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

【释疑】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

无所求

　　这个题目是从《红楼梦》里借来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写小说时那份心情，我读《尚书》《史记》里关于鲧的那几笔时，居然也尝到了一点。

　　孔老先生韦编三绝地读《周易》，相传又删定《诗》《书》、修《春秋》，金声玉振，集大成于一身——他怎么会看不出《尚书》的那处硬伤？

　　《尧典》说鲧（gǔn）"九载，绩用弗成"，《舜典》说舜"殛（jí）鲧于羽山"。可治水九年没成功，在部落联盟那个年月，够得上一句话把人置于死地吗？孔子不可能没看见这个窟窿。

　　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难道又看不出《史记》这段交代有多勉强？"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一个摄政的臣子，出门巡视一圈，回来就把朝廷老臣杀掉——于情、于理、于逻辑，都难服人。

　　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在这件事上都多补了一句。

　　《尚书》把共工、驩（huān）兜、三苗、鲧一案处理完，紧跟着来一句"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写鲧之死，下面接的是"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

　　处置了四个人，天下人都服气；杀了鲧，天下人都说杀得对。这"咸服"与"为是"，我读着总觉得像是编史的人自己也不放心，非要把天下人拉出来点个头，好把这事坐实不可。凡是特意声明"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往往正是有人不认可的所在。

　　明知有伤，为什么还要这么写？

　　先看孔子。春秋之世，周天子说话不算数，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火连天，民不聊生。他开的药方是"为政以德，克己复礼"，讲仁政、德治、礼治，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修补回来。

　　这副药方要能落地，得有样板；样板只能往上找——尧、舜。上古圣王必须是道德完人，权力交接必须是和平让贤，"以德治国"才有一个可供效法的先例。那么鲧的死，就必须死得名正言顺——治水不力。至于他是不是因为反对舜接班而被清除掉，这个答案会把样板打碎，所以不能留。

　　这层心思，其实不是我瞎猜的。司马迁记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引的是董仲舒的话：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于是在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里"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写史是为了"达王事"——这话是西汉大儒自己讲的，白纸黑字。

　　再说司马迁。

　　他和董仲舒是同代人，《太史公自序》里那句"余闻董生曰"，董生就是董仲舒。后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原话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此人提的建议。武帝一朝，尧舜的圣君形象已经是国策的一部分，动不得。要说司马迁真看不出《尚书》的瑕疵，我是不信的。更可能的是，他和孔子一样，有比"细节真实"更要紧的事要做。

　　不过司马迁比孔子坦率些，他把选材标准明白写在了书上。《五帝本纪》末尾自己交代："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各家说法太杂乱、太不好看，士大夫们不好开口；我一一排比整理，挑其中体面的那些，写成全书的头一篇。

　　"择其言尤雅者"——这六个字，怕是中国史学史上最坦白的一句自白。他没说"我掌握了全部材料"，他说的是：我筛过，好看的留下，难看的舍掉。

　　那么被舍掉的那些去了哪里？三百多年后，从一座被盗墓贼撬开的魏国古墓里掉了出来。

　　所谓正史，或许就是得到统治许可、又符合当世体面的那一份历史。也正因为如此，它装不下全部真相，剩下的总得有个去处——这就是野史的生命力。

　　《竹书纪年》偏偏是最硬的那个去处。它是春秋晋国、战国魏国史官编的国史，在魏国那就是官方记载，按本朝标准也算正史——只是不合我们的正史。里面写"舜囚尧于平阳"，写益为启所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一桩桩全是血。唐代刘知几引到这些，只肯淡淡来一句"凡此数事，语异正经"。（严格说，这几条是唐人注《史记》时，从那座魏王墓的竹简里引出来的，归在哪一部名下，学界还有分歧）

　　不过，要替这本书更正一句常被夸大的说法：它并不是被哪一道旨意禁掉的。出土后晋武帝相当重视，交给荀勖（xù）、和峤（qiáo）、卫恒、束皙（xī）一批一流学者，前后整理了二十年，藏进秘阁，《隋书·经籍志》也著录过。它真正的死法乏味得多——原简亡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抄本又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一路散掉，宋人的书目里已经不收它了。清人朱右曾辑佚时说得透彻：学者"锢于所习"，因为它与《史记》和汉代经师的说法相抵触，"遂不复研寻"。不去研究，不去引用，用他的原话说，是"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被冷落，比被封禁更彻底。 禁书还得靠人去禁，冷掉的书，只需要所有人都不去抄它。

　　可它的史料价值终究抹不掉：《竹书纪年》可校正《史记》战国部分的错乱，不少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相合，还被列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辅证。今天能看到的，一半是清人从古书注引里一句句辑回来的"古本"，一半是明代冒称沈约注的"今本"——多数学者认为后者掺了后人伪托。

　　绕一大圈，我反倒更能体会这两个记史、编史的人。

　　孔子整理旧籍，是想给乱世开一剂药；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受了宫刑，还是把《史记》写完。他在《自序》里把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排成一串，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那串名单的最后一位，是他自己。

　　他们都不是撒谎的人。他们是被一件更大的事牵着走：一个要救当世之道，一个要成一家之言。为了这件大事，手边的材料就得取舍，取舍就得有标准，标准就得合乎时代的体面。合乎体面的进了正史，不合体面的进了古墓。

　　所以"鲧之死"这笔账，写到这儿才算完：它不只是一个上古部落首领的冤屈，也是两千年来所有编史的人共同的难题——真相与秩序，能不能同时兼顾？若只能挑一样，前人挑了秩序，而且明明白白告诉你，他挑了。

　　记史者，编史者，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

　　——以上当然只是我一个外行隔着几千年的瞎揣摩。死者不能开口，谁也没法替孔子和司马迁"招供"。猜错了，请方家指正。

　　（写作中用 AI 补充核对过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