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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杜甫诗歌的力量从何而来

何伯良 最后编辑于 2021-06-28 08: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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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杜甫诗歌的力量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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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一年(752年)秋,杜甫与诗人高适、岑参、储光羲及薛据等同登长安南郊慈恩寺塔(即今大雁塔)。事后除薛据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了下来。同为奏响盛唐之音的大诗人,在共登佛塔时,其胸怀境界是不一样的:岑参感佛理,“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高适期仕宦,“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储光羲赞塔势,“崱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唯杜甫不合时宜,开篇自嘲“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结尾哀叹“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三年后(755年)“安史之乱”,再回头看杜甫的诗歌,就如“先知”一般预言着唐王朝的危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诗歌的睿智与力量从何而来?与李白生性自由、狂放豪迈的天纵之才相比,杜甫的诗歌时刻着眼于社会现实与人生百态,深深扎根于传统,用他宽仁博爱的儒家情怀与诗歌巨匠的艺术手腕,烛照之、淬炼之、升华之,不仅使他的诗歌成为士大夫笔补造化、佐时匡政的利器,也因其人格而成为后世文人眼中的“圣贤”。

来 之 于 现 实

中华民族有着尊重传统、强调经验、借鉴得失的“修史”传统,孟子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将著史看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隋代已成熟的“经史子集”四部观念则将诗歌归为“集部”,但《新唐书》称杜诗“善陈时事”,“世号诗史”。进而言之,上至庙堂卿相、国家大政,下至田夫野老、引车卖浆,无不被杜甫纳为诗材,将江左发越清绮与河朔贞刚气质熔铸为沉郁顿挫,从而将他所生活的时代最立体、最多维、最全面地呈现出来,成就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最为辉煌、悲壮的一段历史。

然而尚不仅于此,杜甫的诗歌力量还在于他的“彩笔昔曾干气象”,用他“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困顿记载了大唐盛世历经安史之乱的前后变化。盛唐气象无法缺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始终铭记“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的昂扬自信,珍视那“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进取精神,期许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志理想;然而杜甫也嘲讽“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瞋”的不可一世,哀叹“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甚嚣尘上,更多的却是秉笔直书、鞭挞现实社会人生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哀悯劳动人民的辛酸艰苦,尤其是《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及《秦州杂诗》《同元使君舂陵行》《岁晏行》等篇章。

即便如此,杜甫从未丧失希望,“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无论战时或战后,他始终寄情于国家、寄望于明主能臣。如果联系其他盛唐大诗人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杜甫不修仙求道,不参禅求佛,不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不对社会变乱不究不责,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质和担当。《毛诗序》称“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对于杜甫,他用诗歌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如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

来 之 于 传 统

杜甫是传统的集大成者。“集大成”最早由孟子颂扬孔子而提出,它往往是某一时代枢纽性人物或思想的标志,荟萃传统的几乎全部优点,以全新的“范式”或规则将其整合重铸,从而影响甚至改变它的历史进程,孔子如此,司马迁、王羲之也如此,杜甫同样如此。

杜诗集大成的特点,最早由中唐大诗人元稹所总结,其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话是:“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苏轼也曾评道:“故诗至于杜子美……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非常准确地看到杜甫诗歌本身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杜诗集大成的另一特点则由北宋“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所点明,他曾在《答洪驹父书》中说道:“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因此,强调向古人取法也成为江西诗派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

事实上,注重传统、复兴传统不仅是诗歌创作的源泉之一,甚至也是文化变革、时代发展的表现方式,中唐“古文运动”、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以及当代现象学对古希腊哲学的重新阐释,都是通过回归传统而开辟新境界。传统并不是僵化的陈迹,而是生命体验的痕迹,通过与传统对话,激活其内在精神,从而将自我提升到更普遍、更深广的境界。

杜甫自言“读书破万卷”“颇学阴何苦用心”,又总结自己“不薄今人爱古人”以及“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创作经验,可谓深深扎根于传统。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立足唐王朝现实社会,从自己的闻见思行出发,通过典故、炼字、炼意、拟句、拟篇等方式,借助赋、比、兴、夸张、白描、抒情、议论等艺术手段,并首开诗歌夹叙夹议之先河,在保持开放的历史构境中别出新意、自铸伟词,无论五言七言、律诗绝句,歌行乐府、古诗排律,一切都在表达着他的心声,而一切的心声也都借他的诗句传达。杜甫延续了历史,也开创了新的历史。

来 之 于 儒 家

儒家思想曾是汉代的指导思想,经历谶纬神学、魏晋玄学以及南北朝和初唐佛学,杜甫时的儒家思想已经式微。唐太宗颁行“五经正义”,杜甫远祖杜预所撰的《春秋经传集解》(即将《春秋》与《左传》合编并进行注解)也成为孔颖达疏解的经典之一。杜甫曾因祖父杜审言的缘故自道“诗是吾家事”,但在精神世界与情感本源上,则始终本于儒家,将《左传》羽翼春秋、劝善惩恶、阐扬道统、提倡道义与仁爱的精神,通过一物一事一感等细微之处,源源不断地表达出来,从而将儒家精神注入生活,奏响了韩愈李翱及宋代理学的先声。

儒家以“仁义”为本,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按照各自的社会角色践行伦理道德规则,从而“成圣成贤”。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梁启超称他为“情圣”,正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体现于他的表里两面。青年时期,他昂扬奋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旅食京华,他感受到“到处潜悲辛”;安史之乱爆发,他眼见百姓被强行征调兵役的惨状,痛悼老弱妇孺甚至刚成婚就被拆散的夫妇;身陷贼中,他冒死奔赴行在;进入朝堂,他不畏危难进谏而遭下狱;流落西南,他忠君恋阙,“每依北斗望京华”;听说打了胜仗,他“初闻涕泪满衣裳”。尽管他曾激愤地鞭挞“儒冠多误身”“德尊一代常坎坷”,然而另一角度的怀疑和批判只增强他的儒家信念,“进亦忧,退亦忧”,强大的忧患意识与诗歌创作的完美结合,不仅为封建士大夫树立了人格魅力和拓宽了精神世界的深广度,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先秦士子干预现实的手段——以诗文辅教化,用笔墨救人心。

杜甫不仅有着强烈的家国之爱,在他的笔下还有对妻子儿女的尊重关爱和对亲人朋友的关切与怀念,对村夫野老的真情厚意,甚至“无食无儿一妇人”他也仁慈宽厚;而对于他敏感的诗人之心来说,“一片花飞减却春”,一花一树、一物一事也仿佛从胸臆流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擎鲸碧海与翡翠兰苕等量齐观。杜甫真正践行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万物一体精神。

◎本文原载于《文摘报》(作者王瑜),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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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25 15:31:08 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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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生于常州,现退休,信仰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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