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坚持斗争

在桂林坚持斗争

摘自父亲 [我的自传]

陈平

【六】与叛徒斗智斗勇

按照中共地下组织制定的严密纪律，组织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绝对不能暴露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更关键的是，任何人没经过上级批准同意，绝对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想到此，父亲表面对此人应付说，我们刚到，是要在这里先休息几天。此人听后，嘿嘿干笑几声便匆匆离去。

他前脚离去，父母啥也不拿，抱起大哥就走出小旅馆后门，直奔弄堂口，然后花了一个大洋上了一条小船，渡过一条河来到对面小街。他们先在街上故意兜好几个圈，回头看看确定无盯梢，便迅速离开。按照事先掌握的信息，他们很快找到乡下八路军办事处向主任王凌波汇报了此事。

王凌波主任一听此事，觉得情况不妙，立刻判断说，你们已经暴露，走，赶快走！并对父亲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大加赞赏，命令他们先到衡阳，然后取道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事也巧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到了此地，今天派的专车就是那辆由南洋华侨捐赠给的救护车，办事处准备送省委的两位主要领导赶到某地开会。所以父母与我大哥在王凌波主任的亲自安排下，与省委两位领导一起坐上了周恩来同志的专车，很快离开了此地。

抗战中，南洋华侨富商陈嘉庚赠送给周恩来同志一辆救护车，随车而来的驾驶员也是南洋人，大家称这位年轻人叫阿丕。

上车后，省委领导拿出一只美国制造的大鸭绒枕头，给孩子塞垫在身下以防汽车颠簸。【可惜，1969年全家被迫下放农村，这只大鸭绒枕头也就丢失了】当这位南洋华侨司机精心驾驶汽车奔跑在公路上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特务团团包围小旅馆，但扑了空。可笑的是，为能向上头交差，追到小河边的特务们对远去的几条渡船噼里啪啦放了一阵子枪。

此人确实是个叛徒，专门跟踪追捕我党工作人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接踵发生了平江事件、河南竹沟事件，秘密逮捕八路军办事处干部等恶性政治事件。

1939年6月12日午，驻湘鄂的国民党杨森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平江通讯处，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通讯处秘书吴贤众杀害。半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及家属赵禄英等4人活埋于黄金洞。这一惨案激起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公愤。8月1日延安各界集会，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追悼死难烈士。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抨击蒋介石及其党徒的罪行。

抗战初期，竹沟是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曾先后设在这里，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朱理治、陈少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组织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创华中地区抗战新局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的竹沟成了新四军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基地，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五师都是从这里出发会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起来的。在竹沟，还通过开办党训班、教导队等形式为中原各地培养了4800多名军政骨干。因此，竹沟被人们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

1939 年10月，国民党中央下达了用武力除掉竹沟留守处的命令。11月11日拂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耿明轩组织确山、泌阳、信阳三县保安团16个中队和地方联防队共1800多人，向竹沟发动了突然袭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10日黄昏时分，竹沟东门外的大街上来了100多人的壮丁队，准备到泌阳去，因天色已晚，便住在竹沟的东街上。

11日拂晓，住在寨外的留守处教导队打开寨门，此时，东街上的壮丁队出发了，后续部队约50人突然闯进寨门，迅即登上寨楼，拿出暗藏的手枪，将我军守卫东寨楼的一个班13人全部杀死，一部分保安队已经深入到街中留守处的门前。我军进行还击，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巷战，土顽死伤很多。在战斗开始后，我保卫部门肃清了内奸、特务分子杨春堂的嫂子，内奸分子“杨大姐”等。

12日，省委决定在当夜突围。午夜时分，机关全体人员500多人，冒雨分三批从西寨门突围。由于西路土顽系泌阳保安团，其中一个大队由我方同志掌握，省委已与之取得联系，遂决定由西门出发，向竹沟西南龙窝方向突围。

13日上午，国民党土顽占领了竹沟，开始了血腥屠杀和抢掠，共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伤员、干部家属及革命群众200多人。

“竹沟惨案”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张云逸、朱理治、彭雪枫等发表演讲和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七】   又见到了徐特立同志

当晚，父母与孩子又见到徐特立同志。徐老见到他们也很高兴，他很详细地了解了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情况，然后很关切地询问起他们以后的工作，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临别时，徐特立同志从母亲手中抱过刚满月的孩子，他一边细看，一边语重心长嘱咐：孩子虽然是你们的，但也是我们党的，孩子是咱们革命事业的希望，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作为中国革命者的后代，你们定要好好抚养，精心培养！

徐老的话让父母非常激动，连连表示要牢记徐老的话，今后不管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首先要保护好孩子，最终将他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几十年后，我的大哥成为中国网架工程学会副会长】

怀揣密写的党组织转移关系，牢记伟大可敬革命老人的谆谆教诲，父母与徐老告辞连夜登上往阳朔、桂林方向轮船，踏上更艰苦的征途。到了桂林后，父母成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石磊同志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隐蔽在阳朔国民中学当教师。

石磊，真名曹瑛，1925年加入中共，1938年后在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 衡阳、南方局 桂林、 重庆八办，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湖南省委常委兼长沙市委书记、驻外大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改革开放后，任中纪委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父亲在自传中记述：”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5月18日，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到了桂林去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党明确由石磊同志和我们联系。石磊同志对我说，工作自己找，组织关系和活动由他负责。

在桂林原打算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因为在塘田王西彦给我介绍在广西地方干校的欧阳凡海同志，托他介绍工作。

后来碰到了潘超同志，他告诉我该校寿命不长，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注意，大家不要集中在一起，打进一个中学去很重要的。我和石磊谈起这情况，他同意这么办，所以我就未去找欧阳而去找金步墀（金步墀当时在广西教育厅编辑室工作），他叫我冒充安徽大学肆业，提大5岁，介绍我到阳朔国民中学任试用教师。

1939年6月，我们乘船到了阳朔，在阳朔国民中学任语文教师。阳朔国民中学的地下工作，就是领导学生演话剧，开展农村宣传、生产劳动”，因为“工作负责、积极”，国民党的广西教育厅不仅给了我一个嘉奖，后来还要我兼任导师、训导组长。阳朔离桂林水路一百二十里，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受组织教育。”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中记载：党组织建立前时期（1938—1941）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于1937年秋开始筹建，1938年8月正式宣布成立，10月首批学生入学上课，地址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从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

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党组织建立时期（1942—1943）记载;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记载：

“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1939年5月18日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周恩来传》记载：“1939年5、6月间，南方局遵照周恩来指示作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了隐蔽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活动方式，把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等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为以后“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可是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撤走时我却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1941年春天，我接到石磊同志由重庆来信。内容是我为生活关系到了重庆，望你们好好工作。我走了你们一定很寂寞，但不久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进货，我叫他来看你们。（信是用西式信封写的，原信在湘南被围时缝在衣服里被雨淋湿毁掉了）以后就无联系了，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也无任何回信。

[八]

“1939年6月，我们乘船到了阳朔，在阳朔国民中学任语文教师。阳朔国民中学的地下工作，就是领导学生演话剧，开展农村宣传、生产劳动”，因为“工作负责、积极”，国民党的广西教育厅不仅给了我一个嘉奖，后来还要我兼任导师、训导组长。阳朔离桂林水路一百二十里，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受组织教育。”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中记载：党组织建立前时期（1938—1941）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于1937年秋开始筹建，1938年8月正式宣布成立，10月首批学生入学上课，地址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从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

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党组织建立时期（1942—1943）记载;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记载：

“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1939年5月18日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周恩来传》记载：“1939年5、6月间，南方局遵照周恩来指示作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了隐蔽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活动方式，把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等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为以后“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可是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撤走时我却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1941年春天，我接到石磊同志由重庆来信。内容是我为生活关系到了重庆，望你们好好工作。我走了你们一定很寂寞，但不久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进货，我叫他来看你们。（信是用西式信封写的，原信在湘南被围时缝在衣服里被雨淋湿毁掉了）以后就无联系了，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也无任何回信。

【九】 在桂林师范坚持斗争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于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导致工作不顺利。

在桂林生活教育社会见了操震球先生（解放后任安徽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介绍与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我将情况向石磊汇报，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

父亲在自传中还阐述：“在桂师，我教教育功课。当时桂林师范有许多进步老师，如郭文杰、白凤山、孙怀琛等，（其中白同志我在邵阳办事处见过面的）。我们建立研究小组进行学习，并有计划地领导学生活动。桂师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广西学生军退下来的，都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广西学生军有较进步的表现，学校活动很活跃……

工作到1942年暑假，组织上一直无人来联系，桂林情况恶化。新知、生活书店被查封了，我们在校的工作也受了些注意，进步的教师一个个走了。我写信到重庆也不见复信。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几十年后她成为中国工程九院高级电子工程师】，我就和桂师一个派去富川国民中学做校长同事邀去富川了”。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中记载：“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

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

“1939年春，广西当局举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同意，中共党员杨东莼应聘为教育长，实际掌握办校大权。接着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广西省工委推荐和抽调了秦柳方、宋之光、周钢鸣、蔡冷枫、林路、潘超、苏曼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张景宁等爱国民主人士到校，担任各级干部，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掌握了各级领导权，参照抗大方针办校，致该校实誉为“南方抗大”。”《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第1536页：“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

第1533页：“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

“八办1938年11月在桂林建立，处长先后由吴奚如、李克农担任，地处桂林市桂北路138号，并在城北7公里处的灵川县路莫村设置电台、仓库及“招待所”。办事处下辖在桂林的中共组织有：八办机关总支、“三厅”特支在桂组织、桂林报界总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外省党员支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梧州特训班特支、新安旅行团支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支部、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共特支、抗敌演剧第4队、第5队、第6队、第7队、第9队的支部、新中国剧社支部以及单线联系的党员和南方局所属负有特殊任务的党外著名人士，如一直追随李济深的胡希明。”

【十】被迫撤离桂林

正当桂师党支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1942年夏，桂系撕下容共抗日的假面具，在广西掀起了反共逆流。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震撼省内外的“七•九”反共事变，由于叛徒郭潜（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和梁跃宝的出卖，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

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和中共中央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梅萍等一秕共产党员被捕，使广西和桂林市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为了保存我党的实力，省工委指示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桂林。毛文彦、肖雷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了桂师，欧维端、陈赐珍、刘流也迅速离开了学校。教师党员白凤山等也被迫易地工作。

桂林师范在唐现之先生主持下，延聘一批坚持抗战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到校任教，他们中有著名的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也有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当时由于战争影响桂林是大后方，不少文教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也给桂师提供了选择良师的客观条件。党积极支持唐现之先生办学，到桂师任教的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团结全校师生和唐现之先生一道，坚持民主办学，从而使桂林师范形成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校风，为党在这所学校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阳朔党史资料通讯》第三十期   1984年9月9日；牛继祥：我接触的几个进步老师：“肖克勤，现名肖杏村：湖南长沙西乡人。一九二六年参加共青团，后调往江西萍乡煤矿工作，1928年转党。解放后在湖北省教育学院任付院长，1983年8月离休。肖在抗日时期，在本地区任区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如果迟走两小时就没命了。后来敌人在全省通缉他，他于1941年6月逃到了桂林，当时想通过八路军驻桂办事处去延安，但在他到桂前，办事处已撤走，最后通过组织，才找到原在长沙一块工作过的阳朔国中陈啸天，陈把肖安排在阳朔国中学”。

肖杏村：我在阳朔国中的一些活动：

“我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26年在萍乡煤矿工作，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党中央作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指示，同时还指示，在必要时，经组织批准，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打进敌人内部去，搞合法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去了广西，打进教育界去……我就是1941年元月去桂林，通过陈啸天（安徽人，共产党员）的介绍，二月我到了阳朔国中当老师。

父亲在自传中阐述，当时党组织没有横的关系，在学校也没建立党的组织，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由于相互的思想一致，实际上也宣了，只是不公开向外声张罢了。1942年5月，我奉调离阳朔，到了桂林师范，在那里建立了党组织”。

父亲还记述了到富民国中的情况：因我鼓励学生联名告校长贪污，以鼓动风潮罪名被伪教育厅记大过一次，同时另方面思想上苦闷，情绪不安，决计返湖南找组织关系去。

12月我到桂北兴安中学教国文，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几十年后，她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正师级参谋】”

[《抗战中的我父母》全文发表中国作家在线网,这是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