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汪孟英
年老的汪孟英医生
病家赠送锦旗
日前忽然得一消息，常州电视台《金色年华》播放了一档介绍舍妹汪孟英的电视节目，不仅在她服务的门诊部门采访她和病人，到她家里去现场拍摄，还把十多年前的采访节目内容也插入了进来。我家不过是一无权二无势的普通家庭，她丈夫是一名普通退休钳工，而她本人也只是一名退休多年的执业中医师，并不是什么三甲医院的顶尖医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电视台怎么会选择报道她，让我感到十分意外。
但细细想来，她这一生非常曲折艰难，但都能百折不挠走过来，确实非常不容易。
电视台首先介绍了我父亲。这里也简单说一下：
家父于1922年5月25 日生于一破落贫困的官僚缙绅家庭，他自己还一度身陷囹圄。1956年，34岁时开始从事私人开业当中医。打开局面是异常困难的，有些危重病人同意让他治疗，其实是本来已经绝望，“死马当活马医 ”而已。没想到，竟然让他治好了一些危重病人。仅仅一年多后，就响应号召进了一家联合诊所。以后诊所被政府收编，业务较好的医生进入“广化区社会福利医院 ”，有了国家正式编制。父亲的正式工资定为每月七十六元（当时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资只有 30 多元，集体所有制的只有 20 多元）。以后，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就诊病人人数天天在全院名列前茅。1964 年工资调整时，又加了一级，加到了八十多元。从业才七八年，不仅拿了高薪还要加薪，不可避免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埋下了祸患。
1966 年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了。医院的骨干医生被打成反动学阀权威，强迫挂着牌子跪在碎瓷片上。而父亲遭受的迫害最重，时间也最长。工资减半，天天挨批斗，不但在医院内受折磨，还先后两次被关押到市里集中监禁，一进去就遭毒打。
整他的那些人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狠毒手段来迫害他。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他们以“好人带坏人”的名义，到居委会把我母亲和两个在读的妹妹都下放农村。当时，我大妹汪孟英已经在工厂当医生，不属于城镇居民下放对象。但那伙人还不肯罢休，又到她的工厂去施加压力。工厂开始不同意，那伙人又通过市革会军队表，硬是把她也一起下放。
下放的农村是高淳的砖墙公社，是当时常州下放居民最偏远的地区，跨过一条河就是安徽地界。但是那伙人还不肯放过我父亲，非要在常州给他戴上帽子，才让他去高淳。
不久，我弟弟去金坛插队落户，全家只有我父亲和我还在常州市里。
父亲妻离子散痛心疾首，写了一首极度沉痛的古体诗，可惜已经不存。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痛苦消沉的时候。
以后父亲继续被体罚拖板车。他已年近半百，不仅要拖着瘦弱的腿拉沉重的板车，而且，全家城里的粮油关系都被注销，家里连煮饭的煤球都没有，他只好赶往北门的铁道旁捡拾煤块，藏在裤袋里带回家，黑煤灰沾在裤子上，无法洗，更无法洗澡。由于过度辛劳，后来还出现咯血。
1977年，开始改革开放。1978年我弟弟汪信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考取了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生。常州电台多次报道。那伙迫害狂依旧旧不落实政策。终于在1980年，医院新领导班子为他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他可能是常州卫生系统最后被落实政策的人了。在慢慢长达15年的欺凌，侮辱、批斗、毒打和强体力劳动后，终于熬了过来。
以后，全家都回城了， 日子逐渐好过起来。看到儿子做学问发表论文，父亲也总结了自己多年学术经验，写了 20 多篇论文，发表在杂志上。1992年还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全国医学学术会议
父亲退休后，依然有许多人登门求医。其中，既有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也有贫困的农民工，一些外籍友人也慕名而来，常常不但屋子里，连院子里都挤满了候诊的人，凳子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即使是酷暑和寒冬也是如此。不仅在常州，上海的一批企业家经常热情邀请他去上海看病。
2006 年，父亲 8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他原来就职的医院，求医的人到他家里扑了空，络绎不绝赶到医院来找他。可是，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于是，出现了医生躺在病床上替病人看病的怪现象，时间长达4月之久，由于躺着没法写字，院方还派了一个年轻女实习医生根据他口授替他写药方。
就这样，父亲的晚年一直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度过，直至临终前最后六个月。
再谈舍妹汪孟英。
父母亲生育了我们 8 个孩子 ，其中两个生下没几天就夭折了 。还有一个女婴刚生下就被遗弃 ，不知去向 。后来 ，二妹中年罹患癌症去世 。现在就我们两男两女兄妹四人。
汪孟英是我家长女 ，作为一个出生在苦难家庭的长女，她从幼年开始就帮助承担了家庭的重担，是兄妹中最勤劳 ，最坚强 ，也是经历最坎坷的 。
她三岁时因脸蛋上粘了一粒米饭，在厨房里被一只公鸡啄了一口，满脸是血。有一次，父亲抱着她牵着我到街对面开水铺打开水， 回来时灌了开水的汤婆子把她的腿烫了一个泡。爸爸妈妈好心疼。五岁时在上海的时候，我带着她从台阶上往下跳，她跌倒了，满脸的血。我没被母亲少骂。
她还没到上学年龄就开始帮家里做家务。在上海时，有一天，我生病在床上，她在天井里洗碗，突然“哇”的喊了一声，浑身湿透跑进来，大哭着喊叫：“不好了啊！”。我去一看，只见一根水柱从龙头顶上冲出来。原来她为了让出水快一点，不断将龙头拧大，将龙头的柄和盖子一起拧了下来，水立刻从龙头顶上冲了出来。
我现在还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想，她那时还只有四五岁就帮着做家务，越想越觉得真太难为她了。
回常州后，她还在上小学时，家里 7 口人的衣被都是她洗的，被子太大，洗不动就用板刷刷，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只能到井边一桶桶吊井水过来。
家庭经济紧张，母亲接了缝纫活，她功课再忙，也帮着缝纽扣洞，帮家里挣收入，维持生活。有一年深夜，父亲还身陷囹圄，母亲生了个妹妹。家里实在负担不起。母亲让她抱着这个襁褓中的孩子连夜送到一家人家门口，希望能得到收留。心中的酸楚可想而知。
她16 岁初中毕业，因患肺结核休学在家，17 岁时随父亲去广化区福利医院，学徒期5年。她一边继续做家务，同时还要上夜课，参加考试。1964年7月参加常州市卫生局组织的中医满师考试，她理论和临床均获得通过。没想到，当时常州出台一项政策， 中医学徒毕业后自谋出路。于是，考试合格者不得不离开医院到社会上当临时工，而不及格者则继续留在医院里，以后倒都转正式员工了。
她就只能以临时工身份到常州试驗机厂当厂医。文革开始后不久，转到纺织机械厂卫生所工作。
她还只有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次可能营养不良低血糖吧，昏倒街上。后来，还有一次站在凳子上擦窗子，跌了下来，当场昏迷。幸好都无大碍。
1970 年元月，她和母亲和两个妹妹一起下放到高淳农村。卡车开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到晚上还没安顿好，就有农民听说有医生来了，特地上门找她治病。她给了半片药，接着转过脸微笑着对我说，这里的人很少吃药，不像城里人吃的太多的药有抗药性，半片就够了。已经受了那么多委屈和不公平对待遭流放，她居然还那么淡定，甚至还能微笑。而我自己在送别她们回城的路上还是禁不住哭了。
在高淳农村收入太低，后来纺织机械厂的工人师傅盛汉阳十分同情她，设法帮她迁到武进县鸣凰塘田大队卫生所当赤脚医生。1975年4月按排到武进农药厂当厂医。
1992 年后，母亲中风卧床两年多，她天天来帮母亲翻身清洗，母亲虽然长期卧床，但直到去世都没有生褥疮。
她作为长女对兄弟姐妹也十分关爱。
弟弟汪信考上了南京大学研究生后，她还特地买了箱子送给他。而她那时候还在农村，经济还十分紧张。
1976 年冬天，为了取到最小妹妹的上调資料，她寒冬腊雪从常州赶到高淳，当时漫天大雪，从高淳借住的村子沿石臼湖圩堤的堤岸赶到办事处，大雪深及膝盖，雪地又湿又滑，她用一个棍子撑着，每天来回走 60 里，一路上湖岸边一片冷清，环顾四周茫茫雪海看不到一个人，万一不小心滑倒跌进湖里，救的人都没有。她就这样来回 3 天，共180华里，总算把妹妹的手续办好。
我妻子根据她的那次经历，画了一个女子在雪地上独自前进的一幅画，象征我们全家在艰难条件下的努力奋进。与她当时现场情景略为不同的是，天空出现了一缕阳光，远山和湖中的冰雪已经融化了，意味当时大环境开始转暖了。
她在农村足足呆了近十年，直到1979年回城到常州第三毛纺厂当厂医。1994年，五十三岁时退休。但一直继续从医，由于她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从不开高价药和滥开药，对病人也十分体贴，不厌其烦耐心详细讲解。找她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刚开始时去一两家门诊所，现在发展到六家，有的还远在市区以外，单位派车专门接送。今天，她尽管已经八十高龄了，但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每周都有12个半天轮流去这几家医疗单位就诊。实际上，即使是星期天，还是不断有人找到她家里来找她看病。而她只要一有空就忙着做家务，一刻也不停息。
尽管经济条件好多了，但依然非常节俭，住房依然是三十多年在市区边缘购买的，冬天和夏天空调和暖气很少开足。十分爱清洁，家里一尘不染，还常常趴在地上擦地板，甚至爬到凳子上擦窗子。
她一生经历那么多苦难和曲折，但非常坚强，我从没看到她在苦难来临时掉过眼泪。
因此，我深深感到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作者：汪忠 网名 兰陵孟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