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者揭开"鲧之死"的另一面

盗墓者揭开"鲧之死"的另一面

无所求

　　西晋初年，汲郡一个叫不准（fǒu biāo）的盗墓贼，掘开了一座古墓。黑咕隆咚中，他摸到一堆竹简，顺手点燃当火把照明。最终没找到金银财宝，却烧掉了多少无价之宝。幸存下来的那些竹片，拼出了一部颠覆后世认知的史书——《竹书纪年》。

　　这部书里记载的上古史，与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版本截然不同：尧舜之间并非温情禅让，而是囚禁与夺权；鲧（gǔn）之死也不仅因为治水失败，更牵涉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

　　笔者在前文《鲧，究竟死于谁之手？》中，列举了几种历史文献对鲧之死因的不同记载。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出自《尚书》，称鲧治水九年"绩用弗成"，舜"殛（jí）鲧于羽山"——因治水无功而被诛杀于羽山。但最令人震动的是《竹书纪年》的说法：鲧因反对舜继尧位，被舜作为政治异己流放乃至诛杀。

　　两种叙事差异如此之大，作为几千年后的读者，我们根据什么逻辑来判断、更倾向于相信哪一方？不妨先看看这两部书各自的来头。

一、鲁壁出书：《尚书》的前世今生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景帝年间，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毁了孔子故宅，意外发现墙壁中藏有一批古籍——《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皆以战国古文（蝌蚪文）书写。后由孔子后裔孔安国整理，献于汉廷。

　　书为什么要藏在墙壁里？因为秦始皇下令焚书。孔子第八代孙孔鲋，将家中所藏的儒家典籍偷偷封入故宅墙壁夹层，随后隐居嵩山，至死未取出。这批书逃过了秦火之劫，在数百年后重见天日，史称"鲁壁出书"。

　　需要说明的是，与孔鲋（fù）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叫伏生的秦朝博士，他也将一部《尚书》藏在自家墙壁中，并在汉初凭记忆口授，由朝廷派来的晁错以隶书记录，形成了《今文尚书》。而孔壁所出为《古文尚书》，两者来源不同。

　　《尚书》最早出自上古史官之手，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所记上起尧、舜，下至春秋中期，多数篇章为历代君臣的讲话记录。

　　《尚书》流传至春秋时，篇章已经散佚不少。孔子曾搜集整理，将其用作教授弟子的教材，成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但需要注意的是，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一生主张克己复礼、恢复西周礼制，倡导"仁政"与"王道"。在这样的理念下，他整理《尚书》时，势必要树立尧、舜的圣君典范，将鲧的遭遇叙述为对治水失败的正当惩罚——而不是什么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换言之，《尚书》的叙事经过了儒家之手。它不是纯粹的史实记录，而是带着明确价值取向的编纂。

二、竹简之光：《竹书纪年》的出土

　　据《晋书》记载，西晋咸宁五年（约公元279年），汲郡人不准，在今河南卫辉市一带偷偷掘开一座战国古墓。漆黑中他摸到大捆大捆的竹片，顺手拿来几根点燃，当火把找财宝，其余的便随手丢弃。

　　后来村民发现古墓被挖掘，竹简到处散落，告知了官府。官员们看到这些竹片大小划一，上面有字，字迹工整，数量巨大，便装了几车运走。由此揭开了中国学术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幕——《汲冢书》出世了，《竹书纪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编撰的编年体史书。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改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这是一部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按年编次，记载了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历史。

　　这部书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记录的史料与《史记》迥然不同，而且价值取向截然相反。《竹书纪年》以近乎冷峻的笔调，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记载包括：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这些记载彻底打破了儒家传承千年的"禅让"道德神话，把上古权力交接的残酷真相直接摊开，与《尚书》《史记》的正统叙事形成了尖锐对冲。同时代的《韩非子·说疑》也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可见此说在战国时期并非孤例。

　　正因如此，学界便将《竹书纪年》的出土，与鲁壁出书、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三、鲧之死：两种叙事的对质

　　回到鲧之死这个问题。两种叙事的核心差异在于：

　　《尚书》《史记》的说法：鲧治水九年，劳而无功，舜将其"殛"于羽山——是对失职者的正当惩处。

　　《竹书纪年》及《韩非子》等文献的说法：鲧反对舜继尧位，舜在夺权后全面清洗尧的旧部，鲧作为政治异己被流放乃至诛杀。同时被清洗的还有共工、驩（huān）兜等部落首领。

　　这不仅仅是细节上的出入，而是性质的根本不同：一个是"执法"，一个是"清洗"。

　　笔者才疏学浅，但在这两种叙事之间，更倾向于相信《竹书纪年》及与之相关的记载。理由有三：

　　其一，史书立场的差异。《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国史官之手，属于独立于儒家的编年史传统。它的记录风格本身就倾向于如实记载权力更迭与政变，没有美化上古帝王的动机。而《尚书》经过孔子及其后学的整理编纂，服务于"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对不符合"圣君"形象的史实，有筛选和重塑的可能。

　　其二，权力逻辑的合理性。鲧是颛顼（zhuān xū）之子、大禹之父，身份显赫的部落首领。仅因治水失败就被处死，在部落联盟时代，这样的惩罚未免过于严苛，也不太符合当时的政治惯例。但如果理解为舜摄政后系统性清洗尧的旧部——鲧、共工、驩兜等相继被流放或诛杀——整件事的逻辑就通顺得多。"治水不力"，更可能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其三，多源印证。《竹书纪年》的说法并非孤证。《韩非子》记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吕氏春秋》也有类似记载。这些不同来源的说法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叙事链条。

　　当然，笔者并非断言《竹书纪年》的记载就一定是历史真相。战国史官写几百年前乃至上千年前的事，同样可能有自己的立场。《竹书纪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给出了"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于它打破了儒家一元叙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或者说，另一部分真相。

　　一座被盗墓贼偶然撬开的古墓，撕开了一道被正统叙事遮蔽了几千年的帷幕。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历史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学派的专利。多一种声音，我们就离真相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