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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水利编辑的人生历程

葛维亚 最后编辑于 2021-02-16 13: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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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转载)

一位水利编辑的人生历程

鲁渝汉

         我是山东聊城人。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退休,曾任主任编辑。

1937年故乡沦陷,余甫入乡村私塾,约六年中由《百家姓》、《三字经》而《大学》、《中庸》,从《论语》、《孟子》,至《诗经》开篇之1942年,华北平原数省大旱,鲁西尤甚,复有兵匪蹂躏;乡民无以为生,四处逃亡。翌年,乃随父南往重庆投奔胞叔仙渠公;途中在陕西武功县滞留近年,先后在城关两所小学就读;再经川陕公路越秦岭抵渝。

        吾叔仙渠公,民初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该校当为国人去辫易装后首创之体育学府—曾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重庆大学,并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参加1936年柏林世运会;会后留德深造。回国后,因体育教育极不景气,体育教员尤为清苦,乃弃教从商,虽多经挫折而终于成功。吾叔有财力后,抗战时期不仅设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积极响应社会募捐,对于流亡重庆之山东青年学生与知识界人士尤多接济,或来栾家食宿,或为之介绍工作,直至就业。如齐鲁人士张象东先生,联合国国歌中译者李士钊先生,以及不少去台湾后发迹之山东人。我到渝后,在叔父严督,婶母抚育下由高小而初中高中,但未及毕业重庆解放,遂在参军参干热潮中,由中共地下党员通中学同学李文源介绍,进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干部训练班学习并入团,时为1950年3月。同年又经西南革命大学、西南军政委员会机要人员训练班尚未开学又于9月间分配于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人事科工作,从此终身在本会工作。

        长江上游工程局时在重庆北碚,与汉口的中游工程局、南京的下游工程局同属我国水利部于1950年2月在汉口设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该会接收了前中央水利部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前身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在长江上游之下属机构有北碚嘉陵江工程处、綦江闸坝管理处(抗战期间由导淮委员会建闸11座后设置)和宜宾的金沙江工程处、岷江工务所,及其分设的一批水文(水位)站和测量队,即悉归长江上游工程局。我与终身为友的黄三德兄(其祖父为与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戴沣的民国元勋黄复生)去北碚长江上游工程局报到时,该局尚未宣布成立,“革命干部”仅有军代表(红军)饶海澄夫妇和刘军亮、张素清夫妇,“新干部”则仅有我和黄兄。刘不爱说话,只是看看文件,凡是公文、报表都是我办,对我很放手。在几百人的人员花名册上,我见人人都有个职称,独我空白,便并无目的的顺口说一句:我的职称该怎么填?刘军亮未加思索说:就“科员”吧。科员以下还有要分几个等级的办事员,通常要晋升为科员得好些年,我上班不久就是。我离不开书,运动再紧张,一有空就得看书。以后才知道, 1953年初,綦江闸坝管理处转交四川,我调上游局所属的涪陵清溪场一等水文站,任指导员,并主管乌江下游各站,但未报到就先去武昌干部训练班学习,至9月结束才去清溪场。。1955年夏秋间,长委为了集中力量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进行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三局同时一并撤销,大部分人员调往汉口。领导问我是去汉还是留渝。当时我正“单恋”从1954年在上游局业余京剧团认识,当时在水文资料整编科工作,后来与我成为终身伴侣的徐女士,于是不顾工作性质而一口表示,我到整编科去。                                                                                           

        1955年11月,我与徐女士一行十几人奉命调汉口本会参加自清末至1949年的长江干支流历史水文资料的整编刊印工作,中经“文革”,直到1973年2月。

        因为编制长江流域规划要涉及中央许多部委和长江流域一些省市,非水利部所能主持,1956年乃以长江水利委员会为基础,拟建立一个由周恩来任主任、中央有关部委和流域部分省市参加的“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下设一个办事机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但该会实际上并未成立,而由长办主持工作,归国务院建制,包括三峡工程等大事,林一山担任主任。直接向周总理和其他主管副总理请示,水利部代管日常工作。

       林一山,山东文登人,1935年北京“一二、九”运动学界领袖之一,抗战时期参与山东根据地创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辽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建国后创建长江水利委员会。

       1973年年初,长委宣传处宣传科刘典科长突然到我所在的水文整编室来找我(猜想他已经征得水文处领导的同意),说要我参加写作。我以为只是约稿,只要能胜任,业余自然可以写。刘说,是借调,现在就把办公桌子搬过去。

        我启蒙于私塾,常年不断地诵背孔孟,潜移默化,于日后写作不无影响。因在农村时无书可看,进小学后便饥不择食大量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罗通扫北、七侠五义、说岳、三国、水浒……,进中学起转向巴金、鲁迅、高尔基、巴尔扎克等中外大作家的作品,故在18岁高一时已在重庆的《新民报.副刊》、《中央日报.学习》、和《世界日报》教育栏发表书评、散文和校园消息。我的处女作竟是《不成功的战斗—屠格涅夫“处女地” 读后》。解放后,如海绵吸水般我读了不少延安作家的作品,为的是能适应新的写作;并长期订阅了《文艺报》、《人民文学》。

        1973年初我刚进宣传处时, 正置军宣队进驻时期,此时一切宣传工作,包括一份内部报纸,仍未恢复正常。凑巧久已无书可出的人民出版社向长委约稿宣传长江。经双方研究后名为《万里长江起宏图》,32开,连照片十来万字百余页。这样一本小书,按说一二人执笔就行,结果为此成立了一个由军代表龙某任组长而多达十余人的编写组,两人一组分别去长江上中下游9个省市首府和更多的地县乃至公社去收集资料,包括出差、编写、统稿,又与出版社往返交换意见,历时近一年才出版。宣传处哪有这么多的写作人员,所以,绝大部分是从其他技术部门借用的。书出版后,除我一人留下外,其余都回到原单位。 此书完成,借调人员回归,宣传处的老编辑们也恢复了工作,我又参加了《长江古代水利史略》编写组。这本书的篇幅、难度都远远超过前者,系与多人合作,我是主要统稿人。

      《长江古代水利史略》完成后,其编写组撤销,我又调本处对外宣传科,除参与北京国际水利展为展板照片作说明和编辑《万里长江》杂志外,我作为撰稿人和统稿人,又出版了下述有关长江的书籍:

      《三峡大观》 中国水利出版社  1983年;

      《长江三峡》 香港万里书店  中国文化之旅丛书  1987年;

      《长江旅游大观》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长江》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理丛书  1989年;

      《话说长江》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编  1985年;

      《高峡出平湖》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5年;

      《1918-1949三峡工程史料汇编》 内刊  1996年;

      《荆北水利堤防纪要   荆楚修疏指要》 合刊本  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   1999年;

      《万城堤志  万城堤志续志》合刊本  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   1999年;

      《林一山回忆录》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4年;

      《长江流域地图集》(古代部分)地图出版社  2002年;

      《李荣梦博士纪念文集》 内刊  1993年;

      《长江志》 约6种200万字  特约编辑 1999年起。

        从1973年初至近年我参与编写、编辑的大部分出版物和两种内刊本,如按单行本计,约有22种书籍,500万字;如果将所编杂志及其他文字一并计算,应在千万字以上。30年我经手的这一千万字,按年平均则每年有33万字。

        这上千万字中,尽管大半是编辑工作,但,我这个编辑或统稿人所花的力气往往超过自撰。一般出版社的编辑,多为责编工作,书稿未达到编辑程度可以退稿,我这个编辑可是又撰又编,稿再差我宁肯多花功夫而未退过任何人的稿件。我热爱编辑工作,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进入专门出版社,又仅限于长江,而不是社科和文学出版社,与社会、思想和文学无大关系,看不到我所喜爱可与作者共鸣的好书稿。但与前22年的人事和水文生涯一比,也就很满足了。

        最后再谈谈与我此生不无关系的林一山主任。他并不认识我,他恢文革””复工作后也未召见过我。1985年,中央电视台《话说长江》大受欢迎,林是该片顾问,搞完后该台要趁热打铁将其解说词扩写成书,又请林找人帮忙。此事之联系人是时在北京公差的宣传处同事原更生同志(已故)。原与林家甚熟,与我共事能合作,他向林提名,正合林的要求,遂通知我林要我速去北京。这是我首次也是惟一一次飞京,首次会见林主任。这本由我与老原任特约编辑兼部分撰稿的《话说长江》出版后又受欢迎,于是,更加深了林对我的印象。此后至2004年的20年里,因林又应约为中青出版社续稿《高峡出平湖》和做《林一山回忆录》的编辑,又找我去,便不断去林家。林除去谈书稿和闲聊外,从未问过我个人诸如入党、职务之类的事。实在说,即使他关心,我也无意于此;我唯一求他帮助解决的,是请他出面准许我的女儿离开长江职工大学,她另谋教职。林主任虽然出面请学校放人,但因他已退居二线,校长和长委组织部不免敷衍,结果很不顺利;如果林在位当权,岂非他示意就得立马快办的小事。但无论顺利与否,我对林主任是心存感激的。

        2008年10月我与老伴自重庆乘船东下,为的是观看蓄水后的三峡。当我看到已蓄水到165米的江面时,今昔之比,真可谓翻江倒海,天翻地覆。不论至今国人对三峡工程尚有何异议,从林一山个人讲,他总算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在坛子岭俯视大坝和辽阔而浩瀚的长江时,我不由得自问自答,在三峡工程建设上有哪些关键人物?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的答案是除孙中山首次提出外,新中国的人物应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林一山。试想,这四人中缺一个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三峡工程。

        我能为林一山主任这样的大事业家服务,是荣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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