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记者（一）

我不是记者

（一）

2010年10月6日，近中午，几乎同时，蔡先生和沈记者分别约我吃饭。问了一下他们各自的所在方位，“我们就一起吧”……

席间，蔡先生发了一条短信给江婉平，说新认识了一位你的同事，江婉平回：那是可以和我一起抽烟的朋友……我在外旅游，这次在外时间会长一些……父母在，不远游，心有不安……

10月8日晚，我请多年前文人工厂的老同事在常州宾馆吃饭。“文人工厂”这样的名称全国稀有……我1975年在那里待分配劳动，工种是清洗轴承。在同一个柴油盆里，将需要修理的轴承上的机油牛油洗净。有三双手给我留下了悲壮的印记——

李振家那双手，下班回到家，写就电影剧本《斗鲨》，成就了较早走红的电影。

想象京剧《三打祝家庄》一戏成名的陶文娟，扮上古戏装，手舞破轴承……

李诗序是归国华侨。知道他是央视主持人赵普的义父以及他是常州传授钢琴弹奏的“第一把手”，而当时洗轴承是改造世界观。

闪回——常州宾馆这个饭局，是为纪念一位不久前去世的老同事高建华……

开吃半个多小时，我接到蔡先生的电话：江婉平没有了！我急忙打电话给沈记者······

话说江婉平去世前，主创了数十期《常州晚报》的青果巷专题报道。采访工作量超大——“几乎敲开了青果巷每一户人家的门”。

她有次在青果巷的这家书店采访时，想到要联系我交流赵元任秘闻……居然从书店出来就遇到了我。

后来就有青果巷的原住民以为我是报社的记者；又有人看到我参与拍摄青果巷的纪录片，就以为我是电视台的……

（二）

1979年10月1日，我去拍摄丹阳的一座教会学校。我拍了凉亭里的井台，正准备拍老墙头上嫩青草，突然有人拍我后背，是带着袖章的民兵，凶巴巴带我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光脚穿解放军胶鞋，裤腿卷得很高。语态很“书生”，表扬了民兵警惕性高，一边对我说：“你走吧，我们学校不准拍照的”……

我转悠到老街上，一个大会场里面在开会，门外一小群人围坐地上。我准备拍一个“大会和小会”，到旁边小店的柜台上换装镜头；有人敲我后背，回头一看，三个神态严厉的青壮年将我三足鼎围。其中一人说：“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跟我们走”！刚才被民兵抓了，还没回过神来，现在又要进“局子”。

到了所里，几个人一起审查，搜查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相机里边的胶卷 拉了出来……

后来知道了原因。因为拍纪录片《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到过丹阳！现在看这片子大家会说没什么，可当年是全国批判的大“毒草”。

（三）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记者红包的企业，该企业老板潘传荣是原遥观镇党委书记。

农村较长时期内的干部有个共识——“宁可当大队书记不做企业老板”。过不多久，却有许多官员下海了……

官员做企业，比较重视宣传。我帮他们做广告，他们都以为我是记者。当时厉害一点的记者，都能支撑一个广告公司的业务。当年帮着陈道明和杜宪在常州的公司做广告，有记者证哒！车身上有“采访”字样，过收费站不用付费。

经常在一些活动现场，组办方示意我坐到记者一起，那样就能给我发红包。

以前吧，特虚荣，穿了件有“中央电视台”字样的短褂不怕人家笑话。新闻单位却总会给我 “画面”，“央视也来了”，上档次长脸哈！

也因此防备你。有次在上海齐鲁大厦，保安要求我出示记者证，我说“我不是记者呀！”对方指了指短褂上的标识……我解释“只是一件衣服。”

也有因此不当你一回事的。在一强拆现场，执行人员以为我是记者，训斥道：你看看现在哪有记者报道拆迁的？你再拍照我可以让你的相机消失！

（四）

也因为穿了那件短褂，农村的一位大爷向我爆料：我们村支书骗乡领导，乡领导骗县政府，然后再骗央中……水稻还在田里，就报道产量了。大爷可能不知道，粮食产量是可以预估预报的。

大爷说：报道说我们平均年收入两万……哪有啊？

这哪是哪哈？赶紧走。那大爷紧跟上来，高喊：记者同志！我！我还要反映……

话说我在2010年出了本书叫《天目》，相当于记者随笔，是给“天目湖中欧论坛”定制的礼品。《常州日报》的钱月航得书半年后问我：你的书何时出版？因为书名“天目”两个字，分别放置封面和封底，没有作者名字没有书号像个打样稿，可能被误以为是“内部参考的白包装样书”了。

沈记者说过：我们记者是完成指定的内容安排的任务，触角有限；你是主动所为做历史记录全画面！你不是记者但超越记者！

《天目》，来自天上的目光。

《常州》，证明我是真正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