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了我在一中读过书，都会问我，“你是考进去的吗？”我总是笑着回答说，“我是混进去的。”
说“混进去”也没错，那个时候不要考，我是因家庭变故转学进去的，那个时候的转学非常简单顺畅，我在九中读完了初一，我的哥姐帮我去一中申请了转学申请。很快，一中就用宽大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外学区的学生。
跨入一中的大门，内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忐忑。当时一中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史，每一座大楼，灰砖红檐，历史感扑面而来；每一条大道，绿树成荫，浪漫感浸润全身。那座名闻遐迩的启南楼，廊柱式民国风，散发出深邃、神秘的独特学术气息，一大批青春期的孩子们每天都在启南楼进进出出，形成了独有的富含青春活力的校园图景。
我在一中只有短短的两年，真正是白驹过隙。但是这两年，我却获得了一生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小小年纪，我就在一中感受到了高光和荣耀。而最让我难忘的是我遇到了一批学术精湛，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们是我成长路上的导师、引路人。
我的班级
两年的初中生涯，我却横跨了两个班级。第一个班级就是自然分班的普通班级，第二个班级就是传说中的快班，进快班当然要凭成绩说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教改班。（此处有点嘚瑟）当时是没有教改班说法的，统一叫慢班快班。形势发展到今天，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倡导均衡教学，如果区分快慢班，你让分到慢班的同学和家长情何以堪？但是七十年代末期，国家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实施快慢分类教学，也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做法。
我的社团
一九七八年，一中恢复了学生会组织，我居然被学生会聘任为文娱部部长，当时我也很懵懂，为什么是我？是否是我在转学申请表特长栏目里填写了“竹笛演奏”和“合唱指挥”？没人告诉我答案，我甚至不知道学生会组织是干什么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学生会组织的任命，学生会主席副主席以及各个部的部长都在主席台上亮相。我当时的内心是激动又不安。激动是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不安是担心我的演奏水平和指挥能力无法胜任这个角色。当年一中有个民乐队，我虽然在里面吹奏笛子，还在汪柳平老师的指导下排练了《喜洋洋》《金蛇狂舞》等民族乐曲，但我自己总感觉，我在乐队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南郭。（此处不是凡尔赛）
我的老师
我有两任班主任，第一任班主任是化学老师江镜元。江老师高高帅帅的，书写的化学公式如行云流水，处理班级事务从不拖泥带水，在众多男同学眼里，江老师自带不怒自威的气场。第二任班主任是承亚玲老师。在男同学眼里，承老师可是妥妥的大美女，每天都盼着承老师多上几节语文课。因为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在初中阶段受到承老师的关心特别多，那种照顾，有的时候像邻家大姐，有的时候像我的母亲。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初三那年，承老师居然担任了我第一入团介绍人，在年级团支部大会上，由于我的入团介绍人是由党员班主任承老师亲自担任，我受到的关注度大大增加，我内心的自豪感澎拜到了极点，那是我在一中最高光最荣耀的时刻。
（此处不得不嘚瑟）
我的中专
1979年5月，同样因为家庭原因我参加了江苏省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后来被常州无线电工业学校录取。当我们录取分数送到学校之后，学校教导处林晓荣主任专门把我们即将去中专读书的同学组织起来座谈，一谈就是一个下午，希望我们能留在一中读高中。第一中学的那份真心真情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我不清楚有多少同学听了林老师的劝告继续留在了一中，我只知道我是满怀了万分的不舍，离开了心心念念的市一中，从此人生的赛道得以更换。
常忆一中景，难忘一中情。时光的列车早已驶离那段青涩岁月，年代的潮水退去，母校的轮廓愈发清晰。今天的第一中学也已经被浓厚的文化底蕴所包裹。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座百年学府，缔造了数不清的传奇。我们仅仅是一中的小小一份子，我们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母校，发自肺腑地感恩着母校。
