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重要的先贤，在常州这块土地上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理水治水活动，影响深远。
首先，要说到范蠡。
阖闾和夫差父子俩当初在江南开凿运河的直接动因，都是为了准备战争。无论是吴楚运河，还是延陵运河，都确实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也为吴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同时为交通运输和商贸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两条长河告竣的那一天起，整个苏南就开始面临遭受更大更多更凶水灾的风险。
自从把太湖水域和芜湖水域沟通以后，长江来水及皖南来水骤增，整个苏南地区面临大水压境的风险明显增大。特别是每年春夏雨季汛期，长江洪峰凶猛，皖南来水奔泻，危险更甚。
常州作为苏南上游第一道屏障，特别是作为宁镇山脉以东一马平川的首道关隘，直接面对西部、北部多条来水，水患风险陡增，其利反成其害。
公元前473年，也就是越王勾践经卧薪尝胆灭吴夫差的当年，即命大将军范蠡坐镇常州开凿南运河，增加南北水道，疏导西面来水，以绝水患，继保苏南无忧。
其实，为了这条河，范蠡处心积虑，准备了十多年。
当年吴王夫差灭了越国，一举攻下越国都城会稽，越王勾践和谋臣范蠡等人都被作为俘虏和人质，由吴王带回了吴国。到了吴国，句践遭受了夫差的百般羞辱，还多次差点被伍子胥杀掉。勾践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不惜忍受“尝粪问疾”的奇耻大辱，磨砺复仇决心。这一切，范蠡都紧随左右，看在眼里，他下定决心要为句践雪耻。
终于，范蠡等到了机会。那一年，吴国大旱，延陵一带更是满地冒烟。范蠡乘机向夫差献上一计：兴修水利——在延陵修渠引太湖之水。此计被伍子胥识破，极力阻止。但此时伍子胥已经不被信任，夫差同意了范蠡的建议。
范蠡用的是伍子胥当年的老办法，他要打通一条从越国经太湖到延陵的水道，为以后的复国复仇留下伏笔。
公元前475年，范蠡奉夫差之命，坐镇延陵，开凿了一条长约十三里的运河，北通延陵运河石龙嘴，南入太湖。同时，他向夫差献上了自己的心上人西施，以充当间谍，并麻痹夫差。
两年后，范蠡协助勾践，成功灭了吴国。战争中，范蠡所开运河，承担了“轻舟奇兵突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要实践诺言，真正为延陵百姓解决水患，于是继续疏浚、拓展、开凿此河，终于开成了“南运河”。这条“南运河”的最大功能，就是将来势汹涌的西面和北面来水，迅速分流至南北水道，并适时调节太湖、滆湖与大运河水位。
延陵深受其利，人们为感谢范蠡，把南运河又称为蠡河。蠡河全长51.3公里, 宜兴境内21.3公里，称东蠡河；常州境内30公里，称西蠡河，一直沿用至今。
南运河，就成了常州运河水系中的一条主干河道。
从此，常州运河在整个江南水系中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一举奠定。
其次，要说一说春申君黄歇。
延陵运河诞生，紧密联系着地处延陵的“古芙蓉湖”。
芙蓉湖，是江南第二大湖，和第一大湖太湖一样，是当初江南运河的重要水源补充地和泄水库，与运河有重要关联，更是当时运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芙蓉湖，就必须说到春申君。
春申君（前314－前238），原来的姓名叫黄歇，楚国江夏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黄歇以“游学博闻”和“善辩”著称，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楚国乘越国内乱的时候，把越国灭了，把吴国原来的地盘设为江东郡。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楚王拜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前248年，在春申君的请求下，楚王又将他改封于江东郡，以原吴国“故墟”为邑。于是，春申君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同时，他也看到了芙蓉湖。
关于芙蓉湖的记载，最早始于东汉，依次如下：
东汉《越绝书》载：“无锡湖周万五千顷，其一千三百顷毗陵（常州）上湖也。”
南朝《南徐记》云：“横山北曰上湖，南曰芙蓉湖。”
唐《吴地记》称：“无锡湖周一万五千三百顷为晋陵（常州）上湖。”
唐代茶圣陆羽说：“惠山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南挖长洲，东峒江阴，北掩晋陵，苍苍渺渺，迫于轩卢，一望皆菰蒲荷菱，为江南烟水伟观。”
马可波罗著《寰宇记》曰：“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一谓无锡湖。”
由此看来，古芙蓉湖的芳名分别有：上湖、射贵湖、芙蓉湖、无锡湖。
无锡湖的名称肯定不对，是个谬误。《越绝书》、《吴地记》中讲到的毗陵、晋陵肯定也不对。这都是后人用他们当时的地名来描述的，而在战国时期，这些名称都还不存在。比如：无锡这个地名的出现，是汉高祖五年（前202），在这之前，属于古延陵地的一部分。这一年，春申君已经死了36年，所以春申君不可能治理一个不存在的“无锡湖”；毗陵和晋陵的地名也不存在，那时就叫延陵。鉴此，“无锡湖”这个名称可以完全排除。
上湖，当时吴国国都在延陵以东，该湖也在延陵东部，称国都方向为“上”，是遵礼而为。这个，可以有。
射贵湖，以地名而称。苏北有射阳湖，也叫射陂；苏南有射贵湖。
芙蓉湖，应该是最贴切的，一是后来历代都这么叫；二来最符合实际情况。芙蓉、水芙蓉、芙蕖、金芙蓉、草芙蓉等，都是荷花的别称之一，芙蓉湖，是盛产莲藕、盛开荷花的地方。常州地方志记载： “湖面百里，一望皆菰蒲荷芰，为江南烟水伟观。皮日休、陆龟蒙与毗陵魏不琢载酒赋诗，由此经震泽（太湖），穿松陵（吴江），抵杭越，目其舟曰‘五泻’。”（宋《咸淳毗陵志》卷15）。
所以，较为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古芙蓉湖，延陵上湖，也叫射贵湖。
按地方史志记载，历史上的古芙蓉湖，位于明代的常州府所辖无锡、江阴、武进三县的交界处。为什么要把坐标点放在明代？因为这个大湖是在明代因政府行为而被“围湖造田”、逐渐颓败消亡的。
春申君来到古芙蓉湖，只见湖面广袤，碧浪滔天，南北相望百余里广，东西更是港浜无数，绵延不绝。山峦起伏，层层叠翠；水天一色，风荷飘香。真是天造地设，人间大美。
然而，大美就有大悲。当时苏南水患频繁，对这个大湖的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春申君治理芙蓉湖，是以原有小岛大墩为中心，筑湖堤，开凿河浦。并在最先开拓出的陆地上设置了上、下两屯，垦拓农田。
在延陵东部，据《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记载：“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去县三十五里。”沟通了古芙蓉湖到太湖的泄洪水道。
春申君还“治水淞洪，疏导入海”，疏浚了苏南广大地区的东去入海水道。现在上海的黄浦江，之所以又叫黄浦、黄歇浦、歇浦、春申浦、申浦、春申江、申江，上海又名申城等等，就是因为春申君在两千多年前疏浚了这条大江而得名。
在延陵西部，即后来的常州府江阴县界内（同样，战国时期还没有“江阴”地名，当时属延陵地。晋太康二年（281）置暨阳县。南朝梁绍泰元年（555）建治君山之麓。因地处长江之南，北阳南阴，遂称“江阴”，为“江阴”这个地名的开始）春申君在这里开凿了申浦河、黄田港，以连通长江和常州运河。后来百姓所称的申港、黄田港这些地名，都是因为春申君黄歇的缘故。
明《江阴县志》记载：“申港，县西三十里，自三山石堰北行入江，相传为春申君所开。”
《大明一统志》曰：申港河“自大江南导分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
清光绪《江阴县志》则说到：“黄田港在澄江门外，春申君开以灌田，故名，为江湖出入总汇”。
黄歇这个人，对整个苏南地区包括江南运河和运河水系的完善，是有贡献的。但他也是破坏古芙蓉湖的第一人，从他开始，这个江南第二大湖，就慢慢被围成圩田，水体萎缩。由此，古芙蓉湖对大运河的供水功能和与大运河的调节功能，也大大减弱。到南宋前，古芙蓉湖就已经基本消失了，只留下芙蓉镇、芙蓉乡、芙蓉山、蓉湖庄，莲蓉门、莲蓉桥等这些古老地名，令人感叹。
再次，要说到几位皇帝对大运河的贡献。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是历代皇帝下令干的一件大事。这么大的工程，如果不是举国之力，谁能有那个能耐？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这位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皇帝临死前做了件事，起码对我们常州来说是件好事：他下令开凿了几条重要的河道，其中，与我们有非常重要关系的，就是开凿了丹徒至丹阳的运河，并与延陵运河的奔牛河道接通。“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曲阿，故曰曲阿。”（《元和郡县图志》卷25《丹阳县》）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朝廷广征徭役修凿苏州至浙江嘉兴的江南运河南段，与原苏南运河贯通。
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元帝司马睿为解决漕运，再次开浚苏南运河，并出京口（镇江）至广陵（扬州）。至此，江南运河基本完成。
南梁，“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六里五埭注句容县，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顾野王《舆地志》）南朝梁大同元年（535年），始建于常州延陵运河上的新坊桥，就是横跨古运河的例证。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始建东都……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隋书·食货志》）这就是隋炀帝疏浚、拓展的通济渠。
同年，隋炀帝“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邗沟，历史上多次疏浚，隋开皇七年（587年），“夏四月……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上》）原国民政府江苏水利署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水利史教授武同举著《淮系大事年表·水道编》指出：“古邗沟多纡曲，隋大业复开，此后世运道直径之始。”
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于“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
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这就是隋炀帝拓浚的永济渠。
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杨广先后横征百万民工，“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181卷）
江南运河北起镇江，东南向经丹阳、吕城、奔牛、常州、无锡、望亭、苏州、吴江、平望、嘉兴，在此折向西南，经石门、崇福、长安、临平，进入上塘河，到杭州西南的大通桥处，汇入钱塘江。
江南运河的水源，主要依赖长江和太湖。以常州为中心标志点，常州以上靠长江灌注，常州以下得太湖、古芙蓉湖补充。
从吴王夫差开凿延陵运河到江南大运河形成，共历时1105年之久。
而值得常州人骄傲的是，在这条大运河中，延陵运河是最古老的一段！同年，建江南运河最重要的水利枢纽“奔牛闸”，以节制、调节长江注入运河来水和运河上游来水。
江南大运河的完全建成，对古代长三角地区的商贸、经济、社会、文化、城镇等各方面的形成、建设、交流、发展和繁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伟大意义。这条大运河的建成，也使太湖流域江湖河汊的整个水系，形成东南西北泾渭分明、水脉清晰的有序网络。常州，枕江蹈湖，中贯运河，水脉枢纽，势扼三吴，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要冲”和“中吴要辅”。
江南大运河告竣通航，宣告南北大运河也就是京杭大运河从此诞生。说到这里，不得不提隋炀帝杨广。在后世史官和中国老百姓的眼里，隋炀帝是史上最坏的皇帝之一。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强势王朝却又二世而亡，首先是秦王朝，再就是隋王朝。秦始皇争议多多，但他一统天下，功盖千秋。而隋炀帝，身后留下千古骂名，成为奢侈糜烂的代表人物，实在有失公允。不说他厉灭群雄、拓展疆土、开通西域、力御外患，单就贯通南北大运河一项，就应该彪炳史册。
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为中华民族后世留下了享用不尽的宝贵遗产，为中国赢得了“运河帝国”的美名。
综观各种史料，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十分明了：首先是要遵从“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履行皇帝职责，北上南下巡游，威慑天下，巩固政权；其次，因“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特别是开凿北运河，就是“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隋书·阎毗传》）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发动战争，攻打高丽，才开凿此河；再就是促进南北经济，加紧控制天下财富特别是江南钱粮。
当然，史料同时记载杨广巡游时乘坐的龙舟高4.5丈，宽5丈，长20丈，共四层，最上为办公宫殿，中间两层是休息、玩乐等豪华包间，最下是奴仆和水手的工作间。船队之庞大令人乍舌，后妃、宫女、百官等分乘几千艘舳舻，船队长达200里，人数超过20万。更有甚者，竟令上千脂粉宫女上岸背纤。这些小娘子哪干过这个？个个红妆零乱、娇姿百态，杨广在龙舟乐在其中。炀帝的奢靡之风，可见一斑。
但不管怎样，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其重要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一是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控制，特别是政治和军事的绝对控制，巩固一统天下。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翁俊雄先生在《唐宋运河之古今》中说：“从唐末至南宋，经历了统一、分裂的反复过程；而运河也经历了通畅与阻断的反复过程……运河的命运与统一局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能通畅，就会出现统一局面；它若阻断，统一局面势必瓦解。”；
二是利于漕运，繁荣商贸。《宋史·河渠志》说到根上了：“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运河，也使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迅猛发展，曾任常州刺史的李栖筠的儿子、唐宪宗时的宰相、地理学家李吉甫编修《元和郡县图志》中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闵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唐中叶的另一位宰相、史学家杜佑也说，：运河开凿后，“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三是功于水利，发展农业。宋代精通多门学科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自己“出使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斗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既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运河北段形成，黄河水患顿减。江南运河的水利作用，尤为明显。此河流经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贯穿江浙大平原，使太湖流域的农业耕地面积剧增。江南水乡的湖、河、浦、渎、渠、沟、塘逐渐网格化的形成，就是以江南运河为主干而开始梳理的。这些对江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朱熹真传弟子、南宋理学家詹体仁在《泉南杂志》中说到：“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馈运，资国信往来而已，苏、秀、常、润田之高邛者实赖之。”
四是形成“连江通海、水陆并进”的大交通格局。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黄河、长江、钱塘江都有天然良港出海，大运河则连通转输，沿海的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格局。隋唐，日本使者、遣唐使、留学生、及高僧频频西渡来华，不管是从北路、中路或南路登陆，必从运河来往。鉴真大师屡次东渡，也都是在扬州“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出海”（《唐大和尚东征传》）而且，大运河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上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沟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作用巨大。
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作家郭志坤先生著《隋炀帝大传》肯定道：“整个南北大运河贯通了中国东部平原的广大地区，沟通了京都与黄河下游南北、长江三角洲和浙东平原富庶经济地区的联系，支撑了隋唐，特别是唐王朝。运河沿线的长安、开封、魏州、贝州（清河）、幽州（北京）、宋州（商丘）泗州、楚州（淮安）、扬州、润州（镇江）、常州、苏州、秀洲（嘉兴）、杭州、越州（绍兴）等都成为最著名的经济都会和重要城市。大运河交通的开凿和发展，正是促进这些城市繁荣的基础。”
既然南北大运河有如此重大意义，隋炀帝又为何遭受那么大的非议呢？主要是隋炀帝为了达到目的，所用的手段及其过程极其残酷。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为此曾作过深入研究：隋大业八年间，隋炀帝一共上马了22项国家工程，横征劳力总共3012万人次，而当时的人口才4600万左右。八年间每年征用劳力近400万，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开凿通济渠，征用100多万河南和淮北劳力，河成，劳力死了三分之二。开凿永济渠，男丁不够，役使妇人，时间紧，任务重，死伤无数。敕穿江南运河，强征劳工360万，稍有不慎，刑杖恶罚，棍棒毒打，不到一年，死了250万劳工。
这条大河，在隋代，就是条血腥之河，哀嚎遍地，冤魂不散！
所以，隋朝整整一代人，深痛恶绝，铭刻在心！隋朝，也因这条大河，“为其国促数年之祚”。
隋朝人，从骨子里恨透了他们的皇帝。地狱般的生存环境，永无止境的血腥劳役，家家户户的老墓新坟，名目繁多的残酷苛政，使每一个人都不会去想到这条大河的任何好处，几乎都定论为“亡国之因”。
这种几乎异口同声的评价，一直延续到唐初、唐中期。随着历史的进程，时间的推移，对隋炀帝运河杰作的评论才开始慢慢转变。
将近200年后，唐代宗时期宰相、经济改革家、理财大家刘晏说话了：“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经底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业也。”（《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
“安社稷之奇业”——给了隋炀帝和大运河极高的评价。
唐宪宗时期宰相李吉甫也说话了：“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
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皮子文薮》卷4《汴河铭》）
所以，皮日休发出如下感叹：“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计多。”
此评甚善。
在我们中国，运河在唐代以前一般被称为沟、渠、漕渠、漕河、运渠；宋代才开始使用“运河”之称；元代以后，“运河”才逐渐成为通称。我们下面所讲的大运河，特指延陵运河即江南运河、隋唐运河及京杭大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