
回望家谱,姑且打几个比方说明之:古老中国旧史文中的帝王传代的叙说,犹如家谱最原始的细胞;那表格式和宗图式家谱,犹如家谱成型的胚胎;而欧式和苏式家谱,才是家谱独立面世的婴儿;明嘉靖以降,建祠修谱之风大兴,家谱便成长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青年;而清代与民国成为家谱繁荣发达的壮年。
两厢比较,实在令人唏嘘!
比较之二,新旧家谱的普及与迷茫却相辅相成。
先说新旧家谱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盲点。
旧时代的家谱虽已修成,但大多数宗亲为文盲,无法深入阅读。因此,除了谱系可在口头适当流传外,家谱之精华不为普通族人掌握。如今续修新谱,随着教育的普及,虽全体宗亲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但国学与谱系又成为大家的盲点。
再看新旧家谱都存在着难以普及的难点。
刘勰云:“谱者,普也。”民国三十六年,安徽宿松吴氏《岭股、松滋坊合修新序》进一步阐释为“普载先人丘墓,普叙历代分迁,普彰祖考德行,普戒子孙游逸,普述一本散为万殊,普罗万殊发于一本者也”,可谓高屋建瓴,见微知著。但所有家谱都能在六个“普”字上落到实处,恐怕还是有难度的,此其一;各姓氏各宗族的人口覆盖面广量大,人才水准参差不齐,经济强弱实力不一,故能达到所有宗支均能普及修谱,实在力不从心,此其二;一谱之中,若所有人物的信息类别均采录无遗,所有支系的宗亲人数亦录入无遗,实非易事,此其三。而新时期修谱,正确阅读旧谱难,精准掌握国学知识难,认识旧谱的精华、体例、谱系难,新旧谱之间传承创新浑然一体难。
故曰:谱者,普也,难矣!谱者,盲也,何补?而谱盲修谱固然有弊端,但也有其时代价值 —— 文化断裂之后,若无这批宗亲勉力抢救,大量宗族资料会彻底湮灭。盲者,时代使然也;修者,续谱功臣也,普之基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