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年6月1日，恰逢常州荣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十周年。常州，这座承载良渚遗韵、吴越风骨的千年古邑，曾多年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荣失之交臂。从1986年的婉拒到2015年的梦圆，三十载跌宕起伏，映照出一座城的文化觉醒与坚守。本文回溯常州申报之路的曲折与荣光，记录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抉择与故事，更致敬为名城之名积极奔走的人们。十年回望，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交织着思考与荣光的“城市记忆”，感受常州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展现一座文化名城的尊严与温度。——编者
2012年8月我转岗到文物局工作的时候，正是常州开始新一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的档口，我有幸参与、见证了常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和梦圆。
常州是良渚文化、吴越文化、齐梁文化的核心区，是一座具有2560余年建邑史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她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史称“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一直是郡府治所地，按理应该是无可辩驳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所以申报前常州一些文化人自恋式地玩起了逻辑游戏:“历史文化名城在常州就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恰恰三十多年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直与常州无缘。连过去是自己属县的无锡和宜兴早已成为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让常州文化的颜面扫地。
据说1986年国务院宣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单前征求过常州意见，可是当时的领导基于城市馅心化存在于周边县域的现实，考虑古城的保护有悖于城市的改造和发展，特别是在当时中小城市学常州的“明星城市”的盛名下，婉拒了这种美事，孤意走上了一条改造老城的道路。等到梦醒时分，长期改造老城的思维和行为又一时停不下来，过度修缮的前后北岸、被拆的恽家花园等诟病接二连三被中央电视台曝光批评。常州名城之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搁浅，甚至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渐行渐远。
2011年7月省委副秘书长姚晓东到常州任市长。通过半多时间的调研，了解到“历史文化名城”是郁在常州文化人心中的结。作为想做一番事业的他觉得做好这件事对常州文化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对个人开展工作是一个良好的切点。于是契合常州文化人士的心境，在2012年市政府工作目标中提出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六大行动。再一次启动了尘封多年的名城之路。虽然他在常州工作时间短，没有人记得他还做了什么，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直让常州人牢记、传颂，人们还是把这个功劳记在了他的头上。其实真正在一线参与申报工作一线的领导应该是戴源、方国强和史志军等，当然还有当时的闫立书记和费高云市长。1986年到2015年这三十年名城之路对常州来说是一场跌宕起伏、曲折迷离的梦。
初点迷津
2012年常州市政府虽然提出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任务，但如何做好名城的保护和申报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个人敢说是明明白白的，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但这种摸索本身就是“保护理念的正本清源、保护机制的确立完善、保护措施的完备到位、保护手段的规范科学和保护决心的意志磨练”过程。
听说2000年下半年泰州申报名城就通过了专家验收，两年多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有拿到牌子，还在忐忑中痛苦煎熬。2012年9月我们跨江去泰州学习，泰州领导说我们即使通过验收了也还是很迷茫，验收专家提了好多整改的意见，正在逐条整改，拿到牌子的时间还遥遥无期呢。凤城泰州与龙城常州隔江相望，有着天然的渊源。泰州十分真诚、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他们全套的申报材料，给了我们依葫芦画瓢的最新模版。我们还是一头雾水，真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里着手，工作始终摸不着头脑，所以半年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2012年9月26日运河博览会在扬州召开，方国强副市长拜访了国家文物局相关领导，关强司长有三点明确指示，一是要做好老专家的工作，解开老专家对常州的心结。二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切实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三是要树立科学保护的理念，按照历史文化名城标准做好相应工作。扬州回来以后，我们好像路数清楚不少——解结、掘坝、强身、保护同步展开。（待续）
附：相关评论《小议常州“名城”缺席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